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牢狱中，时间漫漫，我开始认真的回想自己的一生，我想了解自我。接下来这一星期的思索似乎超越我过去反省的总和，有时简直想过了头，陷入钻牛角尖，举例来说，我想过“死亡”已有数千次了。有一次我提出“人生来自何处？人死走向何方？”的千古谜题，想了许久我发觉老天总爱跟人开玩笑，原来问题的答案只有从躺在棺材中复活的人才会知道，但你可曾见过这样的人？ 真是天机不可泄，老天还是蛮聪明的。我陷入这般地胡思乱想时，我就习惯性地猛敲自己的头壳……。

　　有时我妄想时间会倒流，让我重新开始。我不会再去做那些悔恨终生的事，我会深爱我的妻子和儿子，组成一个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这时我眼眶充满着泪水，心灵自由欢乐，我希望可以永远这般的梦想下去……。但是时间啊，时间！你为什么那么冷酷无情？ 那么可恶，一视同仁地一直往前流，永不回头？那阵子刚听到自己的“死期”，我心中立即浮起了“我是谁？”的问题，用英文来说是“Who am I?”绝大多数人只有在碰到重大的挫折才会去想我是谁，我发觉这样的提问太抽象了，就好像有人不问“现在几点钟？”却问“时间是什么？”除非是天才，谁能答得出？于是我就用比较具体的提问方式，把“我是谁？”改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进一步发现，如果加入“时间”这一向度，问题还可进一步具体化为：“我青少年时是什么样的人？”“我婚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人在自我反省的时候，好像很容易陷入上述这般无聊的，或者是散乱的思索。碰到这种情况，我逐渐学会立刻把心拉回现实，我学会不再紊乱无章，也不再情绪化，因为我真的想客观地搞清楚我这个人。下面就是我近几天来用心整理出来的暂时性答案。

　　那是十八年前，也就是民国五十年的事。我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时恰是如芬腹中怀着小徐雨，她天生体弱多病，怀孕时特别辛苦。那阵子我常担忧会出状况，幸好胎儿稳住了。就在那段期间，命中注定的一件事降临了。我原系在陆军总部的幕僚单位上班，三年前才从凤山的军校毕业被分发到台北陆军总部，官阶是少尉。有一天，上级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警备总部要从部内抽调一些干部过去，还说加入警总，身份较特殊，可能升官的机会较多，他问我愿不愿转调？当时我考虑到自己在台孑然一身，父母兄姐都因未能即时逃过来而滞留大陆，我既无家世又无背景，只要能有尽快升迁的机会我就优先选择，我立刻向上级说我想申请转调。不到半个月，我摇身一变成了警总的人，也就是人们眼中的“情治人员”或“特务”。

　　调职后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想回头都已来不及了。原来这里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以前只是单纯地考量军事性质的事务，现在竟然要去抓匪谍和政治犯。变化真的超乎自己预料之外，我后来常常在自嘲时称它为“致命的一调”！

　　刚任新职，我渴望积极地有所表现，凡是部内的工作都尽力参与。刚开始，我主要是参加部里办的研习会，全部课程都在教我们认识潜在四周的敌人，我们的思想必须从根扎起，巩固信念。我们要学习敌人所善用的伎俩，知己知彼，才可战胜敌人。要想方法设法抓住潜伏在地下的匪谍，宁可错抓百人，不能轻纵一个；对付公然煽动反政府言论的异议人士则有另一套尺寸。因为他们人多势众，擅自抓人容易引起公愤，甚至暴动，我们要熟悉群众运动的特性，亟思分化扼杀、以及可能的善后之道。

　　上课之余，还要参与执行逮捕嫌犯和审讯的任务，我们必须分组进行实地调查、搜集资料并秘密跟踪监视。审讯都限定于某特定的军营或牢房，嫌犯就逮后，工作的任务本质上是“整人逼供”，让他们心惊胆跳地供出罪状以及同伙，直到他们签下“自白书”，有了自白书就可名正言顺地进行军法审判，也有理由公然地去抓其他共犯，将他们一网打尽——就像提起一串粽子似的。

　　知易行难，尤其是利用暴力整人逼供，更不是人干的，一方面教训他们，让他们“心悦诚服”，以后不敢造次，一方面取得我们所欲知悉的一切。我不用描述牢房中各种的惨叫哀嚎等不愉快的过程。总之，我不习惯干这种“不上道的勾当”——我私下常用的形容词。不到半年，我就申请调回原职，却遭回绝。

　　我只能继续冷酷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虽然于公，我大可心安理得，但于私，总不乐于干跟踪或刑求的事，我心中常浮起如下的问题：在这个号称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时代，我凭什么把“整人”当作任务？那时我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刚开始，我像大多数同事一样，习于自我安慰说：我是伟大领袖的忠仆，领袖的话就是国家前途的指导，依他的话去行事绝对正确无误的！经历一年半载的调适期，我压抑了内在的不安，转而积极的投入。我知道，想要升官，一定要有所表现，再说我已没有退路，只能埋头干下去。

　　如芬体弱多病，即使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只能保持一种相敬如宾，说好听点，一种柏拉图式爱情的关系。刚结婚时我还以为她可能不会为徐家生下后代的。在这我想交待一下我和如芬相识的一段往事。如芬本性江，出身良好，自小受到良好的教养，会弹一手好钢琴，父亲是上海一所著名中学的国文教师，据说和徐志摩一样能写出优美的白话散文和新诗，和当时的左派文人相交甚笃。独生女的如芬自小在家中耳濡目染，文学的底子深厚，念中学时跟洋人邻居学语文，英文更是呱呱叫。我见过她少女时代的照片，身材修长苗条，黑发掩映下的鹅蛋脸洋溢着如出水芙蓉般的秀丽气质，但身体常违和，并带有轻微的忧郁症，有人说她少女时简直就是林黛玉的化身。我后来才知道她患病有着不幸的原因。原来二次大战末期，她的父母亲在上海郊外不幸被埋在路上的日军地雷炸死，这件事在她脆弱的心灵留下永久的阴影。后来，如芬被她的三伯父，一位著名的抗日将军收留抚养，大陆变色又辗转逃到台湾。刚到台湾时，她居住在台中，据说因忧郁症有一、二年足不出户，逐渐康复后才去静宜女子学院完成外文系课程。我认识她时，她随伯父一家搬到台北，那时她在一所女子中学教书。

　　第一次见到如芬是在一次跟远亲拜年的场合，当时只知道要去龙江街江将军家攀关系。那天我表现得稳重得体，加上我的外形年轻健壮，脸相方正，身高中上，虽说侧看有点鹰钩鼻，眼睛细长，江将军对我的整体印象还相当满意。如芬穿着一件红色棉袄和黑色长裤，身材高纤秀，我立即被她浑身散发出的优雅大方气质所吸引。长辈介绍时，我俩仅礼貌性的点了点头，在不到五分钟的客套寒喧中，她原本略带苍白冷漠的脸庞，呈现出微红和活泼的气息，我只觉得她洁白的皮肤、她的笑脸、铃声般的声音萦绕着那个洋式大客厅。初次见到如芬，我就深深地喜欢上她了。

　　后来，我常去她教书的女子中学外边偷看她的倩影，曾经假装不巧碰上她，如芬显得有些恐慌，幸好还记得我的名字只二个字“徐强”，我们边走边聊，还搭巴士送她回家。我们只交往几次就在长辈的安排下谈婚论嫁了。那时我很自卑，我是一无所有，官阶又小，只有年轻和健壮的体魄。我一直问自己：如芬看上我什么呢？她愿意委身于我，只能说是老天对我的眷顾啊！我们决定结婚前不久，如芬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她娓娓道出自己少女时代的惨痛遭遇。她说父母亲骤逝使她在上海幸福的生活突然变色，一直活在白色之梦中的她就像被赤红的鲜血沁染。战争、死亡以及世事无常的偏执印象驱使她走入灰色的忧郁，常想像蜗牛一样躲入壳中来逃避现实；有时也想到自杀了却自己一无是处的残生。她说自己因久病不能痊愈，打算一辈子不结婚，几年来许多上门求婚者都被婉拒了，直到认识我这段期间她才逐渐康复，才有信心克服自己的忧郁，加上年龄已近卅，又想为不幸横死的父母留下江家的后代，她才又重新考虑婚嫁之事。这时我才知道她的年龄比我大三岁，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她的外表看起来是那么的年轻，更何况她那淑女般的高雅气质才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她说那天见面也很偶然，让我们在客厅撞见了。我那时笑着跟她说：那是老天的安排呀！她害羞着说：少贫嘴了。每次回忆这段往事，我冰冷的脸不由得出现罕有的笑容。

　　幸福总是姗姗来迟，走时却又瞬即消逝，我的幸福维持得很短暂。在警总干特务不到一年，我原本还算开朗，广交朋友的个性逐渐被磨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狐疑，阴沈和寡言，我性情上的转变，如芬多少感觉到了，她每次都问我上班的情形，我能说真话吗？我习惯故作轻松地哄她，我直觉她也感到某种的不对劲，但那时儿子刚出世，产后身子不太顺遂，家中还有近一年请了欧巴桑来帮忙，她那时又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宝贝儿子身上，关心我的事也渐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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