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的暴力和謊言是制度性的，行賄也是制度性的，現在的腐敗之所以成為一种利益再分配的体制性安排，是由一党獨裁的本性決定的。一個不允許任何人与之分享政治權力的執政党，在骨子里是不相信不尊重任何人的，它要把一切權力和所有資源完全据為己有才能放心。它的分配原則不是建立在權利平等和自由競爭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等級特權之上的，其核心原則是必須有利于其絕對權力的維持和鞏固。它要求無條件的效忠，卻進行條件苛刻的賞罰，稍不合意就可能導致一個人從財產、社會地位到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全部喪失。
而它進行利益收買的最大王牌就是壟斷的權力。行賄的權力和收回賄賂的權力必須牢牢掌控在它的手中，恩賜和懲罰全視對其獨裁權力的利弊而取舍。在階級斗爭如火如荼的年代，政治身份收買最見成效，因為有了中共認同的政治身份，也就相應地擁有了与之相配的其他利益。在人們普遍厭惡斗爭哲學的年代，物質利益收買成就斐然。
中共在1949年執政后，不到十年就強行占有了社會的所有資源，可謂肆無忌憚。然后就是大肆行賄——按照其絕對權力的政治需要進行恩賜性分配，收買民眾和精英的忠誠、支持。為了新生政權的鞏固，中共當時的出手顯得很大方，對大眾，用土地收買農民，用鐵飯碗和全包的福利待遇以及虛幻的主人地位收買城市職工；對各類精英則許以高官厚祿，給党內精英以全方位的特權以及优厚待遇，給党外精英以帝王的諍友、象征性名譽地位和特權式的福利，政協和人大已經成為專職的收買机构。國家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政府部長、文化机构和大學的負責人、大報和重要刊物的主編等要職都可以拿出來，但是民主人士很快知道了這种安排僅僅是臨時收買，他們只是為中共做門面。而后才有1957年借大鳴大放來宣泄對中共的不滿。反右大清洗，毛澤東為了達到深入骨髓的恐怖統治，公開聲稱他玩的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從此，識時務的社會名流只能安于被恩賜的地位，在人大和政協里做做花瓶。現在，這种收買已經擴大到比較成功私營業主，美國《福布斯》雜志評出的大陸富豪五十名中，就有十二人為全國人大代表。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六四大屠殺之后，喪失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中共，修補政權合法性只能靠利益收買，即向被統治者許以一定的讓步和好處，來換取被統治者放棄對中共執政后的累累罪惡的徹底追究。這樣，中共執政集團事實上已經將其合法性來源置于公開的政府性行賄机制上。八十年代民間對政權合法性的追問，在鄧小平南巡之后，恐怖政治的威脅和利益收買的誘惑之下，實際上已經被終止。經濟高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民眾接受了這一秩序。而放縱腐敗，成為權貴們效忠政權的基礎。這种行賄也在對外開放中大有作為，用商業利益換取外國政府在政治上的讓步，誰不給中共政權找麻煩進而有利于其統治，誰就能以极低的成本進入大陸的巨大市場，拿到回報率极高的大宗訂單。
這种政府性行賄制度沒有任何社會公正可言，所有的分配在根本上都是由壟斷權力來完成的，而接受者卻沒有任何置疑這种分配的應得權利。雖然利益收買可以暫時讓人們在“奔小康”的瘋狂忘記專制罪惡。但是，一個政權不能長期依靠策略性、政績性的權宜之計來維持，它合法性早晚要面對道義上是否正當的徹底追問。
2001年2月7日于北京家中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