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托加正是银装素裹，积雪深达6英吋。使团在那里住了1个星期，跻身于当地的社交活动中。只有富兰克林感到疲惫不堪。他于15日写道：“我正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被湖面的现状——湖上那些不化的冰阻塞了航道所滞留。我开始担忧，以我的年龄，我是承担了力不从心的使命。因此我坐下来给几位朋友写信，用诀别的方式写信”。当时，他已70岁了，其他几名成员最年长的也不过四十出头。
翌日，他又和同伴们一道出发了，他们将深入到他未曾涉足的美洲那蛮荒的不毛之地。他们吃力地划着船，溯哈德逊河而上，4小时只前进了7英里。当晚，他们宿于爱德华堡的一家边境小店。
在前往乔治堡的途中，17日，他们接到斯凯勒派人送来的一封短信，信中说湖面仍未开冻，请他们在爱德华堡和乔治堡之间半路上的温酒店宿夜。他们照斯凯勒说的做了。斯凯勒业已离开萨拉托加，走在他们前面了。他已经和他的司令部到达乔治堡。但他病了。
次日中午时分，使团离开了温酒店，同斯凯勒会合，乘上笨重的敞篷平底船，一路奋力破冰前行。白天，他们在感到饿时就登岸生火取暖、煮茶、吃干粮；夜里他们有的宿在林中，有的住在船上，幸亏他们有先见之明，带了轻便的床。经历了这样冗长的跋涉搬运之后，使团于25日已航行在张伯伦湖上。27日下午，他们来到圣约翰，走过一段崎岖不平的陆路，在圣劳伦斯重又下湖航行。29日抵达蒙特利尔，他们受到现在已晋升为将军的阿诺尔德的迎接，碉堡中的火炮鸣放礼炮，向“以著名的富兰克林博士为首的尊敬的大陆会议委员会”致敬。
从和阿诺尔德于30日进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富兰克林就觉察到自己所负的使命不可能成功。这个省的法裔天主教徒的敌意难以消除，而在不超过 400名的英裔新教徒中，至少一半是效忠派分子，其余的也不可能站到反对英王政府的立场上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联合殖民地的入侵者既无金钱，更无信义可言。听了这些，富兰克林将自己私人的钱借给阿诺尔德353镑金币。
不久，消息传到蒙特列尔说，海路来的英军增援部队将于5月6日开抵魁北克。阿诺尔德这支大陆军的处境已十分险恶，它将被驱逐出加拿大，像在前一年的6月那样。这时，富兰克林身上长了疱疹，疼痛不已，双腿浮肿，行走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立即返回费城，认为在那里自己还能发挥一点作用。5 月11日他启程返回。约翰·卡罗尔于次日也到了圣约翰，然后两人再从那里到奥尔巴尼去。
从奥尔巴尼，在斯凯勒将军的安排下，他们从陆路返回费城。
这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损害了富兰克林原本强健的身体。“我发现我一天比一天更虚弱了”，回到纽约后，他在给另两名使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不是卡罗尔先生友善的帮助和悉心的照料，我想我是难以支撑着走完那么远的路的”。8年以后，由于富兰克林的推荐，教皇农西奥授与约翰·卡罗尔以总主教之职。卡罗尔成为美国的首任总主教。
回到费城以后，富兰克林逐渐地康复了，但他的痛风病，“使我从你上次离开我们后一直没有参与大陆会议和大家的工作，因此对发生的事知之甚少，只知道正在酝酿起草一份独立宣言”，他在6月21日写信这样告诉华盛顿。
在革命战争的进程中，北美殖民地的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里，“独立”这两个字日渐变得鲜明，变得突出了。1月10日，托马斯·潘恩——当时是费城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他的《常识》，像一声嘹亮的号角，穿破人们思想中尚存的疑云惑雾，直贯云天，使独立的观念在整个“大陆”的大地上不胫而走，植入了革命人民的脑海。一个新的国家即将诞生。
这时，英国议会颁布了绝对封锁令，禁止任何国家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以及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消息传来，大陆会议针锋相对地宣布，北美殖民地的港口向所有国家开放，除了英国以外。同时，始自北卡罗来纳（4月12日）的各殖民地纷纷向他们在大陆会议的代表发出指令，投票赞成独立。
尽管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杰斐逊同为最早、也是最坚决地主张殖民地与英国决裂的会议代表，可是在独立的问题上，宾夕法尼亚却掉在后面了。已经分裂的宾州代表们受到保守的州议会的约束，而州议会正在州政厅另外一个房间开会。作为大陆会议的会址，费城有可能成为独立后国家的首都。因此，大陆会议决定干预该州的内乱。5月，会议通过决议，敦促尚无称职政府的各州加紧组建这样的政府。宾夕法尼亚人民在州政厅院子里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废弃英王授予的旧宪章，制订新宪法，建立新的立法机构。6月14日，宾州议会开会。4天后，一个各县委员会代表会议解散了旧议会，呼吁在7月召开宪法会议。
在这场变革各州州政的暴风雨中，威廉·富兰克林作为殖民地时期英王委派的纽泽西州长，受到了冲击。革命群众将他押往他在伯林顿的庄园，看管起来了。5月24日，大陆会议决定将他遣送到康涅狄格。尽管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威廉·富兰克林可能受到一些宽大，但他毕竟是效忠派分子。在康涅狄格，无论是在假释期间还是确实监禁在里奇菲尔德监狱，他做了两年多的阶下囚。
6月10日，大陆会议委派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可能向全世界公布。委员会包括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和纽约的罗伯特·R·李温斯顿。这5人碰头后，推选杰斐逊草拟初稿。初稿完成后，杰斐逊将它拿给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过目，也许不止一次。6月28日，该委员会将宣言草稿提交大陆会议。7月4日，经大陆会议修改过的宣言被通过了。8日中午，会议向群集在州政厅外的费城群众宣读了宣言。10日，宣言在《宾夕法尼亚杂志》上发表，人们称之为《独立宣言》。8月2日，会议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
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样，只对宣言的初稿作了少许改动。对杰斐逊指控英王批准议会法案“以剥夺我们的宪章，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政府的形式”，富兰克林在两句之间插上了一句“废除我们大多数有价值的法律”，因为他记起了当年宾州议会通过的许多法案都遭到英国议会否决；对杰斐逊写到的北美洲殖民地的请愿书被“答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富兰克林将其改为“仅仅答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以加重语气；对于杰斐逊指控英国政府派遣外国雇佣军来企图“将我们淹没在血泊中”，富兰克林将它改为不那么夸张的“消灭我们”。但最后这一处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以避免伤及英国人民。
和《独立宣言》的起草、修改和发表这样庄严、重大的事件相联系的还有这么一段趣闻。就在大陆会议修改《独立宣言》草案期间，杰斐逊后来回忆说：“我坐在富兰克林博士身旁，他觉察出我对这些改动不无想法，便说，‘我订了个规矩，不论何时，只要我做得到，我总避免起草将要由一个公共团体审查的文件。我这个教训是从这么一件事得来的，让我讲给你听。当我还在给一个印刷商帮工时，我的一个伙伴是个帽商的学徒，他在学徒期满后准备自己开店。他首先关心的有一块措辞恰当的漂亮招牌。他编了这样的话：“约翰·汤普森，帽商，制作并现钱出售帽子”，还画有一顶帽子。但他想到该让朋友们对它作些修改。 第一个朋友认为既然后面有“制造帽子”的字样，前面的两字“帽商”便是累赘，应该删去。那两个字擦去了。下一位朋友认为那“制作”二字不如略去，因为顾客不会在意帽子是谁制作的，只要合他们的意，他们就买。他把那两个字又擦去了。第三位朋友说，他认为“现金”两字是多余的，因为当地没有赊帐的传统，每个买东西的人都会付钱的。它们又被擦去了。招牌上的字现在剩下了：“约翰·汤普森出售帽子”。“·出·售帽子？”下一位朋友说，“为什么？没有人会以为你会送给他们。那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它们又被擦去了，接下来的就是“帽子”被擦去，因为牌子上画了一顶。这样，他的招牌最后被简化为“约翰·汤普森”和画出的一顶帽子”。
据说，在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天，约翰·汉科克作为会议主席率先签了名后，说：“我们得一致；我们一定不要用不同的方式签名；我们一定要意见一致。”
“对，”富兰克林说，“我们的确要意见一致，不然，最肯定的是我们将被一个个地吊死。”
尽管这是传说的一段趣闻，但从实际情况看，的确如此：意见不一致，革命不能成功，革命领导人的命运只会是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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