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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ttp://news.epochtimes.com/b5/8/4/16/n2084020p.htm上看到陳柏年先生〈台灣的苦難文學──座談會外一章〉一文，讓我相當震驚，做為陳文中的「筆伐」對象，實在有必要在此做出回應，並且是一次客觀而理性的學術性對話——但這似乎又不是一個純學術性的發表平台，所以我不以論述 / 論文性的文字來解釋。
首先必須「再次」（因為在會議時已做出說明）解釋，我的論文中並未出現「1977到1979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很類似」這段話，而在會場，我想是由於我的口語表達不清（真是不應該），引起了不必要的誤會，陳先生再次以書面文字提出質疑，我希望以下的文字敘述能平息這場令我意外的「論戰」。
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毫無疑問地成了中國當代史的苦難記憶，陳先生在文中「爆料」我的外省第二代身份，是因我當時不諱言地以父系家族的親戚──尤其是我爺爺和大伯──是如何在這場荒謬鬧劇中死亡為例，「見證」中共的血腥暴政是如何加倍於莫言、余華等「主流」小說的敘述﹙主流小說尚且如此描述，遑論地下文學！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就是因為劉蓮和吳大旺在狼籍的毛主席碎片肖像中瘋狂做愛而遭到禁止出版的命運，而這竟然是2005年的事﹚。但是相對地，台灣1947年的228事件以降，綿亙數十載的白色恐怖（為何我說數十載而不說50年代？只要稍稍對台灣政局投以長期關注者，自能明白其中「真味」。台灣真的民主嗎？能夠民選總統和民代就叫做民主嗎？為什麼這個號稱民主國家的絕大部分百姓會怨聲載道？）又豈是輕微？我的外祖父毀滅了所有的中醫書，只因為擔心一點差池便被當成中共同路人，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書還不毀醫藥書籍，是我外祖父太膽小還是暴政太可怕？我外祖父只能算「小咖」，那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尤其是枉死、冤死的先靈，都被拋擲到苦難的洪流中成了一抹抹鐵蹄蹂躪下的灰燼。陳文舉了袁紅冰和張成覺等前輩學者、文人的經驗，強調文革苦難絕非台灣的政治事件所能比擬，但我在會場中曾說，苦難如何量化孰輕孰重？關了20年的「所謂」政治犯和「只」關2年的，乍聽之下似乎前者更為苦大仇深，但前者或許成了柏楊、李敖這樣的大師級人物，後者卻總是名不見經傳，卻一生生活在恐怖之中，抑鬱以終（類似朱天心〈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中的舅舅、類似我家附近一個遊蕩的老人，當我很小的時候，他是一個遊蕩的青年）。
苦難如何量化？或許可以，但不是總是可以。
廢話連篇後，我要針對「1977到1979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很類似」這段在論文中並未出現，而我應該是口齒不清而產生的表達謬誤做出說明。我的意思是第二波鄉土文學論戰做為朱天心寫作轉折的重要性，以我個人而言，我當然支持鄉土文學，也認為當時有論戰的必要性，但絕非要以之與文革比較（愚雖不才但還不至於蠢笨如此，如果這樣，我不就跟我論文中所言朱天心試圖批判的將國民黨＝外省人＝既得利益者的簡單邏輯一樣膚淺？）我要強調的除了論戰對朱天心的轉折意義之外，更要拉長時間的幅度（十年後），探討朱天心如何在蘊積十年後，在本身從事黨外運動與諸多思想反「除」後，揮別/ 暫別禮樂中國，怨妒著書，將她的一肚子怨氣一吐為快，更將她對民主化的疑惑開誠布公地以書寫治療與拯救（為何是十年？如何治療？本論點可詳見拙作內文）。在朱天心的作品中有太多對台灣民主化的責難與詰問，即便邁入解嚴時代，民主仍待考驗。在1987以後的台灣確實沒有因為批評時政就被當成政治犯下獄入監，但大家應該很清楚為什麼和「中國」有關的商號名稱都必須改名；被貼上政治標籤甚至（被）掀起族群紛爭的事件更無庸我贅言；如果說台灣是個民主國家，我不知道尹清楓和陳義雄（319槍擊案的「槍手」）的家屬會怎麼想，民主，是血的獻祭，但諷刺的是，這血並非獻祭給民主，而是少數個人。
或許這樣說還算持平：文革是明著搞、對著幹、荒腔走板、無法無天；台灣是穿上民主的袈裟，袈裟內外，此岸彼岸。
陳文提及我這篇論文的的一次創傷經驗，亦即在投稿某學報時「激怒」了兩位審查教授——在我死皮賴臉的糾纏下，負責主編的教授才告訴我被退稿，甚至連審查費都全數退回的真相。要是我激怒二位教授的原因是論文本身的品質問題，亦即這是一篇沒有學術水平的文章，我想我愧對指導我的恩師，應該「無顏見江東父老」，乾脆「一死以謝天下」便罷。但若只是因為政治意識型態的挑戰——真正仔細地閱讀拙作，並且讀完，應該不會認為文章有「偏藍」傾向，我奉行著Edward Said所說的，知識份子應該向權力說真話（說自己是知識份子每每有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感受，因為知識份子在我心中是崇高的，而我總有黃春明說的「卑賤的心靈」），而冠此文以「政治不正確」的標籤進而打入冷宮，我想這不過就是掌有學術權力者（學術威權統治？）的另類政治謀殺罷了，而這難道是台灣這個民主社會的學術操作模式？！陳先生說：「那些教授們，會不會也背負了一個龐大記憶的傷痕與包袱，致使他們做出了如此的選擇？」我不敢說自己在做學術研究時能完全客觀公正（說穿了，沒這種東西存在，客觀不過是最接近客觀的主觀，客觀由多數共同主觀匯聚而成），我好奇的是，學術研究的好壞能否以個人的情感為衡量的標的？
如同陳文末段所言，做為一個台灣人，我當然希望我出生長大的這塊土地越來越進步，越來越民主，越來越完成老百姓的期待：富裕民生——南韓的GDP已超越我們，LG和SAMSUNG更在國際上揚眉吐氣；曾經被我們的外交部長譏笑為「鼻屎大」、並且只會捧中國LP的新加坡，以及比新加坡多400平方公里的香港和只有大約28平方公里的澳門更是相繼還富於民，但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卻每天上映各種不同的政經災難，而老百姓則必須承受紛至沓來的苦難！除了李安和王建民（享譽國際），這些年來，有多少非華人能夠不把TAIWAN當成TAILAND？（我似乎對台灣的民主牢騷滿腹，這是中年危機的象徵嗎？將至不惑之年的我，怎麼越來越困惑？）
感謝陳先生賜教，感謝您的閱讀。如果不在此做出說明，我想會是我〈昨日再會——朱天心小說的創傷記憶〉這篇拙作——當然包括它的作者的二次創傷與災難記憶。
由於本文非論述性文字，若還有引起歧議之處，在此致歉，並歡迎指教。
謝靜國2008/5/5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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