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则只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提倡和奉行“实业救国”的先驱张謇。
张謇是江苏南通市海门县常乐镇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父是文盲，父亲识字也不多，但聪明的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据说5岁时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千字文》。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让学生对下联。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是“我踏金鳌海上来”。老师大喜过望，说他志向远大，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
但是张謇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把应考用具都砸了个粉碎，发誓再不参加科举考试！
1894年春天，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再次应考，没想到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龠禾）的赏识，中了头名状元，并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然而这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张謇满腔义愤，和翁同（龠禾）等人一起，积极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一再写奏章给皇帝，抨击李鸿章的卖国投降主义。在斗争正激烈的时候，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礼教，他必须回到家乡去服丧守孝3 年。于是张謇匆匆离开了京城。
第二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对腐败的满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政治改革，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他认为，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就应当正视现实，勇于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所以，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是一位办实业的热心倡导者，他原先和张謇就有交往，也有在苏州、南通两地兴办工厂的打算。他看到张謇是新科状元，又热心于实业，便委派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这正和张謇的心意不谋而合。因为南通地区滨江临海，交通便利，气候适宜，无霜期长，是传统的产棉区。这里的棉花不但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纤维长，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而闻名天下。同时，当地农民具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技术，他们织的“通州大布”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日益增长。此外，从当时的情况看，搞纺织所需资金比搞其他工业要少一些，生产周期短，能较快地获得利益。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官方的支持，都促使张謇放手大干一场！
1895年6月，张謇到江宁，与张之洞谈妥了办厂的事，回到南通，跟当地的豪门富户和亲朋好友一说，当即有人赞成，答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事情渐渐有了头绪。第二年春天，张謇把本地的花布商人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潘鹤琴，以及上海绅商樊时熏等人请到家里，商量集资认股的事情。大家议定以100元为一股，并分别认定了自己负责募集的股数，成立了最初的董事会。这6个人被人们称为纱厂初期的“通沪六董事”。当天，他们又现场勘察，选定了南通城北15里的唐家间作为厂址所在地，并且确定厂名叫“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的旗号一打出来，开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家见领头开工厂的是个状元，既觉得新鲜，也感到心里踏实，所以投股的人相当踊跃。特别是唐家间一带的农民，听说土地可以入股，便纷纷以土地折股，省下了厂方不少购地款。张謇又仗着熟人朋友多，亲自写信到处为工厂作宣传，也招徕不少股东。
这样算下来，建厂所需要的资金该够了；可是，购买机器所需要的资金，就完全没有着落了。张謇只得再去找两江总督。这时张之洞已经被调任两湖总督，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刘坤一的态度很热情，然而谈到钱上，他却也表示为难，先让张謇打他的旗号去借，后来干脆让张謇到湖北去找张之洞。张之洞总算是积极支持张謇的，他为了在湖北办纱厂，已经向国外购了一套机器，这时便决定，如果南通的大生纱厂厂房先完工，就把这套机器先让给大生纱厂用。 经过几番周折，大生纱厂的厂房总算建成了，纺织机器也运到了厂里。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纺出了第一缕棉纱。面对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身为总经理的张謇激动得热泪盈眶。看热闹的人感到奇怪，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意外。他们知道，为这纱厂，前后5年间，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难！他一个堂堂的“状元公”，不得不东奔西走，集资筹款，看人家的冷脸，听人家的嘲讽。直到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不三不四的人在说：“纱厂烟囱高，何时才冒烟？机器虽然响，何时纺出纱？”如今烟囱冒烟了，机器出纱了，张謇能不高兴得流下喜泪吗！
董事们也都兴高采烈地互相道贺。张謇便趁着这个机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商量订立厂规厂约的事。他说：“头一脚虽然踢出去了，但正式生产，没有个规矩是不行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么大个厂，没有厂约，怎么负责理事？这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可是这些人对于开工厂并无经验，也不知道厂约该怎么订。幸亏张謇早有准备，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从总董事、分职董事、车间执事的职责，到各车间、各帐房、各栈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标准，奖罚等级，一条条说得头头是道。董事们听得心悦诚服，一致决定就按张謇的办法去做起来。为了提倡新的风气，打破陈规陋习，张謇还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袭‘ 老爷’旧称。” 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改善企业的管理，形成企业新风气，以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都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生纱厂的机器只响了半个月，就突然停了下来。张謇急忙查问，才知道是买棉花的资金用完了，厂里不得不停工待料。管资金的董事前几天已经向张謇反映过这个资金不够周转的问题，张謇因为正忙着办纱厂的附属学堂，希望早日培养出自己的能掌握洋机器的工人，所以把这事给忘了。他内疚地宣布，要给他自己记过一次，并且当即想办法，一方面让厂里把纺出的纱卖了，先买些棉花来维持生产，同时决定再次到上海去借款作为工厂的周转金。 张謇这一次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他发电报向老股东求援，同样没有回音。他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最后连带出来的旅费都用完了，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在四马路卖字3天，筹集回家的路费。凭着他的状元名声和一手好字，慕名而来的人很是不少。 回家的路费是不成问题了，但他还是久久地在黄浦江边徘徊：空手而返，厂里急需的资金还是没有着落啊！后来上海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说可以先把工厂租给别人，几年后再收回，这样工厂还是自己的，得到的租金又可以作为流动资金。张謇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办法。可是接连来了几个有钱的大商人，都拼命把租金往下压，并且公然表示，只要张謇答应，他们可以给张謇个人大大的好处。张謇听了大怒，强硬地回答：“你们把张謇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也是货物，可以花钱收买的吗！哼，你们也太小看我张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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