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0日訊】河南省南樂縣一伙人以“討債公司”的名義，在短短几年間，橫掃全國7省2市，瘋狂綁架人質17起，非法拘禁他人9起，敲詐勒索他人錢物達36万元。
今年3月16日，河南省濮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公開庭審后作出判決：主犯桑俊生、
楊保良、付春來、張進岭犯綁架罪、非法拘禁罪，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4年、14年、11年。
令人奇怪的是，當地陸續又有類似的“討債公司”浮出，還有人替“討債公司”惋惜，甚至叫冤。
“討債公司”國家已明令禁止，何以在南樂縣聲名顯赫，生意興隆？記者前往調查。
老張的歷險
1999年3月21日上午，山西太原。67歲的退休干部張錫銅在家中和老伴看電視。河南南樂縣人李慶軍拎著水果帶著兩個陌生人來訪。老張認識李，李是他女婿業務上的朋友，還在老張家吃過飯。
寒喧后李慶軍對老張說，他拉面來到太原，在路上碰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被碰的人想敲詐他，所以他想找老張幫忙。老張信以為真，便和三人一起下了樓。路邊停著一輛紅色的桑塔納。
“車牌是河南的”，老張事后回憶說。
老張剛靠近那輛車，一下子就被李慶軍帶來的兩個陌生人抓住手腕，粗暴地塞進了車里。紅色桑塔納開始狂奔。
“綁票！”被捂住嘴巴的老張腦里閃過一個念頭。一個陌生人威脅說：“想活就別反抗。”
李慶軍說話了：“你女婿王玉生欠我面粉款，把你綁走就是要讓他還錢。”有人往張的嘴里灌藥，他昏昏睡去。
醒來時老張被告知已經被關押在河南。這伙人逼著他往女婿家里打電話，只讓他說一句話———“快把錢給人家”。
老張開始過“人質”的生活————平時把門從外面鎖住，吃飯有人送，大小便在屋里。那個叫“三儿”的年輕人老拿殺豬刀在他面前晃，說不老實就捅人。
3月27日晚上，這伙人通知老張可以走了，但仍用衣服蒙住頭，押上了摩托車，開到一條大堤上。張見到了他的女儿和女婿王玉生，他還看見那伙人在數錢。
回到太原，老張就撐不住了，在醫院住了兩個月。
經南樂警方事后調查，梁村鄉村民李慶軍与王玉生有債務糾紛，王欠李3万多元面粉款。桑俊生得知此信息后，主動上門要求“幫忙”。
這只是桑俊生的“討債公司”很平常的一次交易。
桑俊生的“發家”史
桑原來是地道的農民。
1985年某月的一天，桑去北京賣面粉，賣了兩車，但打的是欠條。此后桑俊生多次要賬，未果。一气之下，桑約同村人上北京把欠其面粉款的北京人趙某綁回南樂。1万元債款很快拿到手。
桑也因此付出代价：拘留，罰款1000元。但桑總結說：“效果還是很好的。”
桑俊生以“討債”為業是10年后。1994年5月1日，在一個酒館里，桑俊生把組建“討債公司”的想法向朋友付春來、楊保良、張進岭和盤托出時，三人大喜，眉飛色舞。沒多久“討債公司”就隆重開張，鼎盛時達38人。
1998年前后是桑俊生最得意的日子。“討債公司”的聲勢浩大：几十人穿著統一的黃色馬夾，上面印有白色的“討債”二字，手持繪有白色“討債”二字的紅色三角旗，敲鑼打鼓，大聲吆喝著討債上門，气勢洶洶。
隨著“事業”發展，他們的討債工具也升級至鋼珠槍、單管獵槍、電警棍、麻醉藥等。
因桑討債有術，竟也震動一方，當地人認為桑俊生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找到了在南樂縣最便捷的發財之道：南樂地處冀、魯、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區，經濟上不富裕，但商業交易很頻繁，債務糾紛屢見不鮮，成為地方上的“一大難”。“討債公司”剛好解決這樣的“難題”，桑俊生是此行中的老大，自然威風非凡。
“我很委屈”
直到記者前往濮陽市看守所采訪桑俊生時，他仍固執地認為他所做的事(討債)是“合情合理不合法”。
桑說自己很委屈：“老百姓歡迎我去討債。很多債主通過正當途徑討不到錢才找我，他們大多已經對法律和政府失去信心。”
當記者問他“綁架和拘禁”是否也“合法合情合理”時，桑才承認“走到這一步，是自己不懂法”。但他冒出一句“如果當年工商局能把公司批下來就好了”。
原來桑俊生一直有個固執的想法———讓他以綁架為主要手段的“討債公司”合法化。他有一天跑到南樂縣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為他的公司申請注冊，當然被拒絕。不甘心的桑甚至就“討債公司”能否注冊咨詢過有關司法部門。
但濮陽一位政法干部竟然說：“如果工商局當時批准了桑俊生的注冊，規范其經營，沒准是件好事。”
債主們的想法
在南樂縣，記者發現桑俊生居然享有挺高的“聲譽”，尤其在債主們的眼里。
當地一位找桑俊生幫過忙的債主說：“原因很簡單，因為有的債務糾紛通過正當途徑解決不了，向上反映，沒人管；到法院起訴，要么是拖成陳年舊債，不受理；或者判決下來，卻執行不了。”
他說，既然“公了”不行，只得尋求“私了”。找桑俊生這樣的“討債公司”比較簡單有效。
“你以為我們愿意這樣嗎？”另一個債主說，“為了盡快拿到債款，我們不得不‘出血’，有時佣金占債務的一半。”
私人企業主楊周振當著檢察官的面對記者說：“(請‘討債公司’幫忙)明知違法也要去，錢不討回來，心里有气，堵得慌。”桑俊生曾為楊討回10万元，提走2· ５万。
“說句歪話，有人說桑俊生進去了，南樂縣有損失，很多債討不回來了”，楊的話里竟帶惋惜之情。
當然另一大幫人時刻憎恨并提防桑俊生這樣的公司，他們還欠著別人的錢，得時時刻刻擔心家人和自己的安全。
張錫銅和韓瑞強的家人們至今想起被綁架的情景還打哆嗦。
“討債公司”的生存土壤
當地一位知情人說，“討債”在南樂縣已經成了一种職業，不少人趨之若，“討債公司”的市場大了去了”。
“沒有那些‘討債公司’也不好，”現任南樂縣第二造紙厂老總的王進府說，“他們現在已經成了一种需要。我們厂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厂子在面臨倒閉的關頭剛進行改制，別的企業欠了這個厂子700多万元，通過种种正面的途徑就是要不回來。
“可惜啊，如果讓桑俊生幫我們要回哪怕500万的話，厂子早活過來了，能救多少下崗工人的命？”
南樂縣肉聯厂副厂長楊德朋無奈地說，他那100多號人的厂子就是被各种要不回的欠債拖垮的。
楊掰著手指告訴記者：“哈爾濱欠30多万，信陽7万多，大連9万，南昌10多万……現在都沒希望了。找公安，說不在管轄地，管不了；找法院，立案費、律師費、交通費、執行費一大堆，不知要花多少錢多少時間，只好找‘討債公司’。咱要的是錢，沒想過要違法。”
有了那么大的“市場”，更多的“討債公司”在或明或暗地活動著。單在南樂縣檢察院，就有另兩起以“討債公司”為名的綁架案處在公訴階段。
其中一起已決定不起訴。這是南樂近鄰清丰縣的一個自稱“要賬小組”的團伙，共4人。
另一起是李運良、吳占州、程中林討債團伙綁架案。該團伙已經被認定犯罪十余起。
檢察院未透露案子的細節。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討債團伙“討債”方式、動机与桑俊生的“討債公司”如出一轍。
當地人也說不清在南樂縣到底有多少桑俊生這樣的“討債公司”，但他們相信只要有那么一大批債主四處找人“干活”，這樣的“討債公司”就沒法絕跡，“死了一個，冒出更多”。
記者手記：信用制度的建立
欠債還錢，這是天理。桑俊生的話沒錯。但欠了債要不回來怎么辦，？
“缺乏有效的解決途徑”，濮陽法院一位法官照實說，“執行難不單純是法院單方面的事，不排除有主觀上的不努力，大多還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再有就是債務人藏匿財產，根本無法執行。”
當然還有找上級部門、托情等种种“正當”的渠道。問題是所有大路都堵住了怎么辦？“討債公司”應運而生，它用的是最原始的辦法———暴力。
但雇人討債，施以綁架、拘禁之術，畢竟法理難容。于是一些南樂人就陷入兩難：合法的債權用正常的手段難以得到保護，你用“有效”的方法達到目的了，又触犯法律了
專家認為，其實“討債公司”是“机制失效”誕下的怪胎————由于正常机构的功能不能完全起作用，欠債不還通過法律解決不了。嚴重的話，會導致黑社會組織介入，成為滋生“黑色經濟”的溫床。
簡而言之，大路不通就只好走小路。
但老走小路總不是辦法，在客觀上，“討債公司”不會產生任何社會效益，其行為只會构成對社會基本秩序的破坏，終將要消亡的。
令人擔懮的是，目前社會上頻繁發生、多如牛毛的債務糾紛不僅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還為地方治安和社會穩定埋下隱患。要從根本上解決，除了進一步拓寬解決債務糾紛的正常渠道外，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制度已經刻不容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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