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火車站脫衣搜身”案仍處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階段，但一個法理問題卻由法律界人士提出來。南方都市報記者昨日專訪知名律師朱小斌先生時，朱先生指出，按目前的法律，在此類不易獲取証据的糾紛中，弱勢群体還要承擔舉証責任，胜訴難度更加大。對于這些糾紛中的弱勢者，司法机關應考慮提供法律救助，主動取証以澄清事實。
警方筆錄至為重要
南方都市報報道，事件中，8位打工妹所在的工厂人事部的主管周先生曾撥打110報警，但是警員到達后，打工妹們由于恐懼，又不懂法律，未能大聲地站出來指証，也未在警方作筆錄。發生糾紛后火車站和打工妹各執一詞，雙方的口供几乎完全不同，那么，怎樣的口供最具法律效力呢？
朱律師告知南方都市報記者，報不報案、有沒有作詢問筆錄有相當大的差別，最可靠的方法是打110報警，讓警方做詢問筆錄。警方代表國家机關做的這种筆錄，記下了事發當時的情況，最原始也最接近真實，在法庭上比當事人自己的陳述要有力得多。朱律師說，在這次搜身事件中，打工妹報案是十分正确的，但不當場指証，就使自己失去了一個很有利的取証時机，因為當場指証是可以在法庭上作為証据使用的。在這個問題上，消費者們應當從中吸取教訓。
弱勢群体舉証困難
据朱律師介紹，法院在處理普通的民事案時，在証据搜集上有“誰主張誰舉証”的原則，，也就是說，你要告對方搜了自己的身，就要拿出對方搜身的証据來，法院一般不會主動為哪方取証。在“誰主張誰舉証”的原則下，象搜身這類証据獲取有很大難度的案件，誰提出訴訟，即意味著誰就先處于一個极不利的地位，隨時得面臨敗訴。同時被搜身者又大多處于弱勢群体，比如這8個打工妹，要她們來承擔舉証的責任，去作指紋鑒定或醫療鑒定，對她們是否太過沉重？
有鑒于此，朱律師認為，人身權、人格權被損害性質非常嚴重，而被侵害者又往往是弱勢群体。為了澄清事實，為了給弱勢群体討回公道，國家應該考慮針對弱勢群体采用主動取証的方法提供法律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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