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再聰明的人也有愚蠢的時候。如果是出于一代人的局限，那么這种愚蠢就是一种宿命，它可以蠢到什么程度，現在正在召開的人大上就有一個實例：据報道，朱總理提出要實行“高薪養廉”的政策。
跨世紀之際，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國家的最有權勢的人，大概有兩個問題一直沒有想通：一是沒有什么文化的底層法輪功怎么會有那么大的號召力，什么科學教育也沒有能開導得了這些信眾，文武不亂，軟硬不吃；二是有八十年革命歷史、執政五十年的党為什么腐敗得一發不可收拾。要是兩者換一換，豈不美哉！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其實不用很高的智商，世界上其他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就是那處于最中心的人，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看來連門也沒摸著。
他們也不是沒想辦法。這几年一連串提出几個“三字經”，學著用林彪“再版前言”般的語言，先捧到天上去，還是老一套，輿論開道，思想先行。奇怪的是，老百姓就是不起反應。這些個“三字經”，學的是毛澤東，卻只學了個皮毛，半點神韻也沒學到。毛澤東喜歡用“二三四”之類的語言，那是當年要農民跟他造反，須得這樣的語言，農民才听得懂，記得牢。如今要用這樣的三字經治這個制度的絕症，那還真不如李洪志的“真善忍”呢。
原以為，那位曾經在57年給錯划在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五個冤枉右派中的朱總理，既然有活生生地打入社會底層的經驗，應該比那兩位聰明一點，沒想到，他給腐敗絕症開出來的藥方，不過是“高薪養廉”。
這可真叫人想不通。絕症難治，開出好藥方來固然不容易，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可是，看出藥方沒有對症下藥，這并不需要什么高明。如今中國境內的腐敗，從上到下，從南到北，從大到小，有哪一例是因為“低薪”而窮出來的？成克杰是因為低薪才貪的？胡長春是因為低薪才貪的？遠華案是因為海關官員太低薪才集團腐敗的？鄉村干部是因為低薪才欺壓農民亂收亂罰的？朱總理何不下令神通廣大的公安國安新華社，在全國各地找一找，找一例，不論大小，找出一例腐敗是因為党的干部低薪養不活家小，住房擠買不起商品房，學費貴子女被迫綴學，有了病被醫院拒之門外，走投無路才導致“不廉”的。腐敗千千万，要說“低薪”造成的，一例也沒有。
“高薪”豈能養廉，給星火燎原的貪污腐敗官員錦上添花而已！
“高薪養廉”這帖藥，乃辯症施治失誤，是給絕症病人的一劑毒藥。
如今党權和政府的腐敗，并沒有多少奧妙，只是一种經典病因：權力失去制約。權力失去制約的根本原因，是執政者對手里的權力之合法性沒有信心。從槍杆子里得到的政權只有靠槍杆子來維持，所以特別忌諱民眾對權力的質疑，特別不愿意在制度上建立對權力的約束和監督。這种忌諱，由于几十年來明擺著的人為災禍，發展成為一种擔心自己被赶下去的恐懼。這种恐懼到了神經過敏的地步。根据它當年奪取權力時的經驗，如今它最忌諱的，就是看上去有點類似它當年所做的事情，比如要求結社自由，新聞自由，思想和信仰的自由。這种忌諱發展得如此荒唐，成為現代世界的一大奇觀，一句話，就是不分好歹，“一步也不能退”。這樣，“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的大小權勢們，就結成了一個生命共同体，一种不允許外界作出哪怕是一絲質疑的生命共同体。
這一共同体內部有排除危害過分的剩余机体的共同需要，這就是成克杰、胡長春之類的下場。但是這一共同体最忌諱的，是對權力的制約。所以，別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病因，決策核心就是視而不見，毅然宣稱“我們不搞三權分立那一套”。越是現代憲政体制最基本的東西，諸如尊重憲法，保障立法，司法獨立，人身保護，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等等，越是斷然拒絕。在這樣不受制約的權力共同体內部，腐敗是必然，是一种宿命。經過最近十几年的演變，腐敗已經成為一种環境。“廉”反而是一种异數，無法久存了。最后歸結下來，不過是一句老生常談：絕對的權力等于絕對的腐敗。
給干部加工資，不是不可以，但硬要扯上什么“養廉”，就是欲蓋彌彰，“你看，我們党的干部這么腐敗，只是因為我們的干部低薪太久了”。真可謂腐敗面前還死要面子。如今“高薪養廉”，只會使官員階層离底層民眾更遠。只有一個動机可以解釋，就是把這個腐敗制度的基礎，所謂“干部隊伍”，全部捆在一起。他們不是不明白，腐敗是危險的。那么就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起，要腐敗腐敗在一起。全都在“高薪”的甜頭下養著，全都鐵了心，就是硬拖也可以拖得長一些。顯而易見，從民脂民膏中拿出几十個億來，“高薪”是可能的，“養廉”卻是做夢。最多，把這條船駛向不可知的大海，离岸更遠一點而已。
真正對症下藥治理腐敗，世間有良方，那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實行法治，建立和完善憲政体制。可是党的領袖們用五十几年前的一己之私心來度今日世界之潮流，害怕的恰恰是搞了法治和憲政要垮台，所以明知自己患了腐敗之絕症，卻棄政改与法治之良方而不用，想出了“高薪養廉”的餿主意。這一來，更不知要爛到什么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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