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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日讯】【本文是新唐人电视《人杰地灵》节目陈凯专辑的解说稿。可以到新唐人网站观看纪录片视频。】

在今天纷繁变化的中国，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寻找幸福。有人说，它在别人认可的目光中，在一些叫做地位和金钱的东西里。但为了别人眼里的成功，我们被迫放弃了心灵中一致的价值。当寻求自由的心灵在历次所谓的运动中被消灭殆尽时，茫茫人海，凭良知而获得成就，并得到完整幸福的人，便成为稀有，无法让人相信他的存在。

今天，我们为您找到了前中国国家男篮名将--陈凯，作为这稀有的一例，为您讲述他寻找真实存在的幸福的故事。

第一集 迷惘年代

这个要说起来很长，我已经在我的书《一比十亿》这个书里把我在中国的运动的生涯,包括我怎么从一个不自由走向自由的过程。这不是一个生理的过程, 这是一个心灵的过程。人从灵魂意识到自己的尊严、意识到自己的伟大，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当你意识到这些基本的你的价值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你一生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放弃。

陈凯曾是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队员

对我来说，一个人如果放弃了真理、正义、自由和尊严的话，那这个人和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把一个人跟一个动物分别开的就是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同时也把一个自由人跟一个奴隶分隔开，也把一个真实的存在跟一个虚无的存在分开。

今天我把这个说出来，当然是一个很长的经常是很痛苦的过程。现在在这儿我想告诉所有的人，不要害怕这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心灵从一种封闭或者被奴役这种状态走向自由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需要付出努力。

在美国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有一句话写得非常非常好：Freedom is not free.。一个想争取自由的人一定要付出代价，很多的代价是很沉重的。但是这种沉重的代价--我今天走到自由的这种心态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个人不走向这个，不走向心灵的自由，他的幸福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我经常说这个话：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幸福，但一个不自由的人绝没有幸福的可能。自由给了你幸福的可能。

我生在北京， 在当时是家庭背景很不好的一个家庭，父母都有一些政治问题。由于内战的原因, (父亲的) 十个姊妹分布在海峡两岸。我叔父李邦训，他是一个空军英雄。中国抗战的时候，美国的志愿军组成的“飞虎队”授予我叔叔最佳飞行员奖，一万五千小时之中没有摔过飞机。我父亲跟我爷爷留在北京，当时在海关工作。其他去台湾的人走的时候把我奶奶带走了，所以我爷爷跟我奶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面。由于家里的台湾关系，在英语里是Exile，就是被放逐了，(我们)被放逐到靠近北韩的一个小城市-通化。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知识青年，都被送到乡下去了，我刚初中毕业，也被送到乡下去了。但是由于我下乡以后能够在粮库找到一个工作，粮库的球队需要我去打球，所以我就有一个机会不用在乡下种地了，我可以到粮库里做一个临时工人，吉林省柳河粮库。那时在粮库里，每天要扛麻袋，麻袋有二百斤，我才十几岁，身体还没有长成，有时去搭肩。那时候输送机经常停电，要人把粮食抬到粮垛上面去，你要走翘板，翘板还在晃，二百斤的粮食，你试试看。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作工人的时候一直没有间断打球，一直没有间断练球，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先练一个小时，旁边有一个井，喝一点水，然后洗一洗。像这样一种举动，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大的冲动一个人去练这个事，根本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指望，那个时候在全国体育已经被取消了，专业队也都已经瘫都取消了，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前途说你将来可以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造就，都没有，但是我确实这么做了。

但是为什么我能这样做，我觉得我能从打球之中找到我对生命的一种激情的一种表达。我能觉得我是在活着，我没有死亡，心灵没有死亡。我仍对某种运动有热爱，这种热爱使我觉得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所以我一直在讲，在我还没有认识美国的时候，美国已经拯救了我。因为美国发明了篮球。所以我非常感激。我跟美国的缘由从篮球开始。对篮球的激情一直没有削弱。从我打球一直到我退休，一直到我带我的女儿打球，都是很有激情很有兴趣的看。我是非常投入的一个人。

那时候，因为周恩来指示说拿体育作为政治工具去打开中国的外交困境。所以国家队送出相当一批人到全国各地找天才，最后就听说在柳河有我和我哥哥那几个个儿比较高的人。我就被选中了到了北京。国家体委举行了一个集训队，召集所有的天才青少年，我当时十六岁，还不到十七岁，这些青少年在国家体委体育馆进行集训，在集训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的插曲。

土豆皮事件

一九七零年 晚春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因为土豆皮有很多土，有脏，我和另外一个人，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就把这个土豆皮扒了下来，当时青训队都有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看到了以后，就说你们要向全队写检查，因为你们浪费了土豆皮。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生的这么一点希望就是因为一块土豆皮就可能被消灭，就是因为一块土豆皮，就是你完全攥在别人手里，就是因为你没有吃这个土豆皮，你这一生就能被葬送。

当时我们做了检查，还要吃忆苦饭，还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作宣誓，什么政治宣传和洗脑。好在就是这个政治指导员，他发生了一件丑闻，他跑了，结果我们幸存下来了。就是他在教育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的道德的时候，他自己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政治丑闻、政治事件，他跟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那个有夫之妇突然从楼上跳下来，死了。所以他因为这个事件，被遣送回他的原籍。我在那个时候就在道德上作了一个鉴别，Oh, My God, 这些人教我的东西全是假的。我从那时候对一切开始表示怀疑。这些人虽然表面上冠冕堂皇教我们所谓的这些无产阶级道德，但他们自己呢？！使我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假的，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但究竟我是不是要追求真实，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当然对我来说，我是决定这个真实的东西只有在我跟篮球的关系里面才有。我就集中精力来打球，把我的球打好。最后青训队解散的时候，只有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留在国家体委，作为特殊的天才去训练。那时候我的天才非常好，弹跳能力、身体素质都非常非常好。我最好的朋友（陈邦晓）就被放在国家队田径队也是重点训练，他身体也是非常非常好。

这样经过一年的训练，突然有一天，他（陈邦晓）到我宿舍里来，他说领导已经决定我不能再在这里继续训练，因为我家里有问题。他家里确实以前跟国民党军队有某种关系，他父亲以前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么被发现这种事情，他就被踢走了，我记得我还去送他，我到北京车站去送他。我送他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绝望。但是我不想让他看出来，因为他不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我最好的朋友不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我知道迟早它会来，就是我也被踢走，肯定是跑不掉的。但是我希望把这个延迟一点，多留在国家队多训练一段时间。

从北京车站走的时候，我给他（陈邦晓）送行。天气非常冷，我们就站在那里吃了碗面条。送到火车上的时候，北京车站的大钟响着《东方红》，我记得我把他送走的时候，他全身的探出窗户要同我告别。

从来没有想到，我从北京车站把他送走的时候是见最后一面。 我再也没见到他。从来没有想到，我再也没见到他。这件事在我心里永远是一种痛。

回到黑龙江，回到哈尔滨的时候，他（陈邦晓）就比较绝望，那么绝望的时候他就喝酒，喝酒时候跟他哥哥睡着了，旁边煤气出来，煤气出来就把他熏死了。他也就死了。当然，经过再长一段时间以后，国家体委也发现了我家里的问题，给我下了一个死刑，就说你永远出不了国，你这种家庭情况不适合在国家队待。但是当时我不相信这是一种真实的情况，我知道当时在国家体委有一些有名的教练和有名的运动员他们仍旧可以出国，他们家庭也有社会关系。但是我就认为我的技术水平达到的话，我还是可以出国。

在这一方面来说所有的中国运动员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工具，他可以任意的抛弃你，任意的把你践踏，或者你的尊严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他把我从国家体委踢走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做。我对我自己说我非常热爱篮球，我就跟这些所谓领导讲我说我既然出不了国，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国内打篮球，这个在逻辑上是对的，你不让我出国，你不信任我，我可以在国内打蓝球。但是他们不说话，也不表态。

后来我就自己决定，那我自己想办法，我就联系到广州军区，到广州军区打，那时候（广州）有些很好的教练，我想在那儿造就自己，从新练球造就自己。在这个状况之下的时候，我就没跟领导打交道，因为当时从柳河的粮库有人来领我，到北京来领我。我很害怕回到柳河粮库，我觉得到那里我就死路一条。到了粮库我也没有什么前途。我就跟其他一个人联系，跑到广州军区。

出逃

一九七一年 秋

我当时就拿了个包，假装上街，手提包我都没敢带，就是一个黄书包，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伴随我所有的篮球生涯，我一直保留着它。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 “ 为人民服务” 这几个字，我就想起了这个社会道德的沦丧。我看到“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就想起了这个社会所进行的道德教育的虚假，而这个“人民”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就是政府。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北京车站响着东方红，我就想起送陈邦晓走的那天，同时我又想起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为人民服务、东方红，而我却要做我想做的事，我自己认为值得的事。那么我就跑。

我就跑到广州军区，没有跟任何人讲。当时国家体委那些领导就恐慌了，有一个人潜逃了。所以他们就通知公安局送出一个小组去抓我，到广州军区去抓我，结果到了广州发现我仍旧在练球。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那个时候，国家体委当时的主任是曹诚，他们就发出了一个很严肃的指令，就是广州军区你要把这个人送回来。

很绝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在广州军区从新建立我的篮球（事业），从新建立自己，从新往前走，这个希望刚刚来的时候，突然，广州军区的政委找我谈话，说你不能留在这儿，国家体委已经叫我们把你送回去。当时我非常绝望。我当时在那个状态之下，我就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我没有任何选择，我在这个社会中生活，没有任何的选择。我被人任意的摆布。那时候确实痛哭了一场，非常绝望，非常绝望，确实痛哭了一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人在屋子里，我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就想该怎么办，这时候我有一种愤怒，就想 God, 当时我还不知道有God，我就想我不能就这样，我一定要鼓起勇气，奋斗一下，干一下。那么，好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回到北京，我知道回到北京肯定没有好事，我是跑出来的嘛。

回到北京就把我隔离了，一个人检查反省交待，有什么动机。当然他们肯定会考虑我跑到广州是因为我有台湾关系，想从广州跑到香港，逃走。这是他们马上的想法。我根本就没这么想，我想是为了篮球。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这个绝望的时候我做了人生最重大的选择，拒绝拒绝拒绝绝望。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希望，但是我选择拒绝绝望。

这样我就回到北京我就把我的事情交待，大约一个礼拜，隔离。把我的事情交待，交待清楚以后，做了一个整个地检查，整个对全国家篮球队作了一个整个的检查。

国家体委害怕我再跑，就派出两个人把我押送到柳河去，我记得很清楚。押送柳河以后，我就躺在小炕上。那时候柳河也没有电，有个小油灯，我就看着油灯，我就在想将来怎么办，我是在这儿我是任人摆布呢？还是自己再做一次挣扎。那时候我大哥来了，也给我一些鼓励，说你在这儿要呆着的话，肯定粮库的人知道你跑了以后，肯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因为知道你不想回到粮库，所以粮库的所有领导也会对你有一种歧视和虐待，你在这儿待不住。后来我说我同意。我肯定不能在这儿待。我那天晚上我就从铁丝网里钻出去，我又跑了，又跑了一次。

这次跑哪儿去了，跑到吉林省长春的一个省队。省队知道我，知道我很有天才。他们也非常想要我。在省队待了大概有几个月，我以为在那儿再开始我的篮球生涯。又没有开始成。为什么呢？沈阳军区把我的档案调到沈阳军区，沈阳军区知道我从国家队走的，他们知道这个人很有天才。他们需要这个人，等于他们把我充军了。

当时到军队是我一个理想，因为在军队我觉得能使我的家庭政治上得到一些好处，不会被邻居所歧视呀，像我父母的单位每天都审查他们，隔离审查他们。如果我是军属的话，在这方面对家里有好处。我当时就这么想，我一定要参军，我到了沈阳军区，穿上军装，第一件事我想我终于可以再开始我的篮球生涯了。又没有开始成。这些人告诉我，你呀你现在已经有前科了，你已经有跑的前科了。军队不会信任你，我们要把你送到连队去锻炼，从新洗脑，要从新锻炼，把我送到连队，我想打篮球打不了。

我在军队里，吃都没吃的，人饿得，军队里那时候是珍宝岛跟苏联打仗的时候。我的个儿很大，吃东西比别人多，但是总是吃不饱，再加上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在修坝，再加上一些军事训练，后来 我身体就越来越快垮下去，后来胃就出血，我自己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胃出血，后来生重病。

回到沈阳军区军区的时候，我根本没法打球，我已经太弱了。以前我随便就可以扣篮的，我有一次摸篮圈都没有摸着。当时我就想：My God. 当时还没有God。我说这怎么办呢？我也没说话，我就跟着队玩命练，我有一种信念不管怎样玩命练。可是我身体已经非常坏，已经有重病。因为我那时候有胃溃疡，胃出血，就一直没有发现，它一直在出血就产生重大贫血。其实人就快死了。就一直便血，便血很厉害。最后发现身体越来越弱，后来又把我送到医院，这一住就住了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之间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死了。我在那个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收到那么一封信。在那时候各方面的打击就不说了，对你篮球生涯的打击根本就不提了，又来这么一个噩耗。你怎么对待？你怎么对待？一般的人就垮了吧，完了吧。反正没有什么希望。我最好的朋友也跟我一样，不也死了，我将来就是死路一条吧。大概没有什么太大希望。

但是我还是这样我拒绝失望，我拒绝这个东西。我听到我好朋友去世的时候我马上要求出院，马上投入训练，那时候我胃溃疡起码不出血了。当然疼还是疼。当然经过这种训练你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我要为我最好的朋友报仇。但这个仇不是个人的仇。我有一个朦胧的想法是：我对这个社会的最大的报仇就是使我自己幸福。我在我的一生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人有幸福。没有。

可是我给自己许了一个诺。我说我一定要幸福，我要找。虽然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任何人有这种东西。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幸福，但是我相信相信能找到。

－－原载：《新唐人》，2008-07-25
第一集：迷惘年代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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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迷惘年代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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