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專欄】 時下，中國大陸媒体正在熱炒所謂“五大經濟學家”對另一經濟學家吳敬璉的“圍剿”大戰。 說“圍剿”，當不為過。因為用“五大”中之一“大”蕭灼基的話說，他們這五個重量級的經濟學家湊到一起發言，在他的記憶里還是第一次。但是，如果說“五大”，則未免有些勉強。看看這五個人的姓名，無論用什么標准衡量，說破天也只能有“三大”而已。其實，即使說“三大”，盛名之下，也得用大號臉盆接著水。
當然，不是說中國大陸找不出來几個“大”。問題在于，真正名“大”的人，頭并不大，不會被蕭灼基一個電話就招至某個大飯店。此外，有關吳敬璉与蕭灼基在股市以及其他問題上的分歧，北京經濟學界對此早已是心照不宣，如果不是牽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誰會去趟這個渾水？尤其是，在北大，蕭灼基与厲以宁的相互輕視，是盡人皆知的事，其暗中互詆的歷史甚至要早于他們出名的時間。此番他們倆能走到一起，异口同聲，同仇敵愾，想必是有共同的痛楚。
吳敬璉与蕭灼基在股市問題上的公開分歧最近也要追溯到三年前。１９９９年，兩人甚至為此當著朱熔基的面大聲爭辯。是年，朱熔基邀請吳敬璉、蕭灼基、“三綱”－－樊綱、胡鞍鋼、易剛，以及中央財金研究所的所長座談，探討啟動市場、擺脫蕭條的路子。會上，吳敬璉的建議是把結构調整工作進行到底，否則，一切經濟形勢的好轉都只能是暫時的。而蕭灼基的建議則正是啟動股市。他的理由是，如果股市啟動了，人們的錢就會在股市上流通，企業賺了錢，生產可恢复；股票上漲，人們自認為兜里有了錢－－錢其實還在股市上流通著，也就敢花錢了，這即是所謂“財富效應”。
對此，吳敬璉极力加以反對。他認為用啟動股市的方法來擺脫蕭條，是本末倒置。況且，這种啟動股市的方式根本就是造出一個虛假的大勢，“圈”老百姓的血汗錢，而且，肯定達不到优化資源配置和啟動者所宣稱的目的。關鍵還在于，啟動股市的錢從何而來：如果在股市持續低迷、上市公司業績每況愈下的時候，老百姓顯然不會把錢投入股市；這樣，啟動股市的巨額資金只能來自銀行，而這又是違法的。
對兩人的爭執，朱熔基不置可否。但是，一個月后，大陸股市從開市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熊市中反彈而升。不用說，啟動的錢全部來自銀行。當然，銀行此為是得到特許的。
的确，那個時候，朱熔基太需要一點振奮或者安撫百姓的業績了,太需要一些景气的東西SHOW給那些准備瞧他熱鬧的人看了。朱熔基要“講政治”，顧不上其他的了。
也是自那時起，吳敬璉在許多場合反复說，經濟學家要“講良心”。
但是，作為經濟學家的吳敬璉，可能恰好沒有估算過經濟學家的良心价值几何。尤其是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面前，良心又有什么“用”。
吳敬璉公開聲稱其在大陸股市中沒有投入過一分錢，對股市的不信任溢于言表。然而，也正是這一點尤其令“五大”不快。 “五大”中，不算“大”的那兩“大”－－韓志國、吳曉求，若論身家，可能要排在頭兩“大”；即使是“三大”－－董輔仁、蕭灼基、厲以宁，最低身家也過百万，其中厲以宁的身家更在千万以上，這當然不包括其身家已在數億之巨的儿子。“三大”中，除了研究員就是教授。在大陸，靠研究和講課能在十几二十年的時間里聚斂几百万以至千万財富，其中的秘訣恐怕只有這几“大”自己最清楚。
實際上，大陸股市還未脆弱到被吳敬璉的几句冷言冷語就能壓得一蹶不振的程度。因此，“五大”言之鑿鑿齊聲譴責吳敬璉“毀市”，其實正是針對近來監管机构對股市監管措施加強的舉動而來，實乃“項庄舞劍，意在佩公”。
當然，不僅“五大”，其實誰也不會領吳敬璉的“情”，即使是那些他為之吶喊的小股民們。中國大陸的股市就是這樣，腦滿腸肥的庄家走了，半飢不飽的庄家又到了。遇到“講政治”、要繁榮的領導人，再把銀行里的錢借給股市流通一下，同時把存款利息壓得不能再低，這樣，老百姓的血汗錢与其在銀行里無聲無息地貶值，還不如在股市里听個響。在這個浮躁的社會，這种人絕不會少。由此，經濟學家枉有一顆良心。
所以，最會算計的經濟學家們怀揣良心的人不多，也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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