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二○○○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因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現代文學館拒不履行已經与余杰簽署生效的工作協議，余杰因此畢業即失業。記者不久前采訪了現在北京的余杰先生。
問：余杰先生，您的經歷對您性格和內心世界的形成有些什么影響？
答：我的童年是在成都平原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小鎮上度過的。因為父母在外地工
作，所以我童年有好几年是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我的家鄉是典型的川西
平原山清水秀的小鎮，前面有一條河，后面有一座山。我現在把我的這段生活
与我的很多同齡的，或者比我年輕的在城市生活的朋友相比，我覺得我比他們
擁有更加寶貴的財富，包括跟比我小四歲的弟弟相比，他沒有我這樣的小鎮生
活，他一直在城市生活，他的性格和他的很多想法跟我有很大的不同。我覺得
，特別是對一個從事文學寫作的人來說，這樣的生活經歷有非常寶貴的价值。
首先，在小鎮上生活我可以直接面對青山綠水，面對大自然，跟一棵樹、
一根草都會有一种心靈的交流和溝通，能夠培養出對自然的親和力和敏感的体
認能力。還有，小鎮上三、四天就有一次赶集，鄉下的農民買賣農產品，我能
夠直接接触到最底層的農民，跟他們的小孩在一起玩，知道他們生活的苦難和
貧困。另外，我們的小鎮距离成都只有六、七十公里，成都雖然地處西部，但
是文化藝術相當發達。從司馬相如、楊雄到李白，從郭沫若到巴金，都与成都
有關。我外公家有很多藏書，我從小就讀了大量的古典文學的書籍。
問：您的外祖父身居小鎮，為什么會有很多藏書？
答：我外祖父出身中醫世家，我的外曾祖父是一個中醫，在當地還小有名气，在四
十年代末他靠行醫積攢了一筆錢，蓋了座小樓，開了一間藥鋪，又買了几畝地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政治運動中他被划為地主，遭到殘酷的迫害。我外公盡
管是非常聰明的和有才華的，也是因為他的出身問題，一直郁郁不得志。但是
，這樣的一個家庭文化氛圍非常好，從小我就有很多古典文學著作看。
我父母都是學理工科的，我父親是一個建筑師，從我父親的角度，他更希
望我子承父業，跟他一樣學建筑。可是，我后來產生了對文學的愛好，父母也
沒有強迫我按照他們的意愿選擇專業。我的家庭可以說是非常民主的，我很小
的時候，父母就跟我以平等的態度討論問題。
問：您從什么時候開始在媒体或公共場合表達自己的觀點？
答：我從中學到大學一直在發表文章，真正引起知識界關注是在一九九八年北京大
學百年校慶前夕我出版的處女作《火与冰》，因為當時北大百年校慶受到全國
，乃至全世界的關注，而在這個時机我出版第一本著作，其中有多篇雜文談到
我對中國現實，乃至對北大現狀的很激烈的批評，所以這本書引起國內外很多
讀者的關注。
問：請介紹一下您在《火与冰》里要表達的是什么？
答：我想要表達的，一個是我對北京大學的看法，我身處北大這個中國的最高學府
內，這几年北大的學生生活使我体驗到中國高等教育，以至整個中國教育体制
的重大缺陷，比如教育的不獨立，教育的政治化這些非常嚴峻的問題，我有自
己的思考。
第二個方面，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有很尖銳的批判，因為在九十年代以
來，特別是一九八九年以后，一些知識分子采取了一种退縮的立場。在官方有
意的鼓動和默許之下，在整個九十年代，中國重新泛起了一股所謂的國學熱，
東方文化熱。我覺得這些現象都是有很大的問題，我認為現在不是弘揚國粹的
時候，而是應該把“五四”沒有完成的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續進行下去的時候
，所以我在這方面也作了很多。
第三個方面就是，對底層社會的關注，我主要討論到中國的農民問題、工
人的失業問題，以及農民進城作工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問題等，這樣一系列与
中國弱勢群体有關的問題。我在這三個方面的言論都引起了社會上比較大的反
響。《火与冰》是一個隨筆集，收入了我大概三十万字左右的文章。
問：您為什么認為現在不是弘揚國粹的時候？您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當前最應該關注
的是什么問題？
答：九十年代中國的國學熱以北京大學的季羡林先生為代表，我覺得這种國學熱是
有非常大的問題，它迎合一九八九年以后官方對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觀的排斥
，不加分別地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理念重新弘揚起來，同時結合了國際上
以李光耀為典型的所謂“亞洲价值觀”，企圖用“亞洲价值觀”來抗衡西方的
价值觀。我認為，像新加坡等東南亞的几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并不是得力于“亞
洲价值觀”，而是得力于一個自由經濟的環境。而西方的個人主義，以及自由
、民主、人權這些价值觀，這些理念盡管是在西方誕生的，但是經過几百年的
實踐和推廣，這些价值觀已經不僅僅為歐美國家所私有，而是整個人類的共同
財富，是人類文明的走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非洲國家和拉美國
家都是必然走民主化道路的。在這樣一個時刻，強調中國的獨特性，強調東方
文化的价值，我認為是在迎合官方的立場，所以我對這种傾向進行了尖銳的批
判。
問：您談到對于底層社會的關注，這种關注集中在哪些方面？您對底層社會的關注
与所謂“新左派”的關注有什么不同呢？
答：我覺得，“新左派”的很多學者都是只言片語地引用某一位西方學術大師的理
論來套到中國的現實中來，這些理論到了中國就皮毛分离、沒有了血肉的融合
。我的關注集中在一個一個生命的個体，對那些在苦難中掙扎的人們能夠給他
們實際的幫助。
最近，我們一些朋友正在幫助北京郊區一對以拾垃圾為生的老夫婦，盡管
他們自己已經在社會的底層掙扎，但是他們表現了非常高貴的心靈，在最近的
五年間，他們持續地從荒野里和街道上撿到并收養了六個被遺棄的女嬰，這些
女嬰都有先天性的疾病。兩位老人非常艱難地撫養著這些女嬰，現在最大的已
經六歲多，最小的只有一歲。我們一些朋友在捐款准備成立一個專項基金，幫
助這對老夫婦和他們收養的這些棄嬰，我們也通過自己的筆寫文章在媒体上呼
吁。這樣的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那些在大學和研究机构的象牙塔里面鑽故紙
堆，或者看翻譯文章的“新左派”的學者們很少有人愿意作這樣的事情。
問：除了對于個別人命運的關注之外，您作為學者也寫文章探討社會問題，在這方
面的重點又是什么呢？
答：我覺得農民問題現在應該是第一位的，清華大學的秦暉先生是研究中國農民問
題比較深入，在理論上比較有建樹的學者。最近兩三年我也在努力地對自己的
知識結构進行調整，因為我在前几年知識結构和閱讀面集中在文學、歷史和哲
學上，但是這兩年，當我開始涉及到很多現實問題，并且發表意見的時候，我
痛切地感到，僅僅有文、史、哲的知識是不夠的。
一個廣義的文化、社會批判者還應該具有基本的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和
政治學的社會科學知識結构才能發言，否則對底層社會的關注、對國家民族命
運的關注、對每個生命個体的關注很容易流于情緒化。我現在力圖超越這樣一
种狀態，首先我要使自己的知識結构更加完備，這樣在對待一個具体問題的時
候，才能夠有穿透力。
問：從您發表《火与冰》一書以后，您對中國社會問題思考和學術研究是循著什么
樣的思路呢？
答：《火与冰》出版以后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這本書后來發行了三、四十万冊，
在很多高校里几乎是人手一冊。此后，我陸續出版了几本類似的隨筆和雜文集
，其中有一本叫《尷尬時代》。這本書与我的專業密切相關，是談上個世紀之
交，就是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的事，我從當時很多文人的筆記、日記和著作的
史料中抽取出很多內容來，談中國近代思想史、近代學術史和近代社會風俗的
變遷。比如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寫晚清時期西洋式交誼舞是怎樣進入上海的，當
時在很多文人的筆記中記載了西方的交誼舞廳在上海開辦的情況，我把這些史
料收集、整理、分別歸類來談。在一開始，這些文人對開辦舞廳是持非常排斥
和否定的態度，他們從儒家的理念和倫理出發，認為在公開場合摟摟抱抱違背
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大防，對此他們痛罵。但是，過了二、三十年以后，這种跳
舞作為新的交誼方式在上海普及以后，他們的記載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較
傾向于認同它了。
我的這本書全是通過這樣一個一個的、非常小的細節來談中國社會的進程
。我的一個研究思路是在地上打一口井，這口井要盡量的深，井越深水就有可
能更加甘甜，要打深井，井口就要必須要小。但是，這几年的學術界，作研究
、作論文都是采取一种很宏觀方法，比如我的一些同學論文題目會選“東西文
化的比較”，我覺得這樣的思路是大而無當的。我更愿意通過一個一個地細部
問題看到一個很真實、很鮮活的歷史場景。所以，我的這本書整個就是這樣的
思路。我的碩士論文是《晚清的新聞》，我的這篇論文受到了答辯委員會很高
的評价。
問：您為什么選這樣一個題目呢？
答：我論文的內容是梁啟超、康有為他們在戊戌變法前后在澳門辦的一份報紙，報
名叫《知新報》，我對這份報紙作了個案的細部研究。比如，我認為報刊這种
現代傳媒進入中國，不僅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寫作方式，也改變了中國普通
民眾的思維方式。傳統的中國士大夫寫作是不考慮受眾的，比如他寫一首詩、
一篇散文，只考慮文字本身的審美性，用很多典故，他這樣的文字只能在他的
同僚之中，在与他有同等知識背景的階層中傳播，然后收入他們的文集，他不
考慮一般的讀者是否能看懂。但是，當梁啟超、康有為他們開始寫作的時候，
為了完成思想文化啟蒙的使命，他們要利用現代報刊，整個寫作心態、寫作方
式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就得考慮受眾的問題，考慮讓一般的老百姓都能
讀懂，所以才出現了像梁啟超為代表的“新民体”，以很通俗的語言把西方的
文明、文化理念傳達到普通民眾之中去。
問：目前您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如何？
答：我的工作沒有辦法落實、戶口沒有辦法落實，失去了現代文學館那种良好的研
究條件，比如大量的作家藏書、手稿和原始資料，這使我的研究變得更加艱難
。從經濟上，我沒有固定的、穩定的收入，單純靠寫作和稿費生活對我有一定
的壓力。但我不愿意屈服，用一句古語說就是“求仁得仁”，既然我持這樣的
价值觀和立場，我承擔這樣的后果，就是心甘情愿的。
問：您談到自己的的理念，在這些理念形成過程中有沒有您所喜歡的、對您影響比
較大的詩詞、格言和警句等等？
答：對我影響很大的有王維的詩：“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還有魯迅的詩：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很喜歡這些詩，也愿意這樣行。
問：在音樂、歌曲方面您有哪些是最喜歡的？
答：我很喜歡八十年代崔健的搖滾歌曲，比如他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他的那
几首代表作，我也寫過一兩篇有關崔健的《一無所有》這首歌的文章。我有一
篇文章還是以《一無所有》為題目，談的是中國當代文學、當代文化的狀況。
我的思路是，認為一百年來中國的文化沒有為世界文化提供新的東西，我把中
國跟俄羅斯作了一個比較：就這一百年來所受的苦難，中國跟俄羅斯是差不多
的，但是就文學貢獻而言，中國比俄羅斯差遠了。
我覺得崔健的搖滾是中國八十年代一种思想文化非常活躍的、有生命力的
狀況的象征，雖然我九二年才考入大學，進入到思想文化体系之中，但是我實
際上跟我的同齡人、或比我年輕几歲的人有很大的隔膜。在八十年代我在中學
的時候，就開始思考，開始讀很多書，比如像蘇曉康的書、劉賓雁的書，李澤
厚書，還有劉小楓的書，以及各种翻譯的西方著作，听崔健的歌，所以我的精
神气質有很濃重的八十年代人的烙印。跟我气味相投的朋友都是至少長我十歲
的八十年代的人，我的心靈更接近思想解放的、思想活躍的、有勃勃生命力的
八十年代，而對于商品化的、平庸的、功利主義的九十年代，我有一點格格不
入。當我回憶起八十年代我在中學讀書、寫作生活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崔健的
搖滾歌曲，我覺得那是我生命中非常寶貴的一段歲月。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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