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到58年年初，《自由中国》发表一系列的社论，讨论“今日的问题”，其中也有夏道平先生写的，譬如〈我们的军事〉，譬如〈小地盘，大机构〉。这一系列的社论，终于引起官方传播机构的围剿，指《自由中国》鼓吹“反攻无望论”，主张“两个中国”，“破坏民心士气”，“为朱毛共匪张目”，要“扯垮反共抗俄的政府”，是“从批评政府转向批评宪政”，是“从批评中国国民党转向于侮辱中国国民党，并否定中国国民党”。当时《中央日报》有两篇社论，一篇是〈亡国主义和救国主义〉，一篇是〈中立主义的转变〉，代表围剿的意图，转弯抹角就是要把《自由中国》说成“亡国奴”、“汉奸”、“中立主义者”和“敌人”。

针对这些围剿，夏先生也写了两篇社论，一是〈救国主义与亡国主义的对照〉，一是〈一篇血腥气的怪论——“中立主义的转变”〉。其中有一段话说：“《中央日报》讨厌我们的言论，反对我们的言论，但它又不能从理论和事实上硬绷绷地拿出反对的理由来，只是一味地谩骂。它骂人的文章，差不多已经八股化、公式化了。就是：从骂共匪而骂到大陆沦陷前所谓‘民主人士’，有时再骂骂沦陷后的所谓‘靠拢份子’，然后画龙点睛，骂到它所要骂的人。这时，一顶特制的帽子，就顺便给你戴上。这样千篇一律的公式，已成了近来官方报刊骂人文章的特色。这类的文章，有它所特有的逻辑。它可以随便拿出一个不能成立的前提，再把这个前提像以牛头对马嘴一样，硬套在一个定罪式的结论上面”。

国民大会增订临时条款，破坏总统任期的宪法限制，让蒋中正三连任（乃至后来有四任、五任），也是《自由中国》和海内海外舆论当时批评的焦点。夏先生在这个题目上，先后以社论方式发表的文章，包括〈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所谓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本身〉，〈对政经半月刊事件的观感〉，〈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敬告我们的国大代表——团结、法统、政治买卖〉，〈怎样才使国大的纷争平息了的！〉〈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这些文章的文字不必引述，它们立意的剀切也无庸置疑；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是和夏先生的想法相反，和《自由中国》的基本立场相反，为海内海外的众望所不归。张忠栋认为，后来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早先看去是因为雷震等人筹组反对党，最近的一项资料显示，由于《自由中国》的批评，特别是反对总统三连任的言论，有关方面早已准备下手，反对党的筹组，只是给了他们一个下手的最新藉口。

自由经济思路的养成、传布

在《自由中国》的十一年，夏先生不但写了深具影响力的社论，也培养了对自由经济理念终生不渝的情操。当时，夏先生一面撰稿，一面不断地充实自己论政的知识，特别对自由理论的钻研更起劲，那时张佛泉和殷海光两位先生又对夏先生助益良多，他们在自由哲学上时常辩论，虽然个人的自由理念有异，但相互却有重要启发性，都对自由理论的钻研有同样炽烈的热情。

这里，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那是在《自由中国》停刊的三年前（1957年的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乡詹绍启先生寄给他一本《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杂志，那一期正好介绍米塞斯（L. von Mises, 1881-1973）的《反资本主义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这本书的摘要，就因多读了这篇文章，夏先生才免于跟随殷海光或张佛泉两位先生走上“非理知”自由主义的思路。殷先生所崇拜的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69）型的“浪漫的自由主义”，张先生所讲的自由是类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积极性自由主义”。而米塞斯是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第三代宗师，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从市场机能的运作中发现的。

夏先生说，市场机能这个名词，在台湾现已成为财经官员的口头禅，也是传播媒体的常用语。但是，真正透彻懂得市场机能的人，实在太少。它的运作微妙，非写一本厚书无法讲得清楚。不过，扼要地说，它的特征，是在于从个人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演绎出来的。他们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总要落实于一个个的活生生的“人”的互动过程。至于社会、国家、民族，乃至阶级这类集体名词所意涵的概念，不可高于或外于活生生的个人而成为独立的实体。所以在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真正地是“把人当人”。因而他们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社会问题。自然科学所处理的是“物”、不是“人”。如用这种方法处理社会问题，就是把“人”物化了。

在译了米塞斯那本著作的内容摘要以后，不久夏先生又译出他那本书的全文。米塞斯用英文写的书有六本，夏先生译出了三本，另两本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和《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人的行为》这本书有八十多万字，是米塞斯理论体系的代表作。

由于译了米塞斯的三本书，激起夏先生更浓厚的兴趣，进而研读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英文著作。于是，他又译出海耶克三本论文集中最精采的一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然后又译了不属奥国学派的德国罕有的自由经济学家洛卜克（W. Röpke, 1900-1968）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Free Society）。

经济学家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AFP)

笃信“理知的”自由主义

翻译了这五本名著以后，夏先生更深切地、更周延地理解理知的自由主义，而笃定了他的自由经济理念。由于这一理念的抱持，夏先生受到两大益处。一是理知的自由主义者研讨社会问题，不是一味地靠经验知识，他们更凭藉先验的推理。举例来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风靡世界、而苏联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受到世人赞赏时，他独树一帜，预言社会主义因扼杀市场机能而终将惨败。海耶克在凯因斯学派声势赫赫的时候，痛斥他们将导致通货膨胀率长期累增而终将陷于假相繁荣中的贫困。米塞斯、海耶克凭先验推理的预言，现在都已实现了。

夏先生所翻译的米塞斯和海耶克的那四本书，都是唯心主义凭先验推理的论着，也都是二十世纪的宠儿─迷信科学万能的知识分子所排斥的。他那时默默地翻译那几本书，却是在做不合时潮而又吃力的冷门工作。但是，他却偏好这种理论体系，而有乐在其中的自我享受，得有精神生活的安适。而且，20世纪末由于米塞斯、海耶克二人的预言实现，夏先生以前埋头做的冷门工作，在今日台湾的学术界已博得相当的肯定，这一“不虞之举”，又给了他意外的安慰。

《自由中国》结束后，殷海光先生也英年早逝，那时与夏先生谈学问的对象是周德伟先生。这位做官而不忘学问的稀有人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直接受教于海耶克，夏先生也从此得以接触更多海耶克的著作，于是更加坚定走向海耶克的自由经济理念和体系。

夏先生特别在意的是，海耶克的自由理论体系，多年来被所谓进步分子或美国型的自由分子称为“保守的”。而“保守的”这一标签一经贴上，就成为时髦的言论市场中被尘封的产品，于是在一般顾客的心目中，仅凭这一标签已可想见其品质的陈腐，用不着再去检视了。为了破除探路者可能已被误导的成见，夏先生特别向想了解海耶克体系的人士推介先读海耶克的〈个人主义：真的和假的〉（Individualism: True and False）这篇文章，最好能读原文，如此或可预防他人轻率的误导。

经济学家可区分为三类

夏先生将通常统统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为三类，一为真正的经济学家，二为经济工程师，三为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这三类人同样都是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谈经济问题，也就很自然的把他们都叫作经济学家。因此，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当中，有的是鱼目混珠的被捧，有的是背黑锅而被骂，青红皂白不分，褒贬毁誉也就混乱了。所以夏先生特别说出辨识的方法：对于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本身已够明显，不必多加解说，夏先生虽看不起这种人，但也认为若这类人赤裸裸地讲出他们所争取的是什么，也是光明磊落，无可厚非；但他们大都是每每把内心的真正企图伪装在富国利民的宏论中，藉以在舆论界造势。

经济工程师就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做，亦即将人“物化”，这些人都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人是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从事不得已的选择行为，于是演化出分工合作的互动行为，以“无形之手”或“长成的社会程序”来维系互动行为。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帮忙无形之手，以法制来协助，使市场运作顺畅，而非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有这样的基本认识，才能走向正确经济学家的思路。

夏先生的这种看法，当然得罪不少人，但终其一生坚持不渝，而此种自由经济理念如今却已绽放出炫人光芒。

在《自由中国》停刊之后，夏先生曾在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铭传商专等校教学，继续传布自由经济理念。退休之后，因缘际会进到中华经济研究院担任特约研究员。
那是1981年那一场“蒋（硕杰）王（作荣）论战”时候，夏先生深受蒋硕杰先生两篇文章感动，乃写信给蒋先生表示敬佩和支持。蒋先生乃邀夏先生到中经院从事改稿和编辑《经济前瞻》季刊（自1995年1月起改为双月刊）的工作。于是自由经济的种籽乃播到中经院研究员身上，而远流出版公司一系列的《自由主义译丛》，就是此种成果的展现。

信奉“基督教”以终

夏先生之信教是由于求知欲要找一个最后归宿，他之选信“基督教”有两个原因：一是上面已讲到的基督教的上帝耶和华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的“天”，同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一超逻辑的信仰，毕竟解答了知识面认为不可思议的问题－－如何由“无极”的“无”而生所有的“有”？另一个原因，是基督教也解答了另一个受人质疑的问题，即：上帝耶和华既是全能的宇宙万物创造者，而祂也是爱人的，为什么要造些坏人到人世间作恶为害呢?这又是一个不能从知识面理解的问题。但在基督教经文中有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的神话（神所讲的话），对这个问题给了解答。夏先生说，当你到了自觉自己的知识追求再也不会有何增益或贡献的时候，你的求知欲就可因相信这个神话而得到安息了。

为了要让求知欲找到最后归宿，就不能停止在中国固有的“家”的传承，必须从外来的三大宗教之间选择一个来信。此所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夏先生，终于选择了基督教。

1995年12月23日傍晚，这位前半生致力于台湾自由民主、后半生为自由经济散播种籽不遗余力的哲人─夏道平先生安详地离开尘世到他的天国，我们只能在他留下的《我在《自由中国》》、《自由经济的思路》、《自由经济学家的思与言》三本文集中继续探寻并接续其真正知识分子典范。

在这混乱过渡期的台湾，夏先生的“要减缓台湾当今滚雪球般的公共政策，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负起知识的责任，拿出道德勇气，针对那些只求增加个人选票的政客和只求提高个人知名度的舆论界人士，予以无情的痛击，并就持有的知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个长期的教育性问题，这要靠那些正钻研海耶克纯正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年轻一辈不停的努力了”谆谆告诫，很自然地在我的耳际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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