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題之前，先說說近事，与本專欄過去話題有關的。一是庫爾斯克號。据《人民日報》２月１５日報導，俄國政府承認，該核潛艇沉沒的原因是魚雷系統出了故障。副總理克列巴諾夫說：”我們一直認為庫爾斯克號事故与魚雷存在一定的聯系。也許是外部原因導致魚雷爆炸，或者是魚雷內部系統的問題。魚雷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這個悲劇。”筆者在《庫爾斯克號：沉出信息時代的水面》（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５日貼出）這篇文章中，否定了庫爾斯克號鋼殼被外國潛艇尾翼划開的可能性；他們現在也放棄了這一無稽之談。
二是塔利班滅佛。我在《一小攪動四大的圣戰》（２００１年２月２日貼出）一文中預測：”被認為是外交菜鳥的小布什，如要殺人立威，把大國都得罪了、爹不親娘不愛的塔利班，顯然是最佳目標。”不過，小布什現在的外交重點，看來是在中東。先炸一次伊拉克，气不過薩達姆這狂人要組織什么”耶路撒冷解放軍”，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火上澆油。塔利班等不來美國的關照，干脆自殘，只能靠毀滅巴米楊大佛像–阿富汗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來迫使世界轉眼球了。
小布什上台，決定在今年聯合國人權會議（３月１９日于日內瓦）上再次提出譴責中國的提案，盡管去年的提案甚至沒有得到西歐盟國的支持。中美兩國開打人權戰。２月２６日，美國國務院公布了第２５期面向全世界的各國人權狀況報告。与美國時間同時，２月２７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單獨針對美國的《２０００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据美國國務院介紹，他們的人權報告，是各國人士索取最頻的文件；但我國的報告也不是沒人讀，至少也啟發了几個碼紅字蹭白飯的無聊小文人。
小文人里最有趣的，要算一位化名”佩卿”的同志。他寫了篇《种族清洗美國首創》，登在３月１日的《北京青年報》上，隨后又被《人民日報》轉發。初看這題目，我以為是寫歐洲移民驅逐印第安人的事。這當然不是好事，但要說美國”首創”，別的民族只怕不服。事實上，世界上哪個民族都承當不了這一”殊榮”。就說中國這塊土地吧，蒙古戈壁過來的游牧民族驅赶北人；北人渡江擠壓南人；南人遠漂出海，向西散居到非洲東海岸的馬達加斯加島，向東擴展到太平洋上迎接新世紀第一線曙光的复活節島，同時無情逼迫原先土著。加里曼丹島（印度尼西亞部分）自２月１８日開始的种族騷亂，達雅”土著”追殺外來移民馬都拉人。其實，兩個民族大概都是南中國古越人的后裔。你說，到底誰在東亞”首創”种族清洗？這筆歷史舊賬理得清嗎？
翻開文章一看，才知道我對作者估計過高了。主要問題還不在”首創”，而是作者根本不懂”种族清洗”（ｅｔｈｎｉｃ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的含義。請看第一段：
种族清洗政策的首創者是誰？是納粹德國嗎？是日本法西斯嗎？不對！
据２月２５日美聯社報道〔皇甫茹注：應為２月１５日〕，美國早在
１９２４年就大規模實施了”人种优化工程”，遲至１９７９年才立
法中止這种慘無人道的手術。先后有６００００多美國人被強制施行
了”淨化外科手術”，從沒有得到過任何形式的賠償。
原來佩卿同志的”种族清洗”是指”优生學”（ｅｕｇｅｎｉｃｓ，下文所用”优生”，都是狹義地等于這一英文詞），而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波黑或科索沃那种情況：在民族雜居地區，把別的民族殺死或赶走，為本民族清理出一片血統純淨的生活空間。作者把种族外清洗的詞，用在了种族內清洗的事。他所說的”慘無人道”的”淨化外科手術”，其實，就是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般是淨化、滅菌的意思，但這里指絕育。受了本世紀初流行一時的优生學思潮的影響，美國很多州通過了优生法案，對精神病人和重度智力低下者強制施行絕育手術。佩卿同志大概以為，男性”淨化”就是”慘無人道”地割去陰莖和睾丸，其實只是結扎輸精管，無數中國男人被迫或”自愿”地為節育做過這一絕育手術。
就在這篇妙文出籠的前一天，美國助理國務卿帕姆里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肯定不反對其他國家針對美國的人權紀錄提出報告，事實上歐洲已經有這樣的報告，雖不如美國的詳盡，但美國表示歡迎，因為這是對話的一部分。佩卿同志踊躍參与人權對話的愿望是好的，可惜英文太差了一點。
筆者剛好才讀完去年《紐約時報》十大好書之一的《基因組》（Ｇｅｎｏｍｅ），為擔任過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科學編輯的馬特‧瑞德利（Ｍａｔｔ Ｒｉｄｌｅｙ）所撰。書里有一章的標題就是”优生學”，對此一思潮在歐美的興衰，敘述頗詳。２１世紀被人譽為生物學的世紀；去年完成的人類基因圖譜工程，被認為是打開新世紀大門的最重大科學成就。基因學和分子生物學的進展，已經而且必將深刻地影響到人類的政治生活，特別是國際人權對話的內容和立場。今天干脆就來談談优生學。
佩卿同志誤把优生學當作种族清洗，那么优生學是否是美國首創呢？從理論上講，也不是。优生學之父，是英國的弗朗西斯‧高爾頓（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ａｌｔｏｎ，１８２２－１９１１），在一本１８８３年出版的書中，他生造了ｅｕｇｅｎｉｃｓ這個詞。希腊文中，ｅｕ是表示”好”的前綴，ｇｅｎ指生育，連在一起就是生得好的意思。高爾頓將之具体定義為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en of a high type are produced ，即生出天才嬰儿的條件。
高爾頓出身望族，是達爾文的表弟。他本人就是個天才，三歲已能讀和寫，而一般儿童在這年齡剛剛開始組織完整的句子。天才難免寂寞，閑聊都找不到旗鼓相當的對手。高爾頓一輩子都想著怎樣造就更多的天才。他做了一個科學史上很著名的調查：比較３５對”相象”孿生儿和２０對”不相象”孿生儿的表現。”相象”孿生儿，現在叫同卵孿生，由單一受精卵分裂而來，兩人的基因完全相同；”不相象”孿生儿則是异卵孿生，是兩個受精卵在子宮同時發育，兩人基因相近。高爾頓發現，同卵孿生儿長大后，不但外貌相同，品性、智力也基本相同；异卵孿生的成人間的差別，則等同于通常兄弟姊妹間的差別。我之所以為我，是出于遺傳的自然，還是后天環境的使然（英語作Ｎａｔｕｒｅ ｖｓ Ｎｕｒｔｕｒｅ）？高爾頓的結論是：如果使然因素的差別不超出一般的社會常規，則自然因素對人格的影響遠遠壓倒使然因素。
當時正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成為社會主流思想并招致濫用的時候，”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原則被哲學家斯賓塞推廣成”社會達爾文主義”，人人都要做生存競爭的”适者”。优生學一經提出，就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不過，高爾頓的优生學是”消极”优生學，即使在斯賓塞的弱肉強食殘酷世界里，也是個人与個人競爭。如果個人想要优良的后代，那僅是個按什么標准挑選配偶的問題。优生學的轉折，在于卡爾‧掊森（Ｋａｒ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８５７－１９３６）的接棒。与高爾頓一樣，掊森也是英國人，但他是個社會主義者。出于對馬克思的敬仰，他在二十三歲那年，把名字從英文的習慣寫法Ｃａｒｌ改為与馬克思相同的Ｋａｒｌ。掊森繼高爾頓成為优生學的主導人物后，作為社會主義者，他傾向于以國家的力量改造社會。他認為，不是個人要优生，而是整個民族要优生，為了保持英國的國際地位，政府有權利決定：哪一种質量的嬰儿才可以爬出女公民的肚子。
到二十世紀初，优生學已經不是一門科學，而成了政治教條。重點也從怎樣优生，轉為如何防止劣生。
當時美國正經歷著又一次移民大潮，不過這次的移民主要來自東歐和南歐，純种的盎格魯‧撤克遜血統面臨著被”稀釋”的危險。先來的移民反對后來的移民，撿起了优生學當武器。１９２４年的《限制移民法》–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等亞洲民族即在這一法律下被禁止移民–就受到了优生思潮的影響。我們中國人往往以為，這种坏事是保守派做的；其實，鼓吹者里，也有保爾‧繆勒（Ｐａｕｌ Ｈ‧Ｍｕｌｌｅｒ）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繆勒在１９４８年獲諾貝爾醫學獎，他的學術地位，助長了优生學在美國的流行。不過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真正优良的基因不在上層，而在下層。掊森就曾經兩次拒絕英國王室的封爵，堅持平民身分。
优生思潮的繼續泛濫，導致了對精神病人和重度智力低下者的強制絕育手術–這确實是在美國最先施行的。開始時美國最高法院是反對的。但在１９２７年，大法官們判決：弗吉尼亞州可以對一位未婚產女的十七歲精神病人作絕育手術。大法官霍爾姆斯說了句后來常被人引用的話：”三代白痴，還不夠嗎？”那位女病人的母親也是精神病人，大法官就此相信其女嬰也必然有病。
美國有三十余州先后通過了优生法規，有十万人被強制絕育。最積极的是弗吉尼亞，絕育了７４５０人。佩卿同志所引的美聯社消息，報導的新聞就是弗吉尼亞參議會通過了一項提案，就此事表示深深的遺憾。
最近，江澤民總書記對第十個五年計划有個批示，引用了恩格斯《美國旅行印象》中的一段話，”這個前進最快的民族，對于每一個改革方案，會純粹從它的實際利益出發馬上進行實驗，這個方案一旦被視為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即付諸實行。”即使對于优生學這樣复雜的問題，美國人也是見到”好處”立即實行。
除美國外，還有瑞典、加拿大、挪威、芬蘭等國家通過了強制絕育的优生法。最凶猛的是納粹德國，從１９３４年通過法律到二戰之前，短短几年，絕育了四十万人。蘇聯倒是沒有卷入。斯大林更感興趣的，大概不是多生聰明人，而是多生些便于養作奴才的智障。
不過，這些國家現在都撤銷了強制絕育的條款；如今還在執行類似措施的，就要數到我們中國了。人大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７日通過、翌年６月１日施行的《母嬰保健法》，第二章第十條規定：
經婚前醫學檢查，對診斷患有醫學上認為不宜生育的嚴重遺傳性疾病
的，醫師應當向男女雙方說明情況，提出醫學意見；經男女雙方同意，
采取長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結扎手術后不生育的，可以結婚。但《中
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禁止結婚的除外。
有嚴重遺傳性疾病的，絕育后才准許結婚。更有不准結婚的，《婚姻法》第一章第六條的規定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結婚：
一、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
二、患麻風病未經治愈或患其他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
這里沒有具体定義”其他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但登記人員會告訴你，這樣的疾病有四類：（１）正處于發病期間的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患者；（２）性病患者未經治愈的；（３）重度智力低下者；（４）正處于發病期間的法定傳染病者，主要指艾滋病、甲型肝炎和開放性肺結核。不許（１）和（３）類病人結婚，正是典型的优生措施。
如果要比較中美兩國的做法，大概可以這樣講：美國的手段殘酷，但有效；中國的態度要溫和一些，你不結婚，國家就不來管你，因此也漏洞很大。如果精神病人未婚同居呢？如果弱智少女被人騙奸并怀孕生子呢？這讓人想起黃仁宇對官僚特性的批評：搞出一套文字上的大架构設計，就以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不管具体執行的難處。好處是無意中給個人留下了一定的自主余地，如果你不憚違法并愿付代价的話。
曾經執行或還在執行絕育措施的國家里，我們很奇怪地發現，优生學的源頭英國，居然不在其中。英國從未通過任何法律允許政府干涉個人的生育，也從未通過任何法律禁止精神病人和重度智力低下者結婚，遑論強制絕育。天主教國家如法國，教會認為生育是世人必須遵從的上帝旨意，有他們的強力反對，通不過优生法規可以預料。但在新教國家，英國几乎是唯一的例外。也正是這個例外，提供了深刻的教益。
其實，英國在１９１３年几乎通過优生法規。虧得一位名叫耶和華‧威切伍德（Ｊｏｓｉａｈ 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１８７２－１９４３）的議員，當場只手，截斷立法路。有如高爾頓，威切伍德也是望族，也与達爾文家族多次聯姻。１９１２年，英國政府提出禁止精神病人生育的提案，內中竟有”出于社會的利益，心智不全者應當被剝奪生育机會”的語句。威切伍德如鯁在喉，如芒在眼，不得不發！他說：這是政府所能建議的”最令人憎惡”的事，完全無視個人自由和政府對個人的應有保護！他的反對，基于個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在議會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第二年，再次討論這提案時，威切伍德反對最力的條款，已經被刪除，只剩下對精神病人的強制治療。威切伍德仍然反對。按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家庭是個人自由的神圣堡壘。他認為警察不應該被賦予從父母身邊奪走孩子的權力，僅僅因為這些孩子被外人斷定精神失常。連著兩個通宵，邊講邊吃巧克力補充熱量，威切伍德連發兩百條修正意見，直到大勢已去，支持他的議員只剩四個。
威切伍德似乎失敗了，但實際上，他不但砍掉了优生條款，而且使政府認識到，优生措施在國會极有爭議，少提為妙。威切伍德也在理論上确立了反對优生學的基本原則：优生學并不是在科學上完全沒有依据，也不是對社會完全沒有好處，但是它在非常私密的事項上，要求以國家的強制力量抹煞個人自由，這是無法容忍的。生与不生的選擇，應該掌握在個人手中。
隨后，由于英國人普遍覺得美國和德國的优生措施太過嚴厲，這類法案再也沒有提出的机會。
倫理的考量之外，單純從科學上講，基因學和分子生物學的近年進展，也迫使我們重新考慮优生措施的合理性。比如，高齡產婦的卵子，比較容易出現某一對染色体分解不開的情況，兩條染色体都進入受精卵，再加上精子帶來的一條，就有了三條這种染色体。某一號染色体有三條的受精卵是不能發育的，除非數目异常的恰是長度最短小的２１號，即生下唐氏儿。唐氏儿的外表特征是臉上總帶著有點怪异的笑容，他們性格溫順，還挺討人喜歡的。不幸唐氏儿是重度智力退化者，按《婚姻法》規定不能結婚，盡管他們可以傳給下一代完全正常的染色体。現在假設有個女強人，忙于事業而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結果產了個唐氏儿。養到二十來歲，女強人一心要抱孫子，為他找了個農村姑娘。請問，如果當事人自愿，政府有什么理由不讓他們結婚？唐氏儿可以享受性生活；女強人可以有健康的孫輩；農村姑娘可以因照顧殘疾人而搬入城市并取得戶口，唐氏儿一般活不過四十歲，她今后還有相當的再嫁机會。三方都得到了自己所要的，國家也沒有損失，有必要硬性阻止嗎？完全可以還當事人以個人自由，讓他們自己決定。
現在，研究人員相信，基因和環境是互動的，人格的形成，不是自然”或”使然，而是自然”和”使然；而且，人類”自然”的一個重要特性，就是對使然作出反應并适應使然。相信使然万能，認為只要”狠斗私字一閃念”，就可以「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都改造成為共產主義新人；或認為只要教育得法，就可以打破傳統性別角色，讓自愿攻讀的女孩達到理工科學生的５０％，這种都是不切實際、甚至可以說是違背現今人類本性的妄想。另一极端，相信自然万能，用流產、絕育中斷所謂的有缺陷生命的誕生，也同樣令人難以接受。科學并不能給出一個模范基因的標本，生命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丰富多采，有”缺陷”的人，也是這丰采的一部分，同樣有生存的權利。國際上，不少科學家譴責中國的《母嬰保健法》。世界衛生組織也嘖有煩言。有人調侃問，ＰＲＣ是不是 Perfect Race of China（中國完美种族）的縮寫？我們不可能也沒必要創造一個完美种族。電影《洗澡》里那個智力有問題的弟弟，在父親的關愛下，至少在澡堂這一小天地內，他适應了生活，為社區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務。我想，觀眾中很少有人忍心剝奪他的出生權利。
不贊成优生學的同時，也應該指出：雖然觀點已被后人刷新，高爾頓和掊森等人，畢竟還是杰出的科學家，他們不是政客，更不是無聊小文人。他們討論問題的方式，還是用事實和數据說話，雖然我們今天對他們的事實和數据另有解釋。高爾頓的基本思路，即從孿生儿入手，計算基因對人格的影響，至今仍為學界采用。比如，１９８８年，美國學者公布了一個對明尼蘇達州領養孿生儿的觀察。這些孿生儿出生后即被不同的家庭領養，但他們成年后性格惊人地相似–用分養孿生儿代替同卵孿生儿，實際上是對高爾頓原始調查的補充，使之更有說服力。至于怎樣從同卵孿生儿、异卵孿生儿、分養孿生儿和兄弟姊妹等不同樣本的相關系數中推導出自然影響和使然影響的相應百分比，則是掊森的功勞。他是統計學的先驅，對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有很大貢獻，并在倫敦大學創建了世界第一個統計系。歷史大潮早晚要衝走那些叨光的政客和小文人；但他們的科學成就，永遠是人類認識自己的丰碑。
优生學牽涉到個人自由与群体利益的關系，而這關系是一個可以長久爭論的問題。在人口眾多、資源貧乏的中國，优生學有一定市場，也是可以想象的。不過，即使暫時不修改《母嬰保健法》，在費力排除自然性智力退化的同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盡力排除使然性智力退化？是不是應該少培養一些佩卿同志那樣的不學無術小文人？別人對已經停止執行的絕育措施表示”深深的遺憾”，至今還在執行類似措施的人卻去抨擊他們。幸好我們的報紙在國際上几乎沒讀者，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除外；否則，世界人士豈不笑到牙齒豁？
如果不制造使然性智障有礙社會穩定的話，那么，再退而求其次，我們是否至少應該保証孩子們有一個安全的教育環境？這應是有助于社會穩定的。比如，是不是還要象江西省万載縣潭埠鎮芳林村小學的爆炸事件那樣，要在死了４１人的３月６日之后，才發現那里的學生居然在課堂內做鞭炮？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１日〕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