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1998年的秋天，美淑才16岁。正当其他16岁花季少女在父母呵护、关爱的天空下幸福成长的日子里，美淑却开始了被人包养的无法言说的日子。

她心安理得，吃穿不愁，还有些富余可寄回延边农村的家里。打电话说“工作”蛮轻快的，也有钱赚。在一半麻木、一半糊涂中，就这样缺心少肺地过了两年。

也就是这时候，美淑知道“老公”不愿也不可能跟她结婚。她不想做人家的小老婆。事实上，“二奶”比小老婆的地位还要低贱。至少，小老婆，或者说姨太太、小妾，还是“半个主子”，虽说只有半个，终究还是“主子”，在一个大家庭里也还有个“名分”。“二奶”就不同了，不过是偷偷摸摸地同居，毫无保障。想了想，她决意离开“老公”。

在延边农村的哥哥，知道妹妹要摆脱“二奶”的狼狈地位，打来长途电话劝说她，教育她要懂得珍惜。现在找一个好人不容易。在他的眼中，美淑遇上了好人。因为，美淑被包养的价格较高，每月可获得4000元家用。此外，逢年过节，“老公”还会给美淑红包。有时一个红包就是1万元。她要是“离婚”，家里就断了摇钱树，又要堕入贫困。

美淑执意要回到从前的打工生活，不愿伺候一个比自己父亲还要老的男人。哥哥见妹妹不听话，搬来嫂子当救兵。 嫂子来到长春，这个穷怕了苦怕了的北韩大嫂，用她的价值观反覆“开导”美淑：“女人有人养，不愁吃不愁穿，这才是天大的福，可惜我没有这个好福气，换了是我，打死我也不会离开。”嫂子说，他们全家一年到头，从春累到冬，田地里收下的小麦、玉米、大豆统统加起来也卖不到4000元，她一个月就拿人家4000元，不要说下田，连太阳都晒不到一下！“你要知足，美淑！”

美淑打长途电话，向同乡女友倾诉心底的苦闷。女友认为美淑疯了，得了神经病。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还在抱怨，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她希望美淑回延边农村来看看，“你来看看就知道了，这里有多穷啊！我还想叫你帮我介绍一个中国人呢！不管有多老，只要有口饭吃，不用吃苦就行了！”

用美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做‘二奶’有什么怕的？好过挨穷受苦。”就这样，又动摇过一阵子的美淑再一次重新回到“老公”的身边，开始安心地过起了让男人包养下来养儿育女的日子。

起初，美淑并不打算给“老公”生孩子，因为她还时常幻想，哪一天能碰到俊泰。但一个偶然事件，使她改变了这个想法。

2002年秋天，早先给美淑和老头做介绍的北韩老乡来找美淑借钱。由于数目太大，美淑拒绝了。介绍人则认为她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骂了她一通就走了。三天后，介绍人又打电话向她道歉，并邀请她去金梦大酒楼吃饭。美淑以为还是借钱的事，便取了一些钱带在身上前往酒楼应酬。她赶到金梦大酒店一楼的粤菜馆，透过人声鼎沸的桌桌酒席寻觅，她没有看见介绍人，却蓦然发现老公正慇勤地陪着一对陌生母子喝茶，旁边坐满了他的同事。

凭着女人天生的直觉，美淑认定，老公身边的那个女人，一定是大婆！ 旁边那个快乐的男孩，一定是他24岁的儿子。看见和和美美的一家人，她即刻有一种恐惧、害怕的感觉，双腿颤抖起来。她想溜，已经来不及了。老公发现她，先是一脸愕然，随即视她为陌路人一般。那些认识她的同事都在看着她做何种反应。这个时候，她才发现，介绍人也在座，正唯恐天下不乱似的大声嚷嚷叫服务生为她加位子。

美淑的头很晕，脑内一片空白，她在心里一千遍地骂自己无能、窝囊之后，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别人肯定她那一张幸福的脸，请诸位高抬贵手，不贸然手起刀落劈碎她目前所拥有的平静安适的生活。她身无长技，目前拥有的只是像小鸟一样飞过就不飞来的青春。为了不打碎到手的幸福，她只有硬着头皮匆忙应对。

她像个小媳妇似的对着老公与大婆恭恭敬敬地点了点头，然后，坐下喝茶。老公瞅了她一眼后，再没“留意”过她。大婆毫不知情，在她眼中，这个刚来的土里土气的北韩女孩，不过是同事女友带来蹭饭的同乡，与她并无关联。

那样一顿十足的“鸿门宴”，在美淑的印象中像吃了一个世纪般漫长。记不得是怎样散场怎样回家。反正，一回到家里，美淑想起来“老公”的大婆就是心生恐慌。恐慌之余，她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拉住“老公”这张长期饭票，必须首先谋求婚姻关系的正式确立。

当天晚上，美淑一次又一次，逼着“老公”给她一个明确的“名分”，否则，就立即分手。

老头任她哭闹责骂，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中国老婆不同意在离婚证上签字。

黎明时分，美淑绝望了，也愤怒了，她操起一个玻璃杯往彩电上砸去，杯子破了，电视荧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凹坑。 她看了看坐在沙发上，仍旧闷头吸烟，一声不吭的“老公”，又拎起自己的化妆盒和化妆品，统统砸到地上，顿时，满地都流溢着护肤奶液的粘稠液体。

美淑“哇”的一声哭出来。“老公”也带着哭腔诉苦：“你不要在我面前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可怜？我告诉你，我更可怜，我混到今年都63岁了，可除了一辆货柜车，仍是一穷二白，我还想大哭一场呢！”

老头说完，草草地捡了几件换洗衣物，站在门口回头望了望室内，带着几分伤感和留恋，走出了家门。他最后留给美淑的话是：再也不回来了，叫她好自为之……

美淑脸色惨白，呆呆地望着刚刚关上的房门，听着在楼梯间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的勇气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种令人绝望的恐惧。她害怕在孤立无助的状态下被痛苦淹没，哭声一串串地从她的喉咙中撕扯出来。

过了一个月，老头没有音讯，交房租的期限又到了。当讨厌的房东催租催了3次以后，美淑不得不拨通老头的手机。

“你想怎么样？要想跟我分手，就说声算了，不想分手就赶快来交租。”美淑一听见老头的声音，情绪又开始不稳定起来，声调忽高忽低。

“好！”老头只说了这么一句。“好”是什么意思？是要和我分手还是要交租？美淑听了心中直打鼓。她吵归吵，真的要离开老头，不仅要离开这个尚能温饱、不用劳累的环境，还要斩断那对老头类似亲情的依赖感。她还没有那么强大，也不会那样绝情。

想到这里，美淑又开始砸东西了。但她这次砸烂和扔掉的，全是些避孕工具和药品。她决心给老头生个孩子，用孩子拴住老头的心，让这不受法律保护的婚姻，成为永久的事实。

老头回来了。到了冬天，美淑如愿地怀了身孕。老头高兴地说：等生了孩子，他就离婚。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中，在我多次的纠缠下，宣子断断续续地讲述着美淑的故事。有一次，我非常担心地问她，“老头说要离婚，美淑相信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据我了解，差不多所有的有妇之夫，都是这样在墙上画一个饼，告诉他的情人：等吧，等吧。等个几年，条件成熟我就离婚。女人则望着那块承诺之饼充饥。

“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呢？”生性活泼的宣子幽幽地吐了一口气。“我不是已经熬出头了吗？”

一个“熬”字，让我苦涩得无话可说。

“这就很好啦！”宣子乐观地感叹着，“一个没有身份的北韩女孩，能在中国安一个家，能有一个男人挂记着她，就应该知足。我常对她们（屯里的‘二奶’们）说，不要吵，不要闹，继续自己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不想开一点，怎么办呢？”

只是，宣子真的如她所说的那样，能够想的开吗？我望着她的眼睛，她将头转了过去。在那只眼里，湿湿的，亮亮的，随时有泪水会掉落下来。

“我们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宣子不再躲避我的凝视。坦然地反问我。我眼前一片雾霭沉沉，心里一阵阵发冷，两眼茫然，开不出任何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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