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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6日訊】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的黑惡勢力確實呈發展蔓延之勢。部分地區異常猖獗，已經“黑”得不輕，它的組織化程度已經達到一個小社會的地步：具有社會的結構、功能和運轉管理方式，而且人數眾多。并形成了如下一些特點：
中國青年報報道,有復雜嚴密的組織系統和規章制度，核心成員多固定，內部等級森嚴，對違反組織規定的成員有一整套懲戒措施。吉林長春梁旭東犯罪集團的骨干成員每月均能領取800元至3000元的工資，每周有一次“例會”。四川宜賓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狄紹偉集團”制定的《員工手冊》共四章十七條，內容包括對出賣、背叛、損害組織利益、不服從命令的處以割舌、挖眼、切指、斷雙手、斷雙腿等處罰，直至處死。制造常德劫案的張君犯罪集團從1994年至2000年的6年時間里，流竄重慶、湖南、湖北三省市，作案12起，殺死22人，殺傷20人，掠財500多萬元。張君為首的犯罪群體，就已經有相當的黑社會組織特征：組織結構形式嚴密，內部管理有序，有嚴格的入會規矩（像每一個加入組織的成員必須首先至少有一樁命案在身）和成員行為規范。
有一定的“勢力范圍”。在一個城市、一個村鎮，甚至一個街區，堅決不讓其他黑惡勢力涉足自己的地盤，有的在經濟領域把持某一行業的經營，壟斷某一市場的產供銷等。前不久，河南省警方破獲的鄭州一個由王張勇為“幫頭”的黑惡勢力。他們“管轄”的范圍就是當地的一家“天馬鞋城”，相當於政府街道辦事處的管轄范圍。
犯罪職業化。他們把犯罪作為一種職業，長期從事一種或幾種犯罪，裝備也日益先進。河南許昌摧毀的吳新太犯罪集團就擁有五連發獵槍、六扣轉輪手槍等200余支。人數一般較多，成員相對穩定。從最近一些材料來看，人數多在三五十人，少數團伙可達上百人。反社會性強。許多黑惡勢力作惡多端、殘害群眾，甚至連警察都不放在眼里。河南開封就曾發生過黑惡勢力襲擊警察、圍攻派出所的惡性事件。
此外是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所有的黑惡勢力都在積累財富，或是偷拿搶掠，或是走私販賣。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毒品泛濫，販毒分子與大陸黑社會勾結，販賣毒品。遼寧省原來毒品甚少，現在沈陽、鞍山、丹東、營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條街”。
黑社會性質組織頻頻制造惡性暴力事件，給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有的則欺行霸市，或占據某些行業，非法壟斷經營，嚴重干擾社會經濟秩序。而且他們的犯罪行為正逐步升級，對公共安全形成挑戰。有些黑社會組織在從事經濟活動的同時，還從事非法的政治活動。例如，上海、湖南、廣西等地的“中國黑手黨”、“梅花幫”、“群龍幫”等黑幫組織，其目的是：顛覆共產黨的政權，制造影響國際的政治事件。
為什麼黑惡勢力能卷土重來呢？
轉型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方面是生機和活力的迸發，另一方面又勢必伴隨著新舊體制、新舊觀念之間的劇烈沖突，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防范機制還沒有確立。由此，導致流動人口、失業待業人口大增。轉型期的“綜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會犯罪在內的各種犯罪活動滋生的溫床。
黑惡勢力的迅速“發展”還得益於他們與某些“公僕”的相互利用。黑惡勢力雖然有了“人力資本”了，但發展的條件還不夠，還需要“公僕”出面來扶植一下，才能茁壯成長。前不久央視新聞里報道，鄭州的一個街道（相當於鄉鎮一級政府）就把本地區的社會治安工作委托給了一群黑幫，任由這群黑幫亂打亂搶、收保護費等等，自己再收下黑幫們的“上貢”。而替政府收費的黑幫們居然還給自己起了一個光明正大的名字，叫什麼“治安管理委員會”之類的，真夠幽默的了。
黑惡勢力為獲取更多的財富，還向司法領域滲透，尋求“保護傘”。司法腐敗是黑惡勢力滋生的社會條件，警方破獲的幾乎所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背後都能找到腐敗的影子，以至引起了百姓“警匪一家親”的非議。有些警察非但不去抓黑幫，反而為黑幫們“保駕護航”。浙江溫嶺張畏黑社會性質組織就用金錢“控制”了一批當地官員。初步調查顯示此案涉及黨政機關干部42人，司法機關干部15人，金融機構干部10人。其中包括前溫嶺市公安局局長楊衛中。他們對張畏的關懷“無微不至”。張畏在溫嶺的別墅圍牆上甚至有一塊寫著“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牌子。
最近一段時間，全國各地警方正在加緊進行“打黑除惡”專項斗爭。根據公安部的部署，在這場為期10個月的專項斗爭中，全國將投入100多萬的警力。這明確表明了我們對黑惡勢力的態度只有一個───那就是予以堅決的打擊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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