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4日訊】1998年6月6日至2000年5月27日，一支由省內外專家、教授組成的考察團，對云南歷史上一件神秘而杰出的工程———滇東古長城埂進行了全面的考察。隨后，云南各新聞媒体都作了追蹤報道。于是，自2000年8月份以來，滇東古長城便成了云南人街談巷議的主題。
北京大學課題組于希賢、賈向云教授《滇東古長城埂》稱：滇東古長城全長300余公里，跨山越谷，蜿蜒盤桓于馬龍、陸良、宜良、石林、彌勒五縣的崇山峻岭之中，若以上寬2米、底寬3米、高1.5米這個平均數計算，工程總土石方將達2700万立方米；若以每人每天建造1立方米計算，需要2700万個勞動日；若1万人建造，要7.4年，若1千人建造，將花74年。
据滇池晨報報道，這是世紀末的大考古，這是20世紀的偉大發現，這是云南古代勞動人民創造力的偉大展現。如此巨大的工程，究竟何人、何時、為何事所為?是“城”還是“埂”?是防御工具?還是分界標志?在考察團沒有下結論以前，人們以積极的參与意識，根据考察團提供的線索，各自展開想象，努力去推理、解讀、破譯云南歷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如專家組副組長、云大歷史學博士、省歷史學會會長林超民教授所說：歷史研究中很多都是在解剖一個謎，其魅力還在于解讀一個歷史懸案。每一次質疑及作出的合理性解釋，就向其真理性邁出了一步。質疑“韃子城”有人把滇東古長城埂的建造推至西漢，認為是西南的益州郡与東邊的??郡的隔界。作為西漢，把全國疆域划為九郡，所謂“九洲方圓”是也。但是造此工程浩大的“界埂”，人為地在兄弟郡縣之間設立障礙，作為中央集權的漢朝，允許你這樣做嗎?更何況，滇東古長城總体走向為南北走向，西面陡直，東面斜緩，明顯地是東部防御西部的，那沿途分布的戰壘、掩体、古堡、了望哨和烽火台，在長城上寫滿了戰爭、戒備，透射出的是 殺、吶喊和金戈鐵馬，哪有半點和平共處的气息。如此反叛鐵証，百個腦袋百個搬家。
有人認為，滇東古長城埂，是一度据有云南全部、貴州部分的爨氏划分東、西兩爨的分界線。我們從地圖上可以看到，石城(曲靖)作為爨部的首都，滇東古長城正好位于其胸部和腹部。“爨本一姓，為南中望族，始顯于蜀，迄晉而盛，統帥建宁郡諸部族，雄視一方”(《新纂云南通志》)。作為因團結而強盛、雄視一方的南中望族，會用戰神的利劍在自己的胸膛和肚子上划上這血淋淋的一刀?因分离而被南詔滅亡時，更沒有時間再做如此龐大的工程。
有人根据文獻中唯一的一條史料，把滇東古長城埂推至北宋和元代。該史料為李元陽《万歷通志》：“韃子城，在州東三十里，夷語曰‘底伯盧’，其城起自曲靖，抵于廣西(瀘西)，綿延三百余里，昔酋長兄弟筑此，以分地界。”
這是一條自相矛盾又不能自圓其說的史料。首先，“酋長兄弟筑了一道韃子城”，這便十分令人費解。歷史上，“南蠻子”、“北韃子”是分別對我國南方和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南方烏蠻弟兄筑了一道城，而用北韃子的名字命名，這便是無法湊合的矛盾。其二曰：酋長兄弟筑此，以分地界。如前所述，滇東古長城，戰爭的功能是十分明顯的，攻守是側重的，感情的天平是傾斜的。試問，三百里韃子城沿線，居住著烏蠻弟兄莫彌部(曲靖越州鎮)、納垢部(馬龍)、落溫部(陸良)、落蒙部(路南)，究竟分清了誰与誰的地界?長期居于滇東的東爨烏蠻弟兄，本身就是同宗、同族、同手足，從不以弟為壘、以兄為壑，更不相互并吞，往往是部落發展壯大后，如弟兄分家一樣，析出新的部落，分居到鄰近的地方去。譬如唐朝時，東爨烏蠻只有七大部落，到北宋時，便析為37個蠻部。僅阿廬部就析為師宗、彌勒、吉輸三部。南詔以兵脅迫西爨遷20万戶于永昌后，“自曲、靖、石城、升麻、昆川，南至龍和以來，蕩然兵荒矣。烏蠻种類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蠻書卷四》)。如果筑埂為界，划地為牢，還能發展，還能徙之西爨故地?更何況，筑一道充滿敵視、猜忌的城埂為界，感情上誰也不會接受。既要花大气力，又生分了弟兄﹞嚏A蠻長弟兄會干此得不償失的蠢事?
那么，“韃子城”是否為元代被稱為“蒙古韃子”的蒙古人所筑?不知人們注意到沒有，北方万里長城，有春秋、戰國、秦、漢、明長城，惟獨沒有元、清長城。作為兩個曾被長城阻擋過，如今已破城入主中原，做到南北統一的少數民族，還會對筑長城發生興趣嗎?再者，就算“韃子城”為其所筑，以昆明為中心而論，東面和西面就該是掉轉個頭。
當然，這段記錄也提供了兩條重要線索，李元陽功不可沒。其一曰：“昔酋長兄弟所筑。”酋長即蠻長，烏蠻部落首領也。那么，此城當然便是烏蠻弟兄所筑。滇東古長城沿線兩大文化積存物：陸良雨補段的“烏蠻女神”石雕像和長城南盡頭的彌勒金子洞坡的“彝文古岩畫”都在証明著。也許，由于時間相隔太遠，歲月的銼刀在“韃子城”前面銼掉了一個動詞，更由于作者在寫這段話前沒有進行全面的考証，只見樹木不見林，因而小看了長城的根本功能。第二條重要線索是，与“北韃子”有關，如果我們用“正讀反解法”或用彝語的倒裝句，去掉一個小功能，加上一個大功能，不就變成了“昔酋長兄弟筑此，用以抗擊韃子的長城”?這一改，能改出點味道來嗎?
我們將在不斷的否定和肯定中艱難地逼近真理。打撈“自杞國”戰艦滇東古長城，是滇東歷史上最杰出的工程，是云南所有單体遺址中最浩大的建筑工程，它有著十分丰富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內涵。六百里滇東古長城，是一個統一的整体，非有一定實力強大的集團或國家，才有能力統一策划、統一指揮、統一調動千万人民，在同一時間為著同一目的實施這項偉大工程。
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羅哲文說：“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与長城的修筑相伴。”羅教授一句話點醒了我們，拍遍長城，查遍滇東歷史，非烏蠻弟兄建立的自杞國莫屬。
自札古王國，曾神秘地崛起于滇東大地，又神秘地沉沒于歷史的浩瀚煙波，斷鱗殘甲般的文明碎片，只散落于宋人的史書和筆記本中，而在云南，史書不見記載，只留下一知半解的民間傳說。也許，最被遺忘的便是最有价值的。正是咬定這個价值觀，我才不惜花十余年時間，撿拾文明碎片，打撈王國戰艦。
北宋初年，南詔末年，滇東、滇中、滇南居住著三十七個蠻長弟兄部落，史稱東爨烏蠻三十七部。公元937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通過其舅爨判的關系，在三十七部的全力支持下，推翻了南詔“大義宁國”，建立了大理國。可見，此時東方三十七蠻部的兵力，已經達到完全可以左右云南局勢的地步了。“而在此后的二三百年中，大凡云南境內的兵事，三十七部往往起著重要作用。”(方國瑜《云南地方史講義》)。
公元1094年，段思平第十代孫段慶義被權臣楊義貞所弒，楊自稱“廣安皇帝”，僅四個月，鄯闡(昆明)領主高升泰起兵滅楊氏，复立段慶義之子壽輝為王，不久便廢之，又立其弟段正明，高氏權傾于朝，段正明被迫讓位于高氏。在三十七蠻部和其他領主的激烈反對下，1096年，高氏不得不把王位歸還于段氏，史稱“后理國”，然而，軍國大權仍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直至后理國終始。
与此同時，具有強烈反抗精神，南詔、大理皆莫能制約的彌勒、師宗二部，乘其內亂，打起了“清君側”的旗幟，以老本土彌鹿川為根据地，聯合了維摩(丘北)、羅雄(羅平)、落溫(陸良)、落蒙(石林)等三十七部蠻長弟兄，建立了自杞國。自杞國的勢力范圍，東至廣西紅水河，西至陽宗(宜良)、澄江、江川，北抵石城(曲靖)，南達紅河，從而成為一個雄跨三省區(云南、貴州、廣西)、雞鳴五地州(昆明、玉溪、紅河、文山、曲靖)的強大的部落王國。
自杞王國是以三十七蠻部為基礎的部落大聯盟，故王國實行“部落議會制”。
自杞國歷經了150多年，應該有3至6個年號，但僅有一個年號“乾貞”記錄在宋人王應麟被稱為類書的《玉海》之中，獨具慧眼的王老先生為自杞國保存了一個极其重要的心臟部件，從而証明了自杞國文明實体的存在。
在經濟生活中，自杞國以蓄養戰馬和販賣戰馬為自己的主要經濟支柱。自杞國時期，正是中原宋、金嚴重對立時期，南宋已經失去了北方大片領土，也失去戰馬的北方來源。自杞國人抓住机遇，以強悍的馬隊，開辟和捍衛了從昆明至南宁、至宜州的千里南方絲綢之路，從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至公元1257年的百余年里，每年都將數千匹戰馬輸向岳家軍和其他抗金隊伍之中，從而打破了宋太祖趙匡胤揮玉斧划大渡河為界：“此外非吾所有也”的神話，創造了云南開放史的空前記錄。作為轉運站和交通樞紐，自杞國人勇敢無畏的戰斗精神，溝通和維系了高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頻頻交流，既為云南的發展作出了十分積极的貢獻，又創造了一個文明古國的百年輝煌，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也應有其重要地位。
种种文明之舉，昭示著自杞王國是一個很有希望的王國，然而，一次巨大的災難，這顆滇東的太陽從運行的中天突然滑落；一場意外的橫禍，這艘王國戰艦在駛向理想的途中神秘沉沒。只化作一道彩虹般的密碼，鎖在滇東的崇山峻岭間，讓后人解讀。破譯“古長城”密碼長城，作為戰爭的常備工具，軍事文化的巨大載体，它的出現，必然有其明确的軍事目的和重大的歷史背景。中國北方長城，是為了阻擋“三川胡馬亂中原”，它的每一次續修、加固，總是在關內關外嚴重對立、“黑云壓城城欲摧”之時。滇東古長城，則產生于一次世界性的的大地震，產生于“北韃子”和“南蠻子”即將在滇東高原的激烈碰撞。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蒙古奴隸制政權。為了截斷南宋戰馬的南方來源，獲得新的兵源，盡快滅宋，成吉思汗及其儿子們制定了“先下西南，夾擊南宋”的大迂回戰略。公元1244年，蒙古兵在進攻四川的同時，派出一支軍隊，從金沙江上游的麗江進攻大理，企圖繞道云南直達川南，夾擊四川。這次進攻雖被南宋、大理聯軍擊退了，但蒙古騎兵的鐵蹄卻強烈震撼了這塊紅色的土地。具有戰略遠見的自杞國領袖們，深深地感到了來自西北的威脅，看到云南正潛在著一個巨大的危机，准确地判斷出与蒙古之戰實不可免，只分遲打与早打。于是，立足于早打、惡打、大打的基本點，制定了自杞國防御戰略，充分發動自杞國人民，沿著滇東南北走向的山川，科學地設計、嚴密地部署，并實施了三線防御体系：以馬龍、宜良九鄉、宜良西部、澄江撫仙湖、江川杞鹿湖為第一線，曲靖、陸良、石林、彌勒西山抵南盤江為第二線，以龍海山山系、圭山山系、西山山系為第三線。第一線和第三線利用自然山水、天險或在要塞建相應的城堡、營盤和長城，第二線為中心防線，仿效万里長城，依山托險，因地就勢，避長擊短，修筑六百里長城，在戰略要地則筑起多重防御工事。于是，南方古長城便和北方古長城共同了：阻擋“三川胡馬亂中原”的功能，“韃子城”不就變成了“抗韃子城”?
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1253年，忽必烈和大將兀良合台率蒙古軍十万，從六盤山出發，潛行山谷兩千余里，11月，突然用牛皮革囊渡過金沙江，納西主不戰而降，至12月攻滅大理，并俘獲大理王段興智。滅大理后，忽必烈北回，留兀良合台繼續平定自杞國和未降部落。段興智降蒙后，獻上大理地圖和征服各地的策略，并組織兩万大理軍充當前鋒，向滇東曾幫助段氏創立三百年基業的三十七部瘋狂扑來。自杞國全面抗戰開始。
一個殘暴的統帥指揮了一場殘暴的戰爭。兀良合台一反忽必烈的“止殺令”，十余万蒙、段聯軍所過之處，皆實行“三光”政策。一部《元史‧兀良合台傳》，就是屠夫兀良合台父子殘殺滇東人民的罪惡史：“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蓋烏蠻也；攻烏蠻所部押赤城(昆明)，選驍勇以炮摧其北門，縱火攻之；攻乾得哥城(澄江)，環城立炮轟之”，攻半空寨，“殺戳無焦類”；遇赤禿哥軍，“追赴臨崖盡殺之”；鏟突刺蠻三城，常常是“川谷為之一空”!
殺戳越殘酷，反抗越強烈。自杞國軍民，村自為戰，部自為戰，英勇頑強地抗擊著敵人。昆澤(宜良)軍民，依山阻谷，扼守著自杞國第一線陣地，蒙軍的多次進攻皆被打退，山谷里橫滿了敵軍的尸体，后兀良合台引軍突然离去，三日后突然出現，以“卷面向內，四面進擊”戰合圍，兀良合台与其子阿術又親自陷陣鏖戰，一場血肉大拼搏之后，軍民全部壯烈犧牲。攻乾得哥城(澄江)，數月難破，后蒙軍“環城立炮，以草填塹”，城破，澄江軍民与阿術所部搏戰城上，与澄江共存亡。第一線的抵抗頑強悲壯，第二線的抵抗悲壯頑強。面對南天長城，蒙軍只得改騎兵為步兵，輪番發動進攻。然而，多次衝鋒都被飛蝗般的箭矢、擂木打下山來。終日搏斗，連月 殺，刀缺了，矛斷了，長城的活動石就是最稱手的武器，城上尸山，城下血海，自杞國勇士冒著炮火，以最大的犧牲給蒙古軍以最大耗損。于是，《大史‧兀良合部》條《多桑蒙古史》寫道：“蓋以合刺章(蒙語，烏蠻)戰士眾多，防守甚力，逐日搏斗，蒙古軍不久僅存二万人”。至彌鹿川淪陷后的第二年(1258年)，兀良合台只能“率四王騎兵三千，蠻(大理軍)万人，破橫山寨，辟老蒼關，徇宋內地”。長城作証打開一部蒙古軍征戰史，我們看到，蒙古滅西遼，用了一年；滅花子刺國，一年；滅西夏，一年；滅大金國，五年；滅大理，兩個月；而滅自杞國，則從公元1254年進攻宜良開始，至1257彌鹿川最后淪陷，整整用了三年!而三年里，十万“韃子”兵和二万大理軍絕大部分被滇東的高山大川所埋葬，一支曾颶風般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何曾遭到如此頑強的抵抗，受到如此慘重的損失?
自杞國人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連元史也不得不承認。在滇東各縣志書中，說到這個朝代更換時，均沒有“投降”字樣，只有中性詞“內附”，而師宗、彌勒二部，則是最后的“內附”者，并且是云南最后設置的千戶所。在《元史‧兀良合台傳》、《多桑蒙古史》等記錄征討自杞國各部時，也沒有“大懼”、“請降”、“舉國降”字樣，尚時有贊頌之辭。能夠得到對手的敬佩，這才是真的猛士。滇東古長城，請作証，自杞國人無孬种!
今天，當我們在為自杞國文明尋找載体時，滇東古長城從歷史的蒼海煙波中升騰起來了，披一身閃電，披一身雷鳴，披一身硝煙，披一身血火!雖然遍体麟傷，卻高昂著不屈的頭顱。每一塊石頭都在訴說，自杞國人是怎樣抱著蒙古兵跳下懸崖，是怎樣咬下蒙古兵的耳朵，是怎樣碰斷成吉思汗的彎弓，是怎樣砍折蒙古鐵騎的馬腳，是怎樣用血肉之軀筑起滇東長城，捍衛著中原的西南門戶!
滇東古長城，自杞國人的形象，云南高原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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