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頓珠多杰: 每年的三月十日是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武裝入侵紀念日。42年前的三月十日，在西藏首都拉薩發生了西藏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人民自發反抗中共入侵的運動。當時，在外界根本無法知道的情況下，中共軍隊無情地血腥鎮壓了那場反抗。除了中共自己，無人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數。可是，拉薩居民几乎每一家都有人死在那場屠殺中。自那以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無論在什么地方，都以各种方式紀念這一天。而且，在紀念日那天，現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還發表每年一度的官方性質的聲明。下面就是達賴喇嘛今年的《“三．一○”聲明》的全文。 ）
中共入侵西藏已有50多年了。自1959年西藏人開始過難民生活以來，也有40多年了。雖然在這段西藏歷史上最黑暗、最艱難時期，我們西藏的三代人經歷了极其嚴峻的艱難与困苦，但是，西藏仍然沒有消失。
不管中國政府承認与否，全世界人民已清楚地了解到了包括“西藏自治區”在內的整個西藏范圍內都面臨著嚴重的困難。正如第10世班禪喇嘛在1962年給中國政府的《十万言上書》里清楚地描述了當時全西藏范圍內面臨的艱難困苦。在那之后，局勢在某些方面有了一些改善。但總的西藏局勢，仍然處于危机困苦之中。西藏問題已成為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不光彩的原因之一，也是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定團結的一個因素。
中國政府繼續宣傳西藏局勢一片大好。如果确實如此，那么，為什么中國政府不敢把西藏完全開放給世界、讓外國人在沒有官方限制的情況下自由地參觀、了解呢？為什么總以“國家机密”為由，不敢公開西藏境內的真實的情況給世人呢？為什么還有那么多武裝警察和監獄在西藏呢？如果絕大多數西藏人對西藏目前的狀況完全心滿意足的話，我為西藏問題呼吁是沒有理由和根据的。我也不愿意這樣做。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不僅不听西藏人的意愿，而且，給發表意見的西藏人加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入獄。他們根本沒有說實話的机會和權利。
假如，西藏人民有真正的幸福，那中國政府在給西藏人投票表決自己的前途的机會上，就不應該會有困難。
目前，一些非官方組織提出要在西藏進行公民表決。這些組織認為：“一次性徹底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方法，是給西藏境內的西藏人以自由、民主的投票方式選擇自己前途的机會。給西藏人表達真實意愿的机會和自決自主的權利。”我也一貫主張西藏未來的前途最終由西藏人民自己來決定。我完全擁護通過民主的公民表決方式產生的結果。
西藏的斗爭，并不是關心到我個人的前途地位的斗爭。這是關心到600万西藏人的自由和基本的權利和保護自己的文化及生態環境的斗爭。
早在1969年，我就明确提出，具有300多年歷史的達賴喇嘛傳承制度是否繼續下去，也應該由西藏人民自己來決定。1962年發布的、關于西藏未來政治前途方針的官方文件中，也明确表明：將來有一天，我們能夠在一定程度的自由下回到西藏時，我將不再在西藏政府內擔任任何職務。
我始終相信，未來的西藏政府將是一個沒有宗教傾向的民主政府。我堅信，境內外的西藏人沒有一個希望复辟舊西藏社會制度。
我本人早就意識到改革西藏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并在西藏處于极端困難的政治條件下開始了政治改革。流亡到了國外，我始終鼓勵流亡藏人走民主道路。現在，西藏難民社會已經成了目前世界上少數几個具備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民主机制的難民社會之一。從今年開始，它將對選舉內閣首席部長的方式進行較大的改革，加強了民主成分。我將把難民社會日常事務轉交給經過選舉產生的首席部長和西藏人民議會。然而，在西藏問題得到解決之前，我將繼續尋求与中國領導人就西藏問題進行和談，并繼續作一個西藏人民的自由代言人。我認為，這是我對600万西藏人應盡的責任。西藏人民對我的极大的信任，更增加了我內心的責任感。
歷史上，西藏和中國之間的實際關系，遠比中國官員們所簡單陳述的复雜得多。西藏具有一個獨特的歷史地位而獨立存在了超過兩千年的這一事實，是不能不承認的。歷史就是歷史。過去的事情是誰也無法改變的。西藏在歷史上的實際地位如何，最好讓歷史學家和法律專家來評定。不管歷史怎樣，我在考慮西藏的未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代領導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等，也都承認西藏的獨特性及其特殊地位。最好的例子是，1951年西藏和中國之間簽訂的首次具有一國兩制性質的《十七條協議》。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和中國的任何一個省或領地，簽訂過類似的協議。《協議》中，中國政府保証尊重西藏獨特的性質。
可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政府在統治西藏期間的大部份時間里所實行的卻是一种壓?F策。這是由于統治者的缺乏信心和疑慮，他們的傲慢和對西藏獨特的文化、歷史、以及民族性質的缺乏了解和尊重所至。
那么，西藏現在局勢的特殊性就是：最貧困，壓迫最深。中國內地削弱极左政策的影響已有很長的時間，但在西藏，它仍然實行极左的高壓政策。作為一個信仰非暴力、友好、合作者，我自始至終為避免流血衝突、尋求和平道路而努力。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以及它的悠久歷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敬佩。我堅信雙方本著勇敢大度的精神、高瞻遠矚的智慧，西藏和中國之間是能夠建立起一個相互尊重、友好互利的關系的。基于這些，我為西藏的自由而奮斗的立場，是為西藏人民爭取一個名副其實的自治。目前，盡管中國政府加強了對我個人的指責，西藏的局勢也日益惡化，但我提出的“折中”方針，是沒有改變。我深信這一立場能夠滿足西藏人民的意愿，也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与統一。
過去的20年里，西藏和中國之間的關系時好時坏：有時滿怀希望和信心，有時卻充滿失望。
去年7月份，我的長兄嘉洛頓珠以私人身分再次訪問北京時，收到一封中國統戰部轉來的信。信中重申中國領導人与我接触的公開的立場。在這之后的9月份，我們和在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進行接触，表明要將一份詳細記錄我就西藏問題的想法的備忘錄交給中國領導人，并指出，為了說明其內容和商討，我們准備派遣我的代表到北京。
當時，我希望能夠找到一條根据實際情況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并向中國政府說明，如果雙方面對面地直接接触談話，就會消除各自的誤解、疑惑。這樣就一定能夠很容易地找到一條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問題的途徑。然而，迄今為止，中國政府沒有回應我的提議。自1979年到1985年間，中國政府先后6次接受我的代表。可是，這一次采取拖延或回避的方法。這說明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強硬化和在政治上已沒有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
現在的中國領導們所執行的強硬路線，并不能改變我們以非暴力方式爭取自由和和平的精神。在這面對艱難困苦的時刻，全体西藏人民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我堅信會有一天，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現實，就西藏問題進行和談。因為，除此之外，西藏或中國都沒有別的選擇。
從目前在西藏執行的、更加嚴酷的鎮壓手段，以及大肆破坏自然環境，大批漢人移民西藏從而使西藏的特色逐漸消失，文化正在衰亡等令人擔憂的局勢來看，似乎西藏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的希望渺茫。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西藏問題和中國局勢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如何強大，畢竟還是這世界的一部份。而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是：交通、信息日趨便利，向更加開放、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方向發展。
中國也在變化。最終，它也會不可避免地走上正義、自由的軌道。中國知識份子和那些有識之士為主的、覺悟了的中國人中間，關心西藏問題、甚至同情西藏問題的人越來越多。這是增強我們信心的很大力量。如上所述，由于西藏境內的局勢仍然嚴峻，中國政府就西藏問題不接受和談，批評我主張的折中路線的人越來越多。我是歡迎人們有持不同的政治觀點權利的。有人堅持主張爭取恢复西藏的完全獨立。有的批評我主張的路線使西藏人內部不和，產生怀疑与混亂。
我清楚知道這种批評越來越大的原因。我所提出的折中路線，沒能得到中國政府的有效回應，而很多西藏人堅信爭取獨立是歷史賦予的合法權利。我堅決反對我們依靠暴力斗爭來爭取自由。除此之外，我尊重人民的商討、尋求其它政治途徑的權利。
借此机會，我向所有支持西藏事務的國家政府和議會議員、非官方組織、各宗教派別、以及很多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向支持西藏正義事業的很多漢族同胞表示感謝。特別是40多年來給予我們無比的支持和幫助的印度政府和人民，我謹代表西藏人民表示衷心感謝。
最后，我向所有為自由西藏貢獻了生命和正在貢獻生命的男女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為我們的人民早日脫离苦海祈禱；同時，借此机會向爭取中國自由、民主而作出重大犧牲的中國的英雄們表示贊賞。
于藏歷17繞瓊，鐵龍年1月16日公元200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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