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酷評”中的魯迅
近几年，“酷”（COOL）這個詞，在大陸走紅，影響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酷”風浩蕩，席卷之處，文壇也未能免俗。
在衛慧、綿綿、周洁茹等“新新人類”作家，以“酷”的沉淪方式閃亮登場的同時，文化批評界的所謂“酷評”也應運而生。正象“酷”本身并無准确的界定一樣，“酷評”也是個非常模糊的詞，大致是指一些針對文化名人的隨筆類的批評性文字。這類批評中的大多數，沒有嚴謹的論証、扎實的資料、甚至沒有一种起碼的誠實態度，只是印象式的、隨想式的、點評式的即興評論。王朔、王蒙、金庸、錢鐘書、巴金、余秋雨、姜文、張藝謀、趙忠祥、聶衛平等等皆未能幸免。而在被“酷評”的文化名人中，引起爭議最大的自然是魯迅。
對魯迅的批評實際上從八十年代就開始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尤甚，但是這些批評并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使魯迅批判成為文壇上的醒目話題的人是王朔。新舊世紀之交，王朔對金庸的批判引起轟動效應，之后便一發而不可收，在他新出版的隨筆集《無知者無畏》中，在他為《三聯生活周刊》寫的專欄中，對老舍、張藝謀等大家提出一針見血的批評。特別是他發表于《收獲》上的“我看魯迅”，認為魯迅并不是文學大師，其作品也并非都是杰作，甚至〈阿Q正傳〉也不是那么优秀。王朔的這几句對魯迅不敬的話，顯然是以49年后神化的魯迅為背景的。王朔的知名度和他坦率而幽默的文風，使近几年對魯迅的批判性重新評价，成為最近的大陸文壇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北京晚報》、《南方周末》等有影響的報紙都對王朔的批評性言論進行報道和評論，《中華讀書報》就此問題展開了專題討論。
但是，由于大陸的特殊制度背景，凡是敏感話題的討論，都無法直來直去，總要九曲十八灣地說話。最近，中宣部就收到來自魯迅的家鄉紹興市作協的上告信，指責現在文壇刮起了一股否定魯迅的歪風，強烈要求党的宣傳部門出面制止。据說中宣部已經發出指令：停止一切關于魯迅的討論。与此同時，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在今年第七期發表了朱振國的《不能听任“收獲”雜志嘲罵魯迅——致中國作家協會的公開信》。我以為，這种表態并不能說明中共敬重魯迅，中共所要保護和維持的，僅僅是靠強權和謊言制造的意識形態權威与偶像，魯迅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這類禁令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官方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從而保証政權的穩定。所以，關于魯迅批判的話題，無論是魯迅的批判者，還是魯迅的捍衛者，都不會直接触及在三十年代、特別是1949 年之后，魯迅被毛澤東及中共所利用所歪曲所捧殺的事實，而只能暗示或打“擦邊球”。
批判者只能：或指出魯迅的文學成就并不象被諸多文學史教材吹噓得那么偉大，魯迅的人格也決不象毛澤東欽定的那樣高尚；或委婉地把神化了的魯迅變成人間煙火味頗濃的魯迅，把無所不知的魯迅還原為所知有限的魯迅，尤其是他對自由主義的价值觀及其制度安排的不甚了了，他對以胡适為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攻擊，更成為魯迅批判的重點之一；或把思想斗士的魯迅變成難容异己的文壇霸主，他与當時文壇各路人馬的交惡，成了重新評价魯迅的重磅炮彈……這其中矯枉過正的傾向极為明顯，特別是論及作為思想家的魯迅，惡意的中傷和不負責任的主觀臆斷，成為魯迅批判的特色之一。比如，在揭示了魯迅作為一個人的弱點和他思想上的盲點的同時，也把魯迅的不妥協的戰士姿態，漫畫化為內心黑暗、心胸狹隘、与一切人為敵的小人形象，并以自由主義的標准貶低魯迅作為獨立不羈的自由斗士的形象。還有人繼續三十年代對魯迅的攻擊——魯迅与中共、与蘇俄、与日本人，都有极為曖昧的說不清的關系。甚至象韓東這類狂妄到自以為能夠比肩卡夫卡、博爾赫斯的江南小詩人，把魯迅貶為又臭又硬的石頭。
在思想言論的管制如此嚴酷的環境中，非但不應該反對、反而要全力支持破除毛澤東時代靠強權樹起的神化偶像，特別是象魯迅這樣的不能碰的偶像，也不反對對魯迅的作品、思想和人格進行重新的研究和評价，這也是清算毛澤東遺產和瓦解正統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更是研究中共是怎樣玩弄知識分子于股掌之上的一個突破口。總之，無論對魯迅的遺產本身的真正价值而言，還是對當前的思想建設而言， 49年以后的假魯迅都必須破除。關鍵的問題是：1949 年后被偶像化的魯迅，他自身的遺產應該負責嗎？如果魯迅本身有一定的責任，這責任究竟在哪儿？在破除了魯迅的神化偶像之后，我們還要不要魯迅式的不妥協的斗士姿態？魯迅對中國傳統的近于絕望的批判，對任何專制政治的厭惡和棄絕，對轉型時期的中國是否仍然是一筆不可替代的寶貴的思想資源。
二、被毛澤東捧殺的魯迅
魯迅的命運既幸且悲。幸的是，他生逢中國文人最有獨立性和寫作自由的時代，他雖然寫了〈紀念劉和珍君〉，卻能以自由之身終其天年；悲的是，他死后被他曾經同情過毛澤東所利用所糟蹋——被個人极權用于打斷知識人的脊梁和割掉社會的舌頭。我們這代人最初所了解的魯迅，是49年后那個又高又大又全已經成神成圣的魯迅，他是毛澤東之外唯一不能碰的神，但他只被毛澤東用于看門和咬人，如同農家院門口貼的驅鬼去魔的咒符，只要有誰招了毛，不但是當時招了他，過去招了他也要新仇舊恨一起算。魯迅不過是毛澤東打擊异己的棍子而已，而且是在不具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條件下被利用的。
在毛的手中，魯迅神圣得象万金油棍子，逮誰掄誰，不分青紅皂白，不講起碼的事實。批胡風就拿魯迅說事，全不顧及歷史事實——魯迅對胡風的信任以及兩人之間的交情：文革中批周揚及“四條漢子”，魯迅就更是現成的工具了，三十年代周揚等人与魯迅、胡風的論戰，全成了罪過；文革后批“四人幫”，魯迅又成了口誅筆伐的武器，在文革中最擅于把魯迅作為棍子四處開花的姚文元，也成了反對魯迅的罪人。
這种偶像化的、棍子化的魯迅，肯定不是什么好東西。但是49年后的魯迅被弄成偶像、棍子和垃圾筒，与他本身基本無關。魯迅的偉大是有目共睹。他在語言上最有創造性的，那种又黑又冷又沉又熱又鋒利又幽默的語言，是五四一代人的語言中唯一不可模仿的。魯迅的獨一無二既是思想深度上的、斗士姿態上的，也是語言上的。他的語言中有我最喜歡的唐代詩人李賀的陰森、鬼气。他的詩既沒有文以載道的道德面孔，也沒有“詩以抒情”的婉約情調，与其他的詩人完全不同，也与《聊齋》的鬼故事毫不相似。李賀的詩，讓我想到《呼嘯山庄》、美國詩人狄金森，感到長著毒牙齒的愛和地獄中的黑色汁液。可惜，李賀死得太早且被中國的正統文學史所貶低。
但是，一個死去的人被如此利用，打遍天下無敵手，他自己肯定也提供了某些口實。中共即便想利用，我也不相信，毛澤東可以象利用魯迅那樣利用胡适的思想遺產。如同中國人半個多世紀的對外開放，在西方那么多主義中為什么偏偏要利用馬克思主義列宁主義斯大林主義，還不是這些主義中有可以利用的丰富資源。毛澤東早在三十年代就對魯迅情有獨鐘，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証明了，毛澤東在魯迅那儿發現了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自以為是神，誰也碰不得，碰了就倒霉。如果翻翻魯迅后期与當時文壇上的眾人交惡的那些文字，就覺得他是個記仇記到骨髓里的人。魯迅的光芒全在前期，參加“左聯”之后的東西基本上難以卒讀。不僅是他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資產階級乏走狗的嘲諷，和對無產者文學的推崇，實在是思想觀念上的糊涂，而且他對別人批評的反擊中充滿了人身攻擊，這就已經是气量上、人格上的惡習了。
但是，“酷評”中最常提到的魯迅与林語堂、“新月派”包括周作人之間的交惡，則并不象表面上那樣簡單。我認為，魯迅与他們的最大差別是生命深層的東西。魯迅的陰、冷、黑、沉、尖、辣、烈都是中國作家中獨一無二的。他對中國的絕望是骨子里的，無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國人骨髓中的腐爛，所以他不僅在態度上而且在語言上也不跟中國的傳統有任何調情。特別是在“三‧一八”慘案的大是大非上，魯迅的道義勇气和思想深度，在當時知識分子中，的确是其他人難以企及的。一篇《紀念劉和珍君》，就可以使魯迅蔑視大多數知識分子。魯迅与林語堂曾經是同路，共辦《語絲》，關系很好。后來兩人的分歧乃至互為“仇敵”，表面上是由于兩人對“新月派”的不同立場，實際上則由于對“三‧一八”慘案的不同態度。魯迅忍受不了林語堂及梁實秋和新月派的那种旁觀者的冷嘲熱諷的閑适姿態。在他看來，面對全副武裝的政府對手無寸鐵的年輕學生的殺戮，林語堂等人的姿態即使不是幫凶，至少也是幫閑。如果是在平時，在面對其它問題時，一种源于道佛的悠閑，作為個人的人生態度本來無可厚非，但是面對類似“三‧一八”這樣的慘案，這种閑适的態度就几近于冷血，与促使魯迅棄醫從文的中國人看日本人殺同胞時的麻木之間，至多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魯迅和林語堂都批判過中國的傳統和國民性。但是兩人的深層態度則非常不同。把林語堂的小品文与魯迅的雜文比較一下，差別太明顯。魯迅是不留任何余地的決絕，愛之深与恨之切難解難分，其語言尖刻而沉痛、智慧而辛辣，有种挖祖墳的力透紙背。這也是魯迅与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區別。而林語堂則是怨恨和厭惡之中的纏綿。他的《吾國吾民》确實把中國傳統文化罵得挺狠，貶得很低，但他的語言是美文的，宋詞婉約派的，极盡風花雪月的纏綿和飄逸輕盈的瀟洒，我就想不通一個人在罵人時，怎么還能保持一种談戀愛式的或對著青山綠水抒情式的語言。也許經過西方文化的熏陶，養成了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紳士風度吧。后來林語堂移居美國，用英文寫的《人生的藝術》，在西方影響挺大，他說中國文人受老庄、佛家影響的這一路人生，是种藝術化的人生。我以為，這才是他骨子里的東西，才是他罵中國傳統罵中國人罵得那么溫柔敦厚那么紳士的原因。他好象不會尖刻，至多是幽默，而主調是感傷。他討厭傳統，從他定居美國可以看出。但他骨子里是傳統文人，作為個体，他沒有魯迅的力量，去擺脫和突破傳統的遺傳。
綜觀中國現代歷史，魯迅的文學成就、思想斗士的姿態和肩扛黑暗閘門的殉難精神，确實無人能夠与之比肩而立。要想超越他，不是多讀几本書、多積累點儿知識、多寫多少万字所能做到的。要有一种天賦的個人的深度才行。我一直不同意林毓生對魯迅的評价。与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相比，魯迅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里，最少傳統的束縛、最具尼采精神和殉難勇气的文人，正因為如此，他才有《野草》中的那种孤魂野鬼式的絕望和彷徨。魯迅作為一個獨立不羈的天才，不僅是當時中國的异己，更是傳統中國和49年以后的中國的异己，因而其价值就更顯得可貴。在中國，歷來不乏林語堂式的文人，獨獨最缺少魯迅這樣的具有尼采精神的思想斗士。當然，魯迅的激進和狹隘需要有另一种品質來平衡，但決不是林語堂和“新月派”式的閑适、高雅、冷漠或逃避，而是胡适式的寬容、平和与清醒。
三、晚期誤入歧途的魯迅
魯迅的后期确實寫了許多無聊的甚至被毛澤東利用且遺害至今的東西，他沒有堅守住“文學与政治之歧途”的立場，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獨立的超然的批判立場，走向“文學的階級性”的歧途。他參加“左聯”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誤和失敗。他四面樹敵，攻擊胡适等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執迷于“香汗”和“臭汗”的教條分野。他把小布爾喬亞挂在嘴邊，以輕蔑的口吻談及在當時的中國非常脆弱的資產階級，他不要寬容，而要痛打“落水狗”、“資本家的乏走狗”等等，但他自己也住在資產階級的租界里，享受治外法權帶來的安全。還在一些諸如誰拿了西方帝國主義的英磅，誰拿了蘇俄的盧布上耿耿于怀，几近于斤斤計較。他早年倡導個人自由，但對西方的自由制度卻充滿了不信任，他實在弄不清什么樣的价值觀、社會体制才可以保障個人自由的實現。另外，他對當時學院派的攻擊和對西方的偏見，肯定有他個人的心怀嫉恨的因素。胡适他們這些在西洋鍍過金的博士，一去北大就是教授，而魯迅這個去東洋學醫又半途而廢的野路子文人，沒有在西洋鍍過金，當官也就是個科員，去大學只混了個講師。以他當時在文壇上的成就和他自視甚高的自我評价以及不寬容的性格，不嫉恨才怪呢。
魯迅早期對“國民性”的深刻批判，在后期也陷入中國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綜合症，把抽象的無產階級作為道義基礎，拿下層人民說事儿，把那些自稱是代表下層人民的政党引為知己。當然，他當時進左聯，同情延安，也有出于道義上同情弱者的原因，在合法政府（強者）与在野党（弱者）之間，魯迅這樣的人，往往會不分青紅皂白地站在弱者一邊。但他淌過“左聯”的混水后，就知道了這其中的深淺与險惡，他晚年已經覺悟到了自己當時的選擇是錯誤的，看清了打著“人民”的道義合法性大旗的在野者的本質。可惜為時已晚，他的肉体已經不行了，再沒有机會以全新立場繼續思想斗士的創造性勞作。
有人常常設想魯迅如果活到49年后會怎么樣? 以他臨終前的清醒和決不妥協的、一個也不放過的性格，他的命運決不會比胡風好多少，至多是陳寅恪、梁漱冥的命運。因為，綜觀魯迅的一生，他對中國政治和統治者的批判立場一以貫之，除了對在野党的短期同情之外，對“辛亥革命”后的所有政府——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從未有過原則上的妥協。這也是他与胡适等人交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對在野的中共，他臨終前已經有了新的覺悟，即便他活到49年以后，短期的蜜月可能會有，但是長期做幫凶或幫閑卻決無可能。
另外，魯迅身上也有盟主欲，他在當時的文壇上之所以四面出擊，八方樹敵，是因為那些人不買他的帳。他罵所有文壇上和文化界的有頭有腦的著名人物，因為這些人對他沒有學生對老師、追隨者對盟主的尊敬和順從。而他對文學青年態度卻和藹可親，象柔石啦、蕭紅、蕭軍啦等等，他在這些尊他為導師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誨人不倦的感覺，滿足了他盟主的虛榮心。在魯迅留下的遺產中，能夠最好地証明他的盟主欲和導師欲的文字，無疑是他与許廣平之間的個人通信。他与許的師生關系，從真正的師生一直延續到兩人談戀愛和結為夫妻。我讀《兩地書》，怎么讀也讀不出他倆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導師對學生的口吻。這太可怕也太可笑了，從講壇上和文壇上當導師，一直當到了家里的床上。你還別吃惊，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好為人師，誨人不倦，管他是同事、朋友還是夫妻、父子，只要給他個台階，他立馬就踩上去發表訓令和教誨。九十年代中期風靡大陸的《曾國藩家書》，那副既為大家長又為道德權威、既是朝廷重臣又是家庭導師的面孔，最得中國知識人的羡慕、青睞和神往。還有八十年代紅遍文化界的〈傅雷家書〉，都可以作為中國大家長的典范教材。
四、沒有神圣价值的悲劇
魯迅后期的悲劇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劇，有他個性中的因素，但是我覺得，這种個人因素如此放大乃至于狂妄到失控的程度，有更深層的文化傳統上的原因。我們這個沒有宗教、沒有終极价值關怀的民族，無法給他提供一种更高的甚至絕對的尺度，使生而為人者有一份宗教性的謙卑和敬畏。我們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沒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絕對的彼岸尺度——無論多么偉大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我們的文化中能夠提供一种類似西方基督教那樣深廣的宗教背景，或者魯迅如果是個基督徒，那么在他寫完《野草》之后，當他意識到自己在這個文化中社會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過客之后，他就再也不會回到世俗之中与庸人們糾纏了。他的《吶喊》、《彷徨》中的小說以及前期雜文，已經把中國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背后是《野草》中的絕望，那种前面只有荒涼的墳的絕望，他在這個文化中已經無路可走，處在一种“荷戟獨彷徨”的狀態中。但魯迅与屈原的“眾人皆醉我獨醒”不同，屈原還相信明主，魯迅則什么都不信，是靈魂上的虛無主義者——在絕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絕望者，在孤獨中把自己提升為唯一的孤獨者；沒有對手的悲哀比有對手的失敗更讓他無法忍受。
處于這种狀態中的魯迅，前面只有三條路：自殺；走向与一切人為敵的唯我獨尊的狂妄；面向一個更高的絕對价值進行自我靈魂的拷問与對話。在中國這种沒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野草》中的魯迅和魯迅的〈野草〉已經是人生和創作的雙重盡頭了，他的眼中不可能再有更高更神圣的絕對价值，他在世俗中的彷徨、孤獨不可能找到真正的靈魂皈依。他不可能象耶穌精神所昭示的信仰那樣，在虛無中在怀疑中堅信意義堅持尋找，在被遺棄和主動放棄的孤獨中絕望中不放棄希望。所以，當人無法靠自身的努力拯救自己的靈魂、而又沒有超越自身的更高价值時，留給他的只有兩种選擇：不選擇自殺，就只能選擇唯我獨尊的姿態与世俗作戰了。他當時進“左聯”，既有道義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時有机會做一回盟主的原因。他与“四條漢子”的論戰，表層是“國防文學”与“大眾文學”之爭，實際上是“左聯”盟主地位之爭。他進去后才發現，人家請他去“左聯”，不是讓他做說了算的盟主，而是把他當作党的統戰工具用，這与他內心的自我期許完全是風馬牛，他肯定有一种被別人當工具玩了一把的屈辱和憤怒，他的那种“荷戟獨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以發泄他深受屈辱后的憤怒。
在中國，傳統中只有狂妄的人格神（圣君和圣賢所构成的圣人），而沒有超越世俗人格的真正的上帝。在這樣的世俗化傳統中，以魯迅的深度与天才，他怎么可能不自視為人格神，自視為几百年才出一個的圣賢呢？他的心中沒有上帝，眼中又能有誰呢？正是這种狂妄導致了他晚年的浮淺与刻薄，也導致他在49年后再一次作為毛澤東及其大小党棍手中的大棒四處開花。如果魯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有謙卑，《野草》之后的他就不會再与庸人作戰，也不會把自己降低為庸人，而是會寫出類似圣‧奧古斯丁的《忏悔錄》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那种超越性的東西。魯迅的悲劇也是整個中國知識界悲劇的縮影。心中沒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沒有對這神圣的真正謙卑和敬畏，我們就會永遠掙扎和沉淪在或苟活在世俗的權力、金錢、地位和名聲的泥潭中。魯迅還是掙扎和沉淪，而大多數人呢？別說掙扎，連沉淪都沒有，有的僅僅是苟活而已。永遠是急功近利的小聰明，不可能有大智慧大悲憫大道義大堅韌。狂妄必遭天責，這种命運，在狂妄得絕對、卑賤得純粹的漢文化傳統中，連集道義、智慧、深邃和堅韌于一身的魯迅也無力幸免，更何況絕大多數不及魯迅者。
“六四”大屠殺的規模和慘烈，遠遠超過七十多年前的“三‧一八”慘案；49年后的极權統治的嚴酷，也遠遠超過民國的任何時期。然而，我們至今還沒有一篇《紀念劉和珍君》，所以，盡管魯迅不是完人和圣徒，但他仍然我們這個冷血的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資源。
（《北京之春》2000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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