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雜志編者按：在全球關注天安門密件發表之際，現居北京的評論家劉曉波，寄來此文評述隨著六四屠殺而夭折的中共第二代胡耀邦趙紫陽的政績、局限及其悲劇根源。為閱讀密件提供一份廣闊而有深度的背景參考。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共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執政的年代，鄧小平自稱第二代，是企圖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歷史地位，鄧屬毛周一代，即第一代。胡趙受益于鄧的大力支持，鄧的聲譽也依靠胡趙的政績。但是，胡、趙后來的悲劇根源早已隱藏在鄧小平的提攜之中。胡的主要貢獻在撥亂反正時期的政治方面，趙的主要貢獻是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舊体制的變革方面。他們兩人都具有中共高官最缺乏的人道主義同情心和寬容胸怀。
一、胡耀邦對政治改革的貢獻
胡耀邦复出后，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和總書記的任上，對改革開放的貢獻主要是政治上的。
(1)平反冤案：在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肅的不僅是各類社會精英（有產者、与舊政權有關系的人員、中共各級官員、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被定為「五种人」的政治賤民）。胡在主持平反工作時表現出了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義同情心，他的平反政策不僅惠及社會精英，而且惠及廣大平民，使二者同時獲得解放，終結了讓人永無出頭之日的身份政治歧視，以及由此而來的全面社會歧視的黑暗時代，在政治上為鄧小平贏得了充份的民意支持，這在剛剛結束了殘酷階級斗爭局面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相當大膽而寬容的政治決策。
(2)主持和全力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他不僅主持了關于「真理標准」的討論，而且在鄧小平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無法全部回答今天所面對的問題。要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在理論上勇敢地面對新時代，回答和解決馬克思所沒有提出和沒有解答的新問題。可以說，他的這种有限的馬克思主義論對思想解放的推動，甚至在更深的層次上超越了「真理標准」討論。
(3)在西藏問題上，表現了政治上的遠見和制度創新能力。他与万里去西藏時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共民族政策的坦率而真誠的檢討。他的講話雖然沒有超出中共的統治傳統，但是那畢竟是到目前為止的中共党魁，放下壟斷一切的架子和從不認錯道歉的惡習，對其執政歷史的自省和民族政策的檢討的极限了，所以才能至今在西藏的精英階層中保留著美好的記憶。如果按照胡的思路，中共政權与西藏及其達賴流亡政府之間的關系，決不會陷入現在這樣的毫無進展的僵局，兩岸關系也不會出現如此強烈的敵視。
(4)對知識界和大學生要求政治改革的熱情和行動的保護。在改革之初，他就出面保護了參与西單民主牆運動的一些人。在思想解放運動時期，他已經對社會名流和知識精英具有很強的人格凝聚力了，當他和趙紫陽共同抵制了「清污」，使之不了了之，并且由于處理「反自由化運動」和八六學潮上的開明立場而被迫下台之時，他對知識精英以及各界社會名流的人格凝聚力，達到了中共的歷任党主席或總書記都難以比擬的程度。當時，就連在政治改革上最激進的方勵之都對胡耀邦有很高的評价。
(5)政治上的無私：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力主廢除終身制，想用自己和鄧一起退休來作為全党的示范，身体力行地讓人民看到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決心。所以他才贊同并力勸鄧小平退休，允許《深圳青年報》公開發表贊成鄧小平退休的文章。我相信，以胡耀邦的人格而言，他的這种表示完全是出于真心与公心，決不是為了自己謀取更高權力的虛情假意。所以他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体制內外的廣泛同情和義憤，引發出自下而上的以大學生為主体的全民動員的八九運動。
二、趙紫陽對政治改革的貢獻
趙紫陽對社會轉型的貢獻主要在体制改革和言論開放方面。他与胡耀邦一樣具有人道主義同情心，但是他還有戈爾巴喬夫式的對共產制度的滅絕人性的認識，這主要來自于其父輩的悲慘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過蘇共的迫害，趙紫陽的父輩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也遭受了迫害。這种浸滿了家族血淚的意識啟蒙雖然殘酷，但是正因為殘酷才能深入骨髓。正是這种殘酷的啟蒙，成為他向往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內驅力，使他在改革開放中以悲劇英雄的形像結束了政治生命。在此意義上，我不認為趙紫陽在八九運動中的表現完全是政治投机的失敗，我相信他的內心深處有著道義支撐和對歷史潮流的遠見，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從他主政四川到就任總書記，其執政大方向一直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
趙紫陽在經濟改革方面的主要貢獻是：
(1)推動農村改革。趙紫陽在改革之初主政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成功地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成為當時与主政安徽省的万里齊名的中共省一級干部。「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諺就是對趙之政績的最好概括。(2)推動全面的經濟改革。由于在農村改革中的卓越成就，他于一九八二年奉調進京，先后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和中共總書記，他是經濟改革在城市展開后的宏觀決策的主要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雖然大陸中國的經濟体制由計划向市場的轉型，是在九二年以后才取得了一些實質性進展，但是它的整体构想和基本藍圖則是在趙任總理及總書記時期确定的。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權力下放、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的措施，逐步放開物价的雙軌制，徹底放開物价的第一次嘗試（物价闖關），對外開放和加入全球市場的构想（即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都是在趙任總理時開始的。在他正式就任總書記的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應該是計划和市場的內在統一」，「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成為覆蓋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机制，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主要表現在宏觀政策的調控方面，其他的一律交給市場和价格調節。企業改革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的原則進行。在六四之后，經濟改革的整体決策的進展，主要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确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种進展不過是趙紫陽主政時期的宏觀改革決策的繼續而已，并沒有對趙紫陽框架的實質性突破。
在政治改革方面，趙紫陽的觀念、人格和貢獻即便在中共內部的開明派中，也無人能夠与之媲美。
(1)使來勢凶猛的「反自由化」運動半途而廢。胡耀邦的下台，趙紫陽接任，他面對的局面极為复雜。但是，他硬是頂住了，非但沒有擴大「反自由化」運動，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反自由化」運動之后的趙紫陽主政時期（從他代理總書記到他下台），政治空气的寬松、思想交鋒的活躍和言論尺度的開放，都達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說多元化社會已開始出現，是一點也不過份的評价。「反自由化」運動沒有波及全國，沒有影響經濟改革，被整肅的党內自由派和知識份子也沒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間還很活躍，這一切沒有趙紫陽對极左派的遏制和對自由派的開明是不可想象的。
(2)体制內外的良性互動：他主持下的三所一會不僅是經濟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設計者。通過這一高層決策的智囊机构，体制內和体制外之間的良性互動，社會各界對政治改革的參与，達到了相互駁難相互滲透相互汲取的平衡。事實証明，他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數深深地卷入了八九運動，并在八九運動結束后受到了嚴酷的整肅，從而失去了体制內的一切權力。有些人在六四大屠殺過后，成為堅定的民間持不同政見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前中央委員鮑彤。殘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沒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過不斷的發言，徹底与執政党集團決裂，毫無保留地公開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
(3)言論尺度的開放：在趙紫陽的支持和保護下，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成為討論經濟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言論陣地，其言論的大膽和尖銳，討論的開放和熱烈，達到中共執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辦的「北京經濟科學研究所」及其《經濟學周報》，成為當時最活躍的思想園地，對民間精英具有极強的凝聚力。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論也在民間廣泛傳播。中西方文化的大辯論也由專業刊物走進了中央電視台等大眾傳媒。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佛利曼和張五常的思想，通過趙紫陽的肯定性姿態而成為當時政府幕僚、知識界和民營經濟界的熱門話題。
(4)全面啟動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的出台。在趙紫陽主政期間，他不僅寬容、保護了自下而上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間激情，而且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中，推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趙紫陽所做的十三大報告，不僅确立了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項政治改革的措施，這已經是中共執政五十年來，發自体制內的政治改革最強音了。其中的精華部份就是開啟多元政治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會秩序。現在的江核心与趙紫陽主政時期相比，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其執政環境都优于趙紫陽時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出現了倒退。這就不能不讓人怀念胡耀邦、趙紫陽時代。
(5)八九運動中的悲劇命運。在八九運動的全過程中，從反對「四二六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趙紫陽一直以寬容和理性的姿態，保護和支持大學生的民主熱情，主張在民主与法治的軌道上，以對話的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在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以放棄政治前途和党內特權來堅持自己的道義立場，親赴廣場向學生們道歉。在中共執政五十年的歷史上，當政權与民間發生重大衝突之時，趙紫陽作為執政党的總書記，居然公開拋棄政權立場而站在民間立場一邊，這种道義姿態的确前所未有。可以說，在大陸的制度環境下，八九運動中的趙紫陽，為了推進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姿態對想在大變革時代有所作為的執政者來說，既是一种啟示也是一种道義的壓力。
當然，在大陸的体制下，趙紫陽所實施的一切重大決策都要有鄧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進行，這既是他成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劇的最后根源。而趙紫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說對專制政治的游戲規則的不重視，以及他喜歡張揚的個性，則是他的悲劇的次要原因。經濟改革上的急于求成，使他在時机還不成熟之時就全力執行鄧小平的硬闖物价關的決策和提出「加入國際大循環」，導致了党內和社會的普遍不滿；在權力斗爭中，他在不該韜晦時韜晦（胡耀邦下台問題上），在應該韜晦時又不韜晦（十三大他剛剛出任總書記之后），他沒有把胡耀邦的命運作為前車之鑒，從中汲取教訓。他對其幕僚提出「走向藍色文明」和「新權威主義」的公開贊賞，正值他個人處在十三大剛結束后的權力峰巔，境外媒体又把這些解讀為「擁趙倒鄧」。無論趙在內心中是否肯定自己已經可以通過某种方式向鄧的權威進行挑戰，這樣明顯的政治信息都會被鄧視為挑戰，肯定要招致鄧小平的不滿，為保守派的倒趙提供得心應手的口實，也為他自己后來的下台做了鋪墊。
雖然在「新權威主義」正式出台之前，趙紫陽就此徵求過鄧小平的意見并得到了鄧的首肯（參見：吳稼祥的《走卒隨筆》），但是鄧小平對自己權力的貪戀和敏感，一旦他意識到來自接班人的某种威脅、哪怕是因過度恐懼而自我虛构的威脅，翻云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權謀的必然。這种在太上皇還牢牢控制著最高權力之時的鋒芒畢露，實在是政治幼稚病。在极權制度轉型期的現實中，沒有足夠的政治韜晦修養（耐心）是無法成就划時代的偉業的。好在通過八九運動的大是大非的檢驗，趙紫陽在現實權力斗爭的失敗，卻為他個人贏得了長遠的政治榮譽和道義資源，也為那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高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從政經驗。
三、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根源
遺憾的是，中共高層開明派的兩位代表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与獨裁者鄧小平以及他所代表的舊体制的較量中，由于政治環境、政治資源、政治權謀和歷史机遇的不足或缺欠，而成了鄧的犧牲品。他們雖然有著開明的觀念和在大是大非的抉擇面前的良知，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夠擺脫中共傳統所形成的政治人格。他們在掌權時沒有戈爾巴喬夫的自覺意識，即便有那樣的自覺意識，也沒有戈氏的政治耐性（在完全執掌最高權力前的忍耐和馴順）、執政環境（沒有垂帘听政的太上皇及其元老幫）、政治資源（党內支持度偏低）和歷史机遇（八九的考驗）；他們在失勢后又沒有葉利欽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魄力，只是以沉默來表示不滿，而沒有很好地利用這种現實政治的失敗所帶給他們的國際性的和民間性的政治聲譽和道義資源，從而把專制下的個人政治生命的悲劇，轉化為抗爭這一制度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的正劇。這就又使他們的悲劇平添了一种無奈的凄涼。在這兩人中，從趙紫陽下台后偶爾發表的言論看，他對堅持自己的立場、對通過漸進的政治改革來結束一党獨裁的体制，已經沒有任何觀念上的包袱了，他所缺少的是政治魄力。
同樣，如果胡耀邦具有的不僅僅是人道同情心，或只是一個好心的中共高官，他還具有足夠的政治魄力的話，那么在還保有政治局成員的高位時，他就不可能只是在倍感壓抑中一味沉默，而是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并想方設法發出聲音。面對非正義的強制壓迫時，道義上的勇气不僅是高貴政治人格和杰出政治智慧的表現，而且是對政治斗爭中的暫時失敗者最有效的心理治療。只有抗爭，才既能保持一种平衡的心理，不至于因過于沉重的內在壓抑而突然病逝，也能把自己變成凝聚民意的有力的道義象徵。
在蘇共保守派所發動的軍事政變中，面對政變者的坦克和全副武裝的軍隊時，葉利欽毅然決然的挺身而出，需要的不僅是對民意与歷史机遇的正确把握，更是敢于在千鈞一發的關鍵時刻不畏個人生命危險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他走出議會大廈，登上政變軍的坦克發表演講時，并不能保証政變的軍隊中沒有人向他開槍，也許只是慌亂中的偶爾走火，也能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乃至生命本身。但他冒險了，而且成功了。即便不成功，對于一個順應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的歷史潮流的政治家來說，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悲壯也要比無聲無息的委曲求全，在道義上更具有長遠的政治意義和生存价值。菲律賓的政治反對派領袖阿基諾的甘愿赴死，就導致了這個國家的馬科斯獨裁政權的垮台，他的名字也將因此而贏得不朽的道義感召力。
雖然胡、趙所處的政治大環境与前蘇聯及菲律賓有很大的差別，其人格、智慧、意識等個人素質也沒有太多的可比性，但是我認為就政治勇气在大轉折時代的關鍵時刻的決定性作用而言，二者還是可以進行對比的。在某些歷史關頭，政治勇气將決定政治家本人甚至一個國家的未來。
胡、趙的悲劇命運引人同情，兩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分歧更令人惋惜，趙紫陽在六四前最遭人詬病的政治污點有兩個方面，一是他儿子的官倒問題，二是他在罷免胡耀邦問題上的曖昧態度，而后者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點。但是，這种悲劇的發生，并不能簡單地用趙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權謀來解釋，也不是一句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所能了斷的。因為所有把政治作為職業的人皆有所謂的野心（我認為叫做政治成就感和名譽感更准确些），手握重權者之間的分歧与爭斗也是正常的。特別是已經走到了胡、趙這樣高位上的從政者，沒有政治野心或兩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關鍵在于權力游戲規則是否公開、公正和有法律的保障。
自由社會的政壇也有非常激烈的權力爭斗和政見分歧，但是多元政治的游戲規則的好處是：權力爭斗的成敗贏輸，皆有法可依且具有公開的透明性和基本的公正性，決不會陷于完全黑箱操作的陰謀和人治，也不會把人逼到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之絕境，在政見論辯中更不會依靠政治權力把反面意見打入地獄，一個人也不會因為政治斗爭的失敗而被剝奪發言權和從政權。而在大陸中國，一山不容二虎和依靠政治權力封殺不同政見、把政敵置于死地的傳統源遠流長，并且一代代地重演，一九四九年之后尤甚。僅僅在毛澤東手中就有多少「同志」兼「戰友」被打入地獄：高崗、彭德怀、劉少奇……。鄧小平時代的党內斗爭，雖然在處理不同政見的「戰友」兼「同志」時的殘忍性降低，但是其專制政治的游戲規則沒有實質性有所改變，而且到現在仍看不到這种人治的強權政治和陰謀政治在何時能夠完結的希望。由此出發再看胡、趙之間的分歧，就會超越個人恩怨的視角，進入制度悲劇的深處。
胡和趙相比，胡身上的中共傳統的烙印顯然比趙更深，更頑固。而趙的觀念更開放更進步的年代，其內心深處的想法更接近戈爾巴喬夫，只是歷史沒有給他提供戈氏那樣好的机遇。戈氏在執掌最高權力時，老人集團已經全部退位，他的頭上沒有類似鄧小平這樣的太上皇；更重要的是在他謀取最高權力的韜晦過程中，沒有遇到類似八九運動這樣大是大非的挑戰：一個決心埋葬极權制度的政治家，面對极權制度的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和屠殺手無寸鐵、和平請愿的民眾之時，還能韜晦下去嗎？也許有人能，但是那將背負怎樣的道義十字架和歷史欠帳的包袱！更主要的是，這樣的屠殺過后，肯定將是极為漫長的舊制度鞏固時期，他的政治韜晦也將看不到出頭之日。
而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在胡耀邦問題上韜晦了一下，但是由于他個性中本有張揚的一面，在十三大后很難讓他以低調行事，更由于撞上了必須對之表態的大是大非的考驗，這种考驗的殘酷不僅是對一個政治家的智慧，而且是對其作為一個人的良知的考驗，結果是人的良知戰胜了不惜一切代价向上爬的政治韜晦，這就注定了他無法韜晦到太上皇自然死亡那天，所以他的政治悲劇也就成為必然。
如果說胡耀邦是中共傳統中的好人政治家，那么趙紫陽就是開始超越中共傳統的現代型政治家。即便假定趙的人格不如胡那樣善良，但是兩人如果繼續執政，趙為改革所确立的目標肯定要比胡的更接近世界現代文明的主流。盡管胡耀邦的個人風格在中共高官中很受贊譽，但是長時間的一党獨裁体制的惰性，仍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避免的權力狂妄的政治遺傳。他在經濟上的計划思想、在新聞上的喉舌思想、在權力分配上的一元化思想，是導致胡、趙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政治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的環境中，党魁的一時心血來潮就可能變成危及整個社會的政治決策。
胡耀邦的計划經濟思想、對赶超策略的熱衷以及對經濟的外行，使他在經濟改革上如同胡鬧儿戲的發言，變成了全民追逐高消費的時尚。這就必然造成他与當時主管經濟的趙紫陽之間的分歧。當党的總書記的話在政府總理的行政權力范圍內未必就能變成經濟改革的決策時，政見上或政策上的分歧就會演變成權力上的爭斗。胡与趙的觀點分歧主要是經濟上的，但是在中共的体制下，必然涉及到党權對行政權力的過多干預的問題。而趙紫陽主持的城市經濟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放權讓利，進而要解決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所以胡、趙的分歧最后就要扯到是否要進行党政分离的体制改革的衝突上。趙作為既主持經濟工作又堅持党政分离的政治改革的行政首腦，對作為党魁的胡耀邦經常利用党權越界干預行政權力的行為，肯定不滿乃至采取行動上的抵制。而在堅持党對一切的絕對領導權的体制下，胡耀邦身為中共的總書記自然認為他有權干預一切，所有重大決策的最后決定權應該在党魁手中，而不是在行政首腦手中。趙紫陽在鄧小平決定罷免胡耀邦的會議上所采取的曖昧立場，除了所有從政者都有的個人政治野心之外，應該也有他想借以擺脫党權干預行政的原因。
從后來兩人的政治命運看，鄧、胡、趙聯盟分裂的第一責任人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集團及其堅持的舊体制。而就胡、趙二人來說，胡應負的責任是對行政權力的過份干預，趙應負的責任是在胡遭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時，沒有像習仲勛那樣挺身而出主持公道，而是采取了韜晦之策。這既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大陸中國制度轉型的悲劇，而造成這一悲劇的最終根源則是一党獨裁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含冤而去，趙紫陽被剝奪了自由，但是他們留下的政治資源并沒有因此而完全消失，正如眾多來自民間的被剝奪了自由和生命的持不同政見者一樣，每一次代价的支付同時也是一种道義資源和政治資源的積累。政治体制的自由化民主化，都是在与專制制度的長期較量中，靠一次次犧牲所積累的資源完成的。然而，与前蘇聯、東歐甚至台灣相比，大陸中國人所付出的代价更慘烈，對積累起來的資源的浪費也更触目惊心。
半個世紀的苦難和二十多年為政治民主化所付出的代价，應該教會我們百倍地珍惜那些來之不易的資源，使之轉變為道義凝聚和政治動員的整合象徵，而不是沉溺于政治暴發戶的輕率和狂妄之中，揮霍苦難、浪費鮮血、一任寶貴資源的急遽流失，以至于當專制制度的崩潰來臨之時，為反對這一非人制度而付出了超常代价者，已經沒有了任何可資憑借的資源來引導民眾投入新制度的建設。
二ΟΟΟ一年一月二日于北京家中
摘自開放雜志2001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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