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宣勇:輕視農民是危險的

楊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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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9日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懸。」這是一位中國農村問題專家對我說的掏心窩子話。中國改革開放22年,農村的發展是顯著的,但是城鄉結構性的矛盾沒有解決,2000年城鄉收入差距首次超過1978年。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根子主要在下面,即基層幹部的作風和素質。從2000年以來,發生在一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上訪和請願的群體主要是農民,究原因是農村干群關系緊張。

當前中國農村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有:農民負擔過重,大部分鄉村的村提留鄉統籌超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腐敗現象在農村基層幹部中滋生;一些土地承包期政策得不到合理落實;少數基層黨組織軟弱癱瘓,民主管理流於形式;農村宗教實力有所抬頭,社會治安在一定范圍內有惡化趨勢。

造成農村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幹部權力商品化,錢權交易嚴重;機構臃腫導致農民負擔過重,群眾產生對立情緒;基層管理弱化,群眾對基層組織失去信心。

中國農村基層幹部作風差的主要表現是:

一、腐敗之風盛行。

這些幹部或者單個或者集體貪贓枉法,以權謀私,大吃大喝,鋪張浪費、貪污、挪用公款。如某村黨支部書記和村長相勾結,1994年-1995年村和計劃生育開支中,僅招待費就達18萬元,被發現後竟說:「吃喝不算貪污。一肚酒精,兩袖清風。」他們私設小金庫,以拍賣四荒為名把村內各組上繳的5460元和房屋超占費1萬8000元,計劃生育五戶聯錢1萬2000元,以及農業稅2萬元統統裝入自己腰包。並於1993年截留救濟款3600元。

河南省平輿縣是國家重點扶貧縣之一,後劉鄉又是該縣中的貧困鄉。該鄉黨支部書記卻在上任後短短兩年中就有了52萬元之多的存款。據有關部門調查,該書記通過承包工程收取回扣,低價買進化肥、農藥、種子,又將它們高價推銷給農民,以鄉黨委名義直接到下屬企業索取錢財等方式,在短時間內巧取豪奪,成了貧困鄉裡的暴發戶。

二、基層政權痞子化。

目前中國農村不少地區出現基層政權「痞子化」傾向。這是因為鄉村基層幹部負有向農民收費等使命,其中一些不合理收費,正派的人收不上來,只有找一些「能幹」的人來干。這些人中出了不少村霸、鄉霸。山西省陸平縣常樂鎮前村黨支部書記兼村長橫行鄉裡,被村民比作黑社會頭子。他經常肆意打罵村民,邊打邊叫囂:「我是村長,村長就是你爸,就是你爺。」並糾集狐朋狗友胡作非為,最終落入法網。原山西省委書記胡富國說:「農村的基層政權沒有交到好人手裡,而是交到一個壞人手裡,這就太危險了。」

三、工作方式簡單粗暴。

1999年12月16日,甘肅省榆中縣清水驛鄉東古城村小學的學生有三分之一被趕出教室,原因是他們的家長沒有按時繳清公糧的鄉統籌款。為什麼家長完不成公糧任務孩子受到株連呢?該小學校長說:「這是鄉裡下達的任務,要求各學校這樣做的。」

更有甚者,1995年11月,安徽阜南縣一位老農民因為提留款問題被村幹部槍殺在家門口。那時他已經72歲高齡。

中國農村基層幹部這些輕視和蔑視農民的作風是十分危險的。中國農村社會目前危機的根源來自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實質是農村基層政治權力對農民經濟權利的過度侵蝕。因此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思路只有兩條:

一是要強化農村基層對政治權力的監督功能。可選擇部分地區進行農村民主政治制度改革試點,取得經驗後推廣。監督主體應是多元的。對政治權力的監督既包括對農村基層政權行權范圍的規范和約束,也包括對基層領導選拔、任用、淘汰機制的完善,以及對基層領導素質和政策水平的考察和培養,對腐惡要有懲治措施。

二是要強化農民經濟權利的自我保護功能。總的講是要提高農民的素質,增進農民對中央有關政策的了解,增強其組織能力和談判能力。營造有利環境,推進農村法制建設。

(轉自<<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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