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視直播如何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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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幫助張麗玲拍攝《我們的留學生活》的日本著名電視人橫山隆晴這樣談他的觀感在中國,電視的地位太高了。在日本,我們去采訪的時候,從來就不認為,因為我是電視台的人,被采訪的人就必須接受采訪……在中國,對一般老百姓來說則是一種權威的象徵,我們都處在畸形的電視社會。我很少拿出我的名片,但是在中國的電視台工作的人都帶著一些特權意識。

事實上,在傳媒文化水平越低的背景下,從業人員的特權心理就越明顯,我們經歷過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通常只有一張報紙,一個電台的時代,那時候的記者就等同於政府的高級特派員,盡管市場化的進程使媒體學會了為生存而打拚,但在重大新聞事件,在非生活類硬新聞傳播方面,特別是電視媒體,仍然認為自己是槍彈,是神器,可以輕視受眾,踐踏新聞真實。

太強的特權意識和太弱的行規意識總是形影相隨的夥伴。特權下無規則,特權只服從於更高的特權,對傳媒而言,只要不犯政治錯誤,不違反上級的政策、口徑、指示,似乎就可以萬事大吉。而新聞的客觀、真實、中立等原則,則實際上被認為是次一等的價值標准。因此,新聞發布會不派紅包就不出席、不發稿、電視新聞的采訪每每是記者一遍一遍地教受訪者按記者的意圖說話。娛記、體記這些不涉及政治的傳媒領域謠言、流言等小報作風盛行,甚至打官司也不怕,把官司當成炒作來消受,還洋洋得意……在這種畸形而低水平的傳媒文化的背景下。作為強勢媒體的代表,偉大的電視台為什麼不可以要求幾萬人為配合它的直播秀而翩翩起舞呢?

1999年的最後一個夜晚,重慶市照例舉行了迎接新千年的慶祝活動。當少女的火炬和摩托方隊駛出的時候,大橋上2000字樣的火焰被點燃,他們歡呼著一路奔馳而去……唯一的遺憾是,他們穿越時空隧道的時候仍然是晚上20點50分,1999年12月31日的20點50分,離真正的2000年依舊還差3小時10分。他們什麼也沒有穿越。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電視直播。

直播是什麼?

前述的在朝天門廣場的活動實際上在9點左右就已結束,真正與回歸同步進行的,是在重慶大學風雨操場搞的大學師生慶回歸活動。於是,朝天門甫結束,我們又驅車幾十里,趕到重大。

到12點正,重大的萬餘師生望著大屏幕,與20點50分在朝天門的倒計時同時高呼,其魔幻現實主義的效果,只有像我這樣兩頭跑過的老記們才能體會!那麼,這就是直播?有人告訴過我,中央電視台的中國新年聯歡晚會也是這樣直播出來的。我不知道。倘若是,除了對此不敢苟同以外,我還會覺得,一台電視文藝晚會和一條社會新聞有很大的不同。

電視是偉大的,它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它決不能代替我們生活,它決不是生活本身。類似重慶市的這兩次慶祝活動的電視直播也許很難給電視傳媒的從業者們帶來任何不適之感。這種預錄後再直播的技術革新我們也實在是見的不少。對此,電視台方面不僅不會覺得有半點不安,甚至還頗為洋洋得意。

什麼是實時直播?那麼,虛實直播又是什麼呢?就是採用直播和錄播相結合,力求直播節目一張一弛嗎?如果我說以真相和假相相結合,力求真實新聞半真半假。你會說什麼呢?如果我說張就是做得到時直播,弛就是做不到時就做假的直播你能接受嗎?但是電視人能夠接受,他們接受了你就不得不接受。這就是電視媒體的霸權地位,因為我們離開了電視就不能生活。這很像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新聞界流行的槍彈論觀點,這種觀點相信受眾的絕對被動性,相信傳播是子彈,受眾只是沒有抵抗能力和判斷力的活靶子。這也就是搞出實時直播與虛時直播這種美麗概念來的電視人所具有的媒體文化認知水平。在一個資訊發達豐富,人性和文化差異精采多元、自主精神如此健全活躍的時代,人們難道不會問:我們該不該無條件地落入某種以傳媒特權為代表的虛擬生活之中?公眾的知情權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這種生活場景中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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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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