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死了。當初冬剛剛降臨的時侯，他在醫院里用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說，他死前患有嚴重的心臟病。為這個結局，他早就預作准備。待藥片攢齊了，將它們一齊吞服了下去……
禹作敏的死，在京師百姓中引起的震動，不亞于一個政治家、演藝名人。這不僅因為一個地道農民的他，選擇了一种驕傲的結束生命的方式，更因為他活著的后半生，留下了一個中國農民在現世能夠實現的夢想。雖然對他的評价還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但他的奮斗精神卻曾深深感動過每一個走近他的人。他的智慧已經化作了生養他的那塊土地和鄉親的福利。
初接触禹作敏的名字，是与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傳說聯系在一起的。首先，是我所在的報社的兩名記者到大邱庄采訪，帶回的消息是：大邱庄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服裝的改革，要求所有的人穿西裝。那時，也正是党和國家領導人用西裝換下中山裝的時刻。我當時壓下了記者的稿件，理由是，改革開放就是要把屬于私人領域的事物決定權還給個人，下班以后穿著什么，完全是一件個人的事。況且，文化風俗關系到人心，只要不是惡俗和陋習，就不應是它尊崇行政的命令，而應是政策、行政遷就于它。雖然如此，我也理解，這体現了一個農民急速推行現代化的迫切愿望。在他眼里，現代化就是西化！比起俄國沙皇葉卡捷琳娜推行西化的措施，禹作敏并不算過分。
后來是社科院政治學所組織到大邱庄參觀學習。村里的兩組建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座是仿制的北京天安門城樓，一座是大字標明的“香港街”。一個象征王權，一個象征繁華富裕。這就是中國農民的理想！禹作敏只是把他想的，以質朴的方式表達出來罷了。以后又听人說，禹作敏還有更□人的“高論”。說：中國不行，是因為中國的人种不行。所以，他認為，要改變中國，就給中國換“种”。當然，要換，只能換女种。中國的男种還是可以的。因為他自己是個男人。這大概也是一個富裕之后的農民，想象力可以到達的境界。
大邱庄原是一塊鹽鹼地，是天津有名的自然條件惡劣的地方。但改革開放后，在禹作敏的領導下，它的產值不僅連年翻番，還成了全國著名的富裕之鄉。据熟悉禹作敏的原《新觀察》雜志副主編鄭仲兵先生介紹，禹作敏的致富經驗，是抓了兩個關鍵環節：一個是市場，一個是分配。前者給他的生產帶來持續的動力，后者大大提高了人的積极性。在政治上，這個農民出身的干部也有獨到的見解：在別人都爭取把村提升為鄉的時侯，他卻堅持村的建制。因為，鄉是國家的基層政權，受政府干預必然過多，而村的事務由村民決定，權力可以不受上級意旨的制約。所以，禹作敏曾經得意地說：盡管支持我的人一個個都倒了，但我卻不會倒。因為我有大邱庄。据說，受胡耀邦支持發跡的他，后來房間里的确挂上了李鵬的大幅照片。但是，正如老鄭所說，他太小看了共產党。
老鄭是一個會欣賞人的人。在他的形容下，禹作敏是這樣一個人：很瘦，看上去無精打采，就象“鴉片鬼”那副模樣。但他有時真的象吸了鴉片一樣，冷不丁會有一种暴發的精神和力量，具有很強的感染力。他出口成章，說話有條理，有思想，語言暗藏机鋒，并經常會有令人吃惊的精彩言論。他不愧是農民中的精英，領導一方的領袖。這樣的人才能脫穎而出，也算是時事造英雄，改革開放的功勞一件！
禹作敏還曾支持過于光遠先生的經濟學家論壇的活動。我為胡績偉先生整理傳記資料時，也曾得他經費贊助。但他并非一個大手大腳的闊老。對于投資，總還希望有點效益。他就曾向老鄭表示，不想給某老錢，因為他認為某老不懂得划算。還是他的可愛的農民本色！
禹作敏倒台有他必然的命運，但也因為他過去的靠山万里說了話，稱之為“土圍子”，云云。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