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五日奧林匹克二十世紀最後一次盛會在悉尼隆重召開，看到那歡快的場面，聯想到現代奧運歷史以及与之相聯的這一世紀的人類歷史和中國人的命運，感慨良多，雜拉錄下。先談奧運与政治，再述Fairplay(費而潑賴)應該速行。
從古希腊奧運复活的現代奧運，從來就以提倡人類和平，体育至上為原則。然而現代奧運的歷史如同古代的奧運一樣也是离不開政治，時時与政治發生著聯系的。在這世紀末，認同問題正日漸成為政治處理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對外交往上，奧運成了各個民族，特別是舉辦國家包括其內部各個少數民族向世人展示其歷史，民族風格的劇場。澳大利亞這次就試圖向世人展示澳州不再是一個蠻荒偏遠之地，而是正以全新面貌出現在世界，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一個新興的重要國家。對內部來講，認同問題，至少對那些民主國家來說，正成為考驗其民主制度的活力和彈性的一個新的尺度。認同的政治已成為民主政治向更深層發展的出發點。法國電視台現場開幕式轉播的解說人在評論開幕式上首場出演的澳州土人的表演時就說，這樣的演出五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就國際政治看，在一個世紀的血火衝突後人類正試圖著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奧運和其他体育盛事正日漸成為人類彼此溝通理解，和平共處的最偉大的象征和手段。還沒有任何其他一項活動能將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膚色，不同地區，不同制度的人們如此地集聚起來共度節日。從這樣的場景中，我們似乎還不應對人類將來的前景喪失希望。
但就國際政治的另一面看，姑且不論那曾被戰火中斷的几次奧運，就講最近這几次奧運，哪一次無論是從爭取主辦權到主辦過程，國際政治也都在其中進行著激烈的角力。八零年在莫斯科舉辦的那場奧運因蘇聯出兵阿富漢而招致西方世界和中國許多國家在內的杯葛，險些流產。雖經几番周折，終於如期舉行，蘇聯官方也极盡所能想向世人展現一個強大和睦富裕的帝國形象，然成几何時，那主席台上致辭的勃列日涅夫和觀禮的其他蘇聯領導人，那1500多名歡歌樂舞的演員們和觀眾們，包括美國華盛頓那些主持杯葛的政治家，大概沒人會想到十年後，這龐大的帝國會在世界上消失。1993年在俄國訪問期間，筆者一次誤下地鐵站，跑到莫斯科郊外當年舉辦奧運的運動場。那巨大的建筑已成為當時莫斯科最大的小攤販的集聚地。河水在不遠處靜靜地流過。在秋天的陽光下和熙攘的人群中，舉目再看那鋼筋混泥土，帶著那种特有的呆板机械，令人感到窒息的蘇維埃帝國風格的体育場，讓人頓生無盡的歷史滄桑感。前朝舊事競流水，但秋光人世依在。
悉尼奧運的開幕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七年前圍繞爭此次奧運主辦權所發生的种种往事。為懲罰北京當局六四鎮壓和中國人權狀況的不佳，當時西方各國聯手出擊，阻止北京在奧運申辦上得手。据說關鍵時刻，北京被自己最親密的戰友，長期給錢輸糧的小弟兄北朝鮮為報复北京与南韓建交而出賣，以一票之差敗北。此事是否屬實，筆者不敢确定，但看著今日南北兩韓的兄弟共組團隊，聯手并肩出現在悉尼奧運場上，而當年志在必得，躊躇滿志帶隊到法國南方爭主辦權的北京市長陳希同卻啷當在獄，也不免讓人覺得世事遷變的難測。好在這兩件事都是向好的方向變遷的事，讓人高興的事。
但那次爭取主辦失利對中國是好事坏事就難有歷史的公斷了。就筆者看那是件极令人遺憾的事，主要是出於這樣一种考量:對中國人來講，自從近代以來就一向缺少一次真正的現代性洗禮，与現代文明接触的經歷多是不正常的，常常是喪權輸利，流血犧牲，見到的現代文明也多是船堅炮利，沒有多少平和的与西方接触的經驗，尤其對大眾而言就更是如此。如奧運在中國舉辦，能招來大批的資金對中國的發展有利還是次要，更重要的是中國人能夠有一次平等地，相對自然地与世界人民接触的机會。這對調整中國人在那些与外界打交道中因不愉快的經歷所行成的某些集体心理特征是會大有助益的。平和理性精神的養成和理性的判斷從來都是与對信息和知識的了解相關的。試想一下几百万外國游客，几万運動員和几千名記者涌向中國，在十几天中与中國的當局，特別是中國的普通人接触那將是個什么場景。而且奧運是一种体育運動，有嚴格的規則和監督，是否能拿獎牌主要靠實力和運气，在起跑線前人人平等，失敗也不必去找什么帝國主義欺負我們的口實。這其實是現代性文明极其重要的一面，能夠有這樣的机會實在難得。因此筆者當時就力主要讓北京爭得，逢人便講，無奈人微言輕不得結果。也因此气惱當時在美國的一些朋友以道義的立場對此所持的公開的反對態度。西方當時在此問題上的決定自然是有其國際政治上的考量的。不過這些朋友包括某些西方的政治家，正直的社會人士所持的論點卻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的:對這樣一個專斷的政權，不能給它自我宣傳膨脹，增加其本錢的机會。不能再讓北京的領導人象希特勒當年舉辦奧運那樣為自己貼金涂粉。可筆者認為這种觀點是缺乏分析和遠見的。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不能指望外部的什么制裁就能解決其根本的政治問題，其問題的解決說到最後還要靠中國民眾的覺悟和取向以及中國社會自身的健康力量的增長。爭到舉辦權，可能北京的某些人會一時得意，但一旦面對上面提到的現實場面時，他們是否還能繼續高興就難說了。在某种意義上，這其實也被後來北京婦女大會的情況所証實:有消息講北京後來十分後悔接這樣一個會議，十万各國婦女涌向北京，當局為避免民眾与外國人的接触，將會場移到北京郊區延慶。一個絕大部分中國人不關心其議題的國際會議尚且如此，而如果是奧運呢，情況就更將不同。會場將往那里移?大量的外國媒体怎么對待?僅需要培養的接待人員就將是以万計算，那又如何能割斷中國普通民眾与世人的接触?舉辦奧運曾給一些獨裁國家以政治合法性資本，但也為許多國家的開放和向民主轉型起了巨大的推動，想想南韓的例子和拉美一些國家在舉辦奧運和足球世界杯過程和其後的一些經歷吧，誰又能說主辦這些体育盛事与這些國家的民主化沒有關系，就定會為專制的大廈加瓦。關鍵在於要有一個歷史的政治分析，如果這個專制政權在其合法性尚強，處於上升期，那阻擋其主辦這种体育盛會就是必要的;反之，在其政治合法性衰敗的過程中，也就是說人們對政府的認同大幅降低的時候，不是這個政權舉辦了一場奧運就可以挽救它，相反与世界的接触，讓更多的新鮮空气進來，也許就會加速一個專制腐朽的政權的消亡。即使因舉辦這類盛事出現一時的复蘇，但只要決大多數的人們因這樣的机會開闊了視野，有了更強烈的對自由生活的向往，那無論如何也會最終加速專制的崩頹。沒有一個專制是能夠建立在一個真正開放的社會基礎之上的。
另外，北京如果得以主辦此次奧運，國際社會也許會因此得到一個七年來与北京政權打交道的好砝碼。即使北京政權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當年在美國反對給中國主辦權的一些朋友或許今天也有可能在北京生活了，哪怕這僅僅是北京政權出於改善其在世人面前形象的結果。事實上，是這場申辦的失利給北京政權帶來的政治合法性資源遠遠大於其那可能的主辦:以奧運主辦失利所開始在中國轉向的社會思潮，特別是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對西方的排斥是北京政權這些年來最大的政治收獲。對可能因主辦失利而導致的這种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筆者當時也作過估計，不幸成為事實，在在讓人遺憾。澳大利亞是個新興的民族，正以一种清新的形象在向世人展示其活力，姑且不從道義角度考量，僅從一种客觀的角度講，讓澳州主辦這次奧運就完全有比讓中國主辦有更充分的理由，比如環境上的优勢。但作為中國人，作為想讓中國民族和解，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民主，自由，和平与人類良好共處的國家的人們，就必須去考量如何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道德的立場只應成為反對運動的一部分，但不應成為全部。難道將絕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對開放，自由最積极的力量如那些年輕人的情感和熱望置於不顧，反對運動就可以在中國推動民主与自由?這豈不是有些笑談。最近几十年來几次國際政治上的重大突破都是由体育運動成就的，那國內政治的和解，体育何嘗不可扮演一個正面積极的角色?這次澳大利亞的人們不正在利用此次舉辦奧運的机會進行一次空前的白人与土著人之間的民族大和解嗎?
据說北京又要申請二零零八年的奧運主辦權了，自然北京肯定是有其新的政治考量，比如吸引新的投資，轉移社會的關注點，汲取政治合法性資源等。但正象我上面提到的，誰也無法完全預測八年後的歷史和一旦北京得到主辦權所可能在政治上引起的後果。就這點來講，由於七年來國際國內情境的變化，特別是今天北京政權与民眾的關系和中國社會思潮的演變，就北京主辦奧運所能對中國政治開放上所有的利弊，筆者也不再有類似七年前那樣的清晰的看法。但如果我們從歷史的長遠視野看問題，有一點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多點讓中國人与世界的正常交往，多點有利中國社會平衡，開放的因素，定會最終為將來在中國建成一個民主自由真正開放的現代國家有所幫助。希望舉辦奧運能成為這樣一個因素，也希望舉辦奧運能成為包括大陸內外，上下都在內的中華民族自身和解，進一步走向現代和与其他民族和平相處的一個机會。
——草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五悉尼奧運開幕日，改於二十四日
原載《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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