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亞洲周刊》報道了一則新聞：新加坡的一個劇團演一出“离婚”戲受到官方干涉，遂引起戲劇演藝界一致在同一天罷演的消极抗議事件。
我讀后不禁憶起，一年多前在新加坡和一群戲劇界的從業者舉行座談，那一晚令我印象深刻，并使我感到這一批“小眾”絕對是開風气之先，將會為新加坡的文化開創一個新紀元。我甚至私下斗膽地預言：如果香港文化是以電影為代表的話，新加坡文化將會以戲劇和表演藝術而著稱，甚至享譽世界。目前，這個預言尚未完全實現，但我認為新加坡人應該以他們的戲劇而自豪才是。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文化和种族的國家，為了維持多元，非鼓勵對話不可，而戲劇理應是最适宜于對話的藝術形式，沒有對話（當然也會包括衝突和緊張，所以构成“戲劇性”），何來溝通？我在座談會上曾經問起：新加坡各個种族曾否以戲劇的形式作過對話？答案是沒有，但各种族自身的戲劇活動卻相當蓬勃。所以我對于此次“离婚”事件并不感惊异。
我碰到的這一群年輕人（他們都很尊敬新加坡戲劇界的一代宗師郭寶昆）又告訴我，他（她）們都是“小眾”，在政府監視的夾縫中生存，譬如檢查人員勸他（她）們不要用臟話，于是就以空口無言對付，花樣百出，更令我油然生敬。我認為現代任何藝術形式的產生，都是由小眾而起，初時也是為了小眾，大眾總是后知后覺，甚至“視之异類”。
然而，曾几何時，小眾藝術也會引起大眾的共鳴，而變成大眾喜愛的東西。就以台北為例，“云門舞集”初創的時候只有一間樓頂上的排練室和几個舞員，然而創辦人林怀民鍥而不舍，不久云門的小眾演出就變成了轟動一時的大眾藝術。我曾親自在台北某公園數万觀眾堆里觀賞舞劇《廖添丁》，情況熱烈到難以想像的程度。有時候小眾藝術也會不受當地大眾接受，卻偏偏享譽世界，引起其他國家的激賞，侯孝賢的電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台北的小劇場運動，也曾得到紐約的一位著名的華裔舞台設計家的贊賞，他甚至公開說過：全世界最有生气的戲劇活動，不在紐約或倫敦，而在台北。
台北的小劇場運動至今似乎煙消云散，但當年以《l鵜x新配》起家的几位演員都已被納入主流，演電影去了，這當然更無可厚非。因為在這個“后現代”的社會，我們已經無法實踐現代主義的一條金規玉律“打倒布爾喬亞”，布爾喬亞成了中產階級的大眾是打不倒的，反而會逐漸接受某些小眾的另類藝術，甚至把它作為家庭擺飾、附庸風雅，不管懂与不懂，這就是所謂“媚俗”（Kitoch）的起源。
在從前蘇聯控制下的東歐國家，媚俗卻染上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政治色彩；官方的宣傳把社會主義美化到俗不可耐的地步，所以在昆德拉的筆下，諷刺“媚俗”變成了一种藝術上的反抗行為。在今日中國大陸畫家，也走上這條諷刺媚俗的道路，而且故意用最庸俗的体裁來諷刺官方的虛偽意識形態。我認為這也無可厚非，乃環境使然。
然而相較之下，資本主義挂帥的新加坡、台北和香港的情況畢竟与之不同，通俗文化雖然已經變成了“主旋律”，但并沒有太多政治色彩……大眾文化的動力是商業市場，媚俗的危險可能來自過度的商業化，如此看來，則更應該容納各种小眾或另類的存在和發展，而且多多益善，這樣才能發揮多元文化的真正精神。
我甚至認為小眾文化可以帶動大眾文化的素質，譬如最近王家衛導演的電影《花樣年華》非但受到影評人小眾的歡迎，而且不久就被廣告商所抄襲：片中張曼玉穿旗袍的婀娜多姿成了另外一种刺激，換言之，一种另類藝術被主流商業文化很自然地吸收了。在這种多元互動的文化環境中，小眾變成了大眾的一部分，也就無所謂甚么是主流，甚么是另類了。
－－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和《上海摩登》等，原載《亞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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