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透視中南海:爭權奪利,從“左右戰”轉向“腐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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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選年”的前哨戰

  雖然唱的是民主戲文,打的可是生死之戰。每5年一次的中共党代表大會是中共最高權力的幕后爭奪戰,它是“有中國特色”的“大選年”。即使是毛澤東,中共八大會議也讓他出了一身冷汗:在投票選舉党的主席時,毛澤東只比劉少奇多得一票,据說,這一票還是他自己投自己的。嚇得他老人家11年不敢再開党代會,一直到1969年劉少奇客死他鄉,他确信自己在党內的地位具有絕對优勢時,才開了九大。

  這就是說,中共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權威越接近,党代表大會就越難開,“大選年”的權力斗爭就越激烈,在“大選年”到來之前的前哨戰就爆發得越早,越殘酷。十大前,毛澤東和林彪的權威很接近,前哨戰是林彪被逼得出逃;十一大前,華國鋒的實力還不如所謂“四人幫”強大,前哨戰是一次軍事政變,讓后者坐了班房;十二大前,“英明領袖”華國鋒和已經掌控局面的鄧小平權威倒挂,前哨戰是另一次政變,讓華主席在家賦閑;十三大前,“儿皇帝”胡耀邦与“老皇帝”鄧小平威望十分接近,借一次學潮,將胡拉下馬;前哨戰來得最早最慘烈的要算十四大,十三大剛開過兩年,鄧小平和趙紫陽就在生死對決中兩敗俱傷,讓保守派撿得江山。

  從反左反右到反腐敗

  從十大到十四大,為爭奪中共最高權力,打的都是意識形態戰爭,失敗的一方不是被指責為犯了“左”的錯誤,就是被指責為犯了“右”的錯誤。“四人幫”因為堅持“文化大革命”被華國鋒搞下台;華國鋒因為堅持所謂“兩個凡是”被鄧小平“勸退”,都是犯了“左”的錯誤。胡耀邦同情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被罷官,趙紫陽同情學生運動被軟禁,都被認定為犯了右的錯誤。

  從十五大的前哨戰開始,中共的權力斗爭非意識形態化了。十五大前,江澤民為代表的上海幫的主要敵人,是以陳希同為代表的北京幫;而面臨退休威脅的喬石的主要敵人當然是政治暴發戶江澤民。江對陳,喬對江,都不好發動意識形態攻勢。第一,世界社會主義体系的崩潰,使意識形態喪失了最后的感召力;第二,中國社會在六四后更世俗化了,對革命圣戰感到厭倦;第三,陳希同是六四的主要屠夫之一,不能說他右;江澤民不改革,也不反改革,也不好以左右論之。

  剩下的最有殺傷性的武器就是反腐敗了,江澤民和喬石都不約而同地拿起了這個武器。江派人馬發動了“陳希同案”戰役,徹底摧毀了北京幫。其手法之辣,信息來源之詭秘,使人想起東西厂,在十五大前确實起到了殺猴儆雞的作用。喬石雖然對江系展開了“泰安案”攻勢,但收效甚微。喬自己位勢較低,動員不了太大的火力。對泰安案,媒体都被壓低了調子報道。此外,泰安案直接打擊的是山東幫首領之一姜春云,對江只能是旁敲側擊,构不成直接威脅。

  腐敗戰的“三大戰役”

  腐敗戰在鄧小平時代還只是游擊戰,是江澤民把它變成了正規戰。這個本來要請別人入的瓮,現在他自己也在被邀請之列,而且還是最重要的貴賓。离十六大還有兩年,中共高層權力斗爭的腐敗戰已經如火如荼,但還只是開始,好戲還在彩排。

  這次腐敗戰与十五大之前不同的是,江澤民從攻勢轉向了守勢。十五大前,江主要是進攻者;這一次,進攻者是別人。正在進行的“三大戰役”,遠華走私案,沈陽人質案和剛剛打響的潮汕騙稅案,其戰略目標都是衝著十六大總理候選人來的。賈慶林、李長春和溫家寶,是三個被看好的總理人選。賈和李是江澤民的人,是總理人選的雙保險;朱容基最欣賞的是溫家寶。遠華案是衝著賈慶林去的,沈陽案和潮汕案是衝著李長春去的。沈陽案端李的老窩,潮汕案打李的七寸。陳明義雖然做了賈慶林的替死鬼,但賈的總理候選資格看來也壽終正寢了。至于李長春,在此雙重打擊之下,恐怕也難逃此一劫。

  江澤民疲于做抱窩的母雞

  中共的總書記就象一只抱窩的母雞,有許多他不得不孵的蛋,即使有些是坏蛋。在江澤民的肚皮底下,至少有兩只他一定要晤的蛋,一只是賈慶林,一只是李長春。這兩只蛋如果被人踩碎了,其它的蛋都難保。他以賈早就离開福建為由,拋出現任福建省委書記陳明義替死。但李長春受到的是兩頭夾擊:既有“歷史問題”(沈陽案),也有“現行問題”(潮汕案)。要保這只蛋,自己可能要掉些羽毛。

  不管怎么說,權力斗爭從“左右戰”轉向“腐敗戰”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個進步,這表明,中共高層斗爭開始注意爭奪民意。再走一步,离公民參与就不遠了。(2001年1月1日于美國麻省。原載香港《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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