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作品：電影《女大學生宿舍》、《紅衣少女》
-時代意義：一點點情竇初開的少女气息、一點點追求未知的知識分子情結，但更主要的是，這兩部影片開始了中國電影青春片的探索.
-自述人物：(當年的)青年女演員羅燕(當時還沒有大腕、偶像、艷后甚至明星等用語)
□生物學教授的后代出生在新疆
□擋車女工成了“文革”后首屆大學生
我出生于新疆烏魯木齊，父母都是新疆大學的生物教授。因在當地找不到會說普通話的保姆，在出生6個月后，被送至上海由外公、外婆撫養。
我的外公1949年前曾任當時的中央銀行副行長兼造幣厂厂長。我10歲和12歲時，家中兩次被抄，外公兩次被“隔离審查”，僅允許我每周長途跋涉赴“牛棚”探望，每次外公被關都長達半年以上。那時，我成為小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唱歌、跳舞。外公第二次出牛棚后不久即去世。從此，我与多病的外婆相依為命。深更半夜送外婆急診搶救是我經常的經歷。擔心外婆一口气上不來，更恐懼急診醫生向外婆心臟打強心針前要求的家屬簽字。
16歲，我被分配到上海棉紡針織厂做擋車女工，倒三班。業余時間，學完《青年自學叢書》，并成為滬東工人文化宮話劇隊活躍分子。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了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
我是“文革”后第一屆大學畢業生，人生經歷及接受的知識教育也与過去不同，藝術觀也如此，因此畢業后很想創造一些能代表新一代知識分子的角色。
□第一部戲胎死腹中
□當時我拿的是400元高工資
我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在上海人藝，進劇院第一天即開始排戲，演一云南插隊女知青，由于人生頹廢，自愿在中越前線當民工。戲名叫《愛，在我的心里》，我演女主角。盡管我沒插過隊，但我當過多年紡織女工。中學也在農村學農過半年，演那角色像是演自己一樣輕松，可惜那戲不久就停演了。因為當時對“文革”這樣的敏感問題還沒有正式的結論。
由于演這出戲，1984年我被上影的女導演史蜀君叫去為《女大學生宿舍》試鏡。我很喜歡匡亞蘭這一角色，當時參加演《女大學生宿舍》的5個演員，3個人是剛從上戲畢業，兩個是正在上學的學生。演自己是十分輕松的事。因為我們不是演員演知識分子，而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演知識分子，當時的影壇并沒有真正代表新一代新知識分子形象的影片，因此很被廣大大學生、青年知識分子接受。
演完《女大學生宿舍》后，導演陸小雅因看了我的上部影片來找我拍《紅衣少女》，演雜志編輯安靜。我也十分喜歡鐵凝的小說(電影是根据她的《沒有紐扣的紅襯衫》改編)中的人物，于是我立即上了那部戲。
我為有這樣的發揮机會而高興并盡力演好，并沒什么其它想法。大學剛畢業不久的我，理想、事業是第一位的，想不了太多出名的事，那時演好戲正如一個醫生做了一個好手術，救了病人一樣，是職業所要求的。
記得拍《女大學生宿舍》時，為了方便，時間選在放暑假，景點選在武大和浙大，我們4個演員住學生宿舍，一個屋，奇熱無比。白天、晚上都要拍戲，夜里無法入睡，很苦。當時我已在人藝工作，酬金比另几位還在上學的演員高，400元人民幣一個月，与今天的演員比，差异很大。但我們為演戲努力，為演自己的角色而高興的心情應該是一樣的。
還記得《女大學生宿舍》是史蜀君導的第一部戲，她性子急，把我們5個女演員在現場罵哭過4個，除了我。
還記得我為赶回上海參加青年演員合演，《紅衣少女》劇組為赶我的戲，連續48小時拍我的鏡頭。
□為《紅衣少女》做了流產
□与“紅衣少女”成了美國姐妹
我在接《紅衣少女》時正在“上海人藝”主演一部戲，原定戲結束后第二周就去峨影拍《紅衣少女》，那是1984年4月，可在我快演完話劇時卻發現自己已經怀孕了。考慮到已与峨影簽過演出合同，導演臨時找人頂替很困難，加上我也喜歡那角色，在我演完話劇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去婦產醫院做了流產手術，兩周后我准時到達攝制組拍戲，至今那些曾与我一起工作過的演員、導演都還不知道此
事。
當時出名只是在自己工作的劇院有了一個“好員工”的信譽，并不感覺有什么不同。論出名，比自己出名的演員很多，因此只是覺著還要繼續努力。另外，覺得自己与一個好科學家、好醫生、好工人相比是一樣的，只是職業不同，我的職業的成功更容易被人看見罷了。
我与陸小雅導演、鄒倚天(《紅衣少女》演我妹妹的演員)一直保持著聯系，常与鄒倚天通信，她比我小，我也沒兄弟姐妹，就把她當妹妹看待，看著拍戲時她那么天真，很愿意幫助她，使她少吃我吃過的虧。現在她在美國紐約學傳媒，我們常通話，去彼此所在的城市時也常見面。
特別要提的是現北影厂韓厂長，他是當年我拍《紅衣少女》時的照明。我們在十几年前在一個劇組拍戲，同代人有許多共同語言和抱負。我現在自編、自演、獨立制作的《庭院里的女人》，這部影片就是与北影合拍完成的，這不能不說是當年友誼的延續，也与他的大力支持分不開。這也算是因《紅衣少女》而得的運气，只是這運气到18年后才實現，是當年所不曾預料的.(摘自：北京青年報/本報記者姜薇 圖片提供∕查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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