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绝大多数共产国家的确已同时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只有北韩和古巴还死抱着共产体制不放。而中国和越南虽已大幅度开放了经济自由，但在政治民主和自由却仍原地踏步，甚至不进反退。

经济自由、政治自由难两全

尽管“体制变革”并不顺遂，但在运输和通信、网际网路高科技的带动下，“全球化”形成了沛然莫之能御的潮流。而地球暖化、气候异常、成长极限来临、人类社会沉沦，乃至濒临灭绝边缘的言论和症兆，充斥人间；“人心回升”、“俭朴生活”、“返本归真”等等的呼声也此起彼落。在盈庭的检讨声中，也不乏对于中共坚守共产独裁权力、“民主中国”无法实现，以及自由经济只以“半吊子”面目实现的讨论。

其中，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较多获正面看待，但也有视为“祸害因素”的说法，2008年下半年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及其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就是典例。主因之一是“自由”的基本观念在今日还是混沌不清，甚至被误导、污衊、指鹿为马。所谓“人者心之器”，而“心”又被“观念”带动，因而寻回正确的自由观念更加显得重要。

这种省思对于共产中国的重要性固然不需多言，就是经济和政治都已自由的台湾，也不能轻忽。今天的台湾，继“经济奇迹”之后，历经1996年的总统直接民选，以及2000年“政党轮替”的实现，似乎又创造了“政治奇迹”；而政治奇迹的具体意义，就是“民主政治”和“政治自由”的落实。衡诸现实，进入21世纪的台湾居民，可说已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在“言论自由”上不只没有禁忌，还因为缺乏必要的民主素养而被滥用，对于“自由的真谛”也在迷茫中，有着非常大的改善空间。

不过，虽然台湾离理想的民主境界还有一段距离，但比起其他地区来，成就还是相当可观。当然这项成就并不是自然演变而来，而是诸多前辈坚持理想、牺牲奉献，经过一段漫长奋斗时日之后才得到的。在这些令人崇敬的人物中，1995年12月23日逝世的夏道平先生，无疑是顶重要的一位。

事实上，被引以为骄傲的台湾经济奇迹，其基础的奠定必须溯自1950年代末的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可惜当年的舵手尹仲容先生于1963年逝世后，经济自由化就停顿下来，以致往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并不顺遂。后来除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推动的“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外，较具规模的“经济自由化运动”，应属1995年被称为跨世纪工程的“亚太营运中心”；而其基本精神也就是“自由经济”。不过，这项方向正确的工作，其进程坎坷，甚至被误解为“西进中国”方案。不但立法部门难以配合，连主其事的政府部门，也不能有效推动。究其原因，自由经济理念的缺乏应是关键。此与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之半途而废，如出一辙。

回顾自由经济观念历经五十多年来，依然成效不彰、甚至还倒退，正足以显示“观念”的威力，也显示观念建立、传布之不易。哲人曾说：“拔除一个信念（观念）要比拔除一颗牙齿还要疼痛，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药。”的确如此！而拔除一个观念固然不易，要根植一个观念更不简单，在长期戒严下的台湾，自由经济理念的植根工作本就困难，更何况自由经济导师一直都是凤毛麟角；而夏道平先生正是其中之佼佼者。

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理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但同时兼具两者的思想家却极为罕见，夏道平先生却正是这样的一个“稀有人物”。虽然夏先生名气不算很高，但其学养和风范，确有如和煦的春风，也像涓涓的细水、长期耐心传布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影响极为深远；在此人类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更凸显其光辉和重要。

在金融海啸肆虐，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被误解、诬衊的现时，更让我们深深感念、缅怀夏先生，此时也是重新将夏先生的得道历程，以及他一贯坚持的自由经济、政治民主自由理念与精神，加以阐述、诠释的良机。而夏先生早年在白色恐怖、颠沛流离的年代，不但勇敢秉持自由经济理念痛批时政，却又能免于牢狱之灾的神奇能耐，也一直令人好奇和津津乐道。他究竟如何在平凡中展现伟大，成就其典范呢？他所坚守的理念又具有什么内涵呢？我们就由夏先生的如何走上“自由经济”思路开始谈起。

使夏道平先生走向自由经济思路的雷震先生。（网络图片）

夏道平如何走向“自由经济的思路”

夏先生在1907年5月诞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保安镇的一个九代同堂大家庭里，是父母的独生子，全镇人口不到一千人，都以开店铺做生意为生。他的家算是一镇的巨富，也是地主阶级，因而请得起家塾老师。在四位老师中，长于词章学、作文讲究谨严的桐城义法的杜星符先生最有启蒙作用，夏先生写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其布局、结构、字斟句酌的不苟且草率，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在因缘际会中，夏先生以“同等学力”考进新制学校，之后于1929年考进武汉大学文预料，两年毕业后直升到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一年级时先被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先生教经济学，所教的正是当时德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这位老师同时对三年级学生教授从铁血宰相俾斯麦以来的那套经济政策。因此，夏先生自认在起步念经济学时，被误导到“非”经济学的歧途。

还好的是，夏先生到二、三年级时不但脱离了那位老师，还适时被好几位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导正，才免于继续往歧路走。武大毕业后，夏先生留校当助教，本想趁机多读些书、学好外语、准备公费留学考试，奈何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往后动荡的八年中，武大迁到四川，夏先生也随着到后方，但也同样逃不掉惨遭重大轰炸的命运。在几次死里逃生之后，觉得现代战争没有前后方区别，乃毅然离校到洛阳前线任一文职军官，到抗战后期转回重庆，任职于“国民参政会”。就在国民参政会的这一阶段，才使夏先生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民意机关。夏先生回忆说，当时政府所遴选的参政员，的确是各界、各党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学术教育界一向秉持清议的名流，大都在内。在这样一个论政机构中的工作者，只要心灵没有自我封闭，在耳濡目染中，自然会吸收或多或少得以抗拒种种反自由的政治神话之抗生素。夏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任职的单位叫做“经济建设策进会”，该会的组成人员是几位参政员，经常主持会务的是参政会的副秘书长雷震先生，夏先生当时的职位是会中研究室主任。当时所谓的研究，不过是审阅民间陈情申诉的文件，加以签注拟办意见而已。虽然由于工作业务，得以对当时经济管制流弊增加一些认如，但对经济管制本身之必然为害，夏先生却还没有深一层的理解。

真正使夏先生走向自由经济思路的种因是雷震先生，这位在参政会是夏先生顶头上司的雷先生，就是影响台湾民主化既深且远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人。由于雷先生不摆官架子，身为下属的夏先生乃与之成为朋友。战后还都南京，夏先生就在雷震家的餐会中首次会见胡适先生，而胡适和雷震两位先生是《自由中国》的灵魂和骨干。夏先生之所以与《自由中国》自始至终的关系，就是在国民参政会时段结缘的。

《自由中国》总共出刊249期，社论共有429篇，其中116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网络图片）

《自由中国》时期的夏道平

《自由中国》半月刊是1949年11月在台北市创刊的政论性杂志，共有十一年的寿命（1960年9月被禁）。那段时期的台湾政治气候，被夏先生形容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也就是“风雨晦冥期”，既不同于当时中国的雷霆斗、日月昏，也与变天过程中风云诡谲的1980年代的台湾有别。
《自由中国》总共出刊249期，社论共有429篇，其中116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其他尚有不少夏先生以本名或笔名写的和译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评。总之，夏先生是《自由中国》的一只健笔，已故的台大张忠栋教授称之为“如椽大笔”。

虽然《自由中国》半月刊当年风靡一时，对社会人心发生重大影响，以至今日仍有人称颂赞扬有加，而夏先生是该刊不可少的人物；但夏先生却相对地被忽视，与殷海光先生比，逊色许多。张忠栋认为原因在于殷先生被取消台大教学的权利，出国遭遇困难，最后又得了癌症，晚年的生活充满了困厄，所以他的言论角色得到特别的彰显。相对地，夏先生性情比较平和，而《自由中国》结束后，夏先生也一直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虽有一些横逆，但都平顺度过，因而其当年的政论文章，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夏先生写的文章中曾有惊天动地的影响。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夏先生在1989年元月应多位朋友敦促，将其在《自由中国》的文章，依有关史料性的和问题至当时尚未解决的两个标准选择结集，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了《我在《自由中国》》一书，张忠栋教授在序言中就作了生动评述。张教授举了几篇夏先生写的社论为例，说明夏先生的文章掷地有声，批评的矛头直指军方、高层官员和官方传播机构。最轰动的一篇是1951年6月1日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该文指出有人在土地银行开户，取得银行期票，然后以期票作押，付高利向人借款，等到借贷成交的时候，即由治安机关当场出面破获，告贷方以地下钱庄罪，而金融罪、买卖金钞罪和地下钱庄罪当时罪名极重，都可援用〈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进行军事审判。该文进一步指出此案三个疑点。第一、从破案资料看，在土银开户的人存款不少于一百七十万元，数额不小，似非普通人，然则此人是谁，外界不知道。第二、治安机关起诉书始终只有贷方姓名，而无借方姓名。第三、借方以一百余万元存于银行，取每月四、五分利息，再用银行期票去质借，付高达一角二至二角六的高利，这种傻瓜行为，实不可解。由于这三点疑问，夏先生在该文里认定整个案件必非寻常，而是政府机关或政府人员为谋破案奖金，事先设计的诱民入罪案件，对于政府威信将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该篇社论触怒了当时执行金融管制的军方。但军方保安司令部督察处长陈仙洲发表的谈话，却不直接答覆社论中所提出的疑点，而只把非法金融活动和匪谍活动扯在一起，语带威胁地要求新闻界合作，“支持各级官员推行金融经济措施，防范匪谍阻挠政府政策，破坏政府威信，打击人心士气”。由于治安单位的反应强烈，《自由中国》接着又发表一篇社论，表示赞同经济管制，也肯定台湾经济管制的成效，以及主管机关的认真和辛勤，同时声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绝对不是故意侮辱有关机关工作人员的操守。张忠栋教授指出，从事后的各种资料看，整个事件惊动了许多党国要员，其中如吴国桢、陈雪屏、陶希圣和黄少谷，最为愤怒的则是当时权倾一时的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

但是〈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得到胡适先生高度的支持，他认为这篇社论“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所以他“十分佩服，十分高兴”。但是他正在高兴的时候，听到军事机关有压力的传闻，又看到《自由中国》的新社论，感觉言论自由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因此他连写两封信给雷震。他的第一封信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胡适说他要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头衔，一来表示他百分之一百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二来表示他对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他的第二封信说：“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和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期间，更应该切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此是大事，我的辞职的事是小事。我要先弄明白一点：究竟你们在台北办《自由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你们是否能继续发表像〈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类批评文章？”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篇社论批评到军方，惊动党国大员，激起胡适的义愤，张教授认为它的价值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历史上可以永垂不朽。大约四年之后，夏先生又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性质内容类似〈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结果却大为不同。原来孙元锦是一位从中国播迁来台的毛纺织商人，最初事业甚为顺利，当时向政府缴纳各种税捐即高达三十万元；但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台北经济组组长李基光以其资金来源可疑，不断对他敲诈，他不堪其苦，又得了肺病，终于厌世自杀。夏先生在那篇社论中报导了这一件事，进而批评政府追究工商界资金来源之不合理，治安机关的职权太滥，治安和税收机关的奖金制度要不得，以及治安人员之滥权谋利实因为合法待遇太低。这篇同样有骨有肉的社论已经印刷厂排字印好，正待装订的时候，竟然被迫抽换，那一期的《自由中国》也延迟了一天才发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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