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者首先必须从修身做起，作民众的道德表率，这是为政的前提和基础。

孔子较早的提出了为政者“修己”的思想，他说“修己而安百姓”（《论语•宪问》）、“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等。孔子认为为政者修身至关重要，要不断摒除自己的私心杂念，遵守礼的规定，才能归于天理，民众才能敬畏。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

孟子提出了“正君而国定”的思想，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为政者要不断完善以伦理道德为内涵的思想修养，要培养心中的浩然之气。只有拥有这种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才能够承担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任。

荀子提出君主为仪表的思想，他认为君应为民之仪表，就像标杆和它的影子一样。标杆正，影子才能正。君主应以身作则，以身示范，为民作出表率。

唐太宗提出了君主“正身”的思想，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贞观政要•君道》）他认为作为君主，无道有道至关重要，必须做到身正。他严于律己，从善如流，为后世作出了楷模。

司马光提出了“人君德明”的思想，他认为君主的一言一行十分重要，君德昭明，臣下才能尽忠。作为君主，应该禁暴除害，赏善罚恶，才能使君德昭明，百姓安定，国家得到治理。

二程（程颢、程颐）提出“天者理也”的观点和“恕己及人”的思想，认为为政者要遵循天理，谨守纲常，仁民而爱物，行仁政。以人心悦服作为根本，使四海之民蒙受其恩泽。

朱熹提出了“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君心”等，认为为政者修身正心是根本，就是要心存天理，去除人的各种欲望和私心，胸怀天下之大公，申明正义。

二、为政者仁民爱民

民为国之基础，为政者必须以仁民爱民为要务，这是为政的关键。

孔子认为为政者要以仁为基础，爱民、富民、宽民，爱民是贯穿始终的基本点。他说“仁者爱人”，要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了解民心，顺应民意，与民同忧乐，爱惜民力，取信于民。他认为推行仁政的根本手段是对民众进行道德和礼仪的教化，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惠民利民”、“富之教之”等，使德入人心，民风淳厚，社会和谐。

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把民众摆在重要的地位，认为民众的事是不可怠慢的。行仁政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近处的人安居乐业，使远方的人来归附，就能天下无敌。他指出为政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等。

荀子继承孔子和孟子的爱民思想，提出“平政爱民”的主张，他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就如舟与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必须做到平政爱民，才能有江山社稷的稳定。

唐太宗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的道德若是积的厚，则永远令人怀念感佩；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则国家自然就巩固安全了。”他提出“民为邦本”，并告诫群臣说：“立国，先须存民；国家富庶，先须百姓衣食有余。民怨不除，乃国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他宽厚爱民，恭俭节用，制定了许多利民惠民措施，使国富民强，史称“贞观之治”。

二程的爱民思想讲道：“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忧为本。”（《程氏文集》）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是民志定、民力足，民众生活富足。提出为政者要“视民如伤”，就是把百姓当作受伤受痛苦的人一样照顾，体现了对人民的爱护之深。

朱熹的爱民思想主要是“恤民”。朱熹认为治国的根本是得到民众的拥护，作为为政者要爱民如子，体国恤民，兴利除弊，正如他所说“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其它事难预论”。

三、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为政者要做到尊贤任贤，这是使国家仁政德治的保证。

孔子提出了“举贤才”（《为政》）的思想，他主张任用贤才，认为任用正直的人，民众才能信服，反之，任用不贤者，则民不服。他说道：“善言不进，则政事不明；要闻善言，需要任用贤人。身边多贤人，所闻也就多善言；身边多奸佞，所闻也就多谄媚；身边多小人，所闻也就多名利。”孔子的任贤思想得到后世思想家的继承和发挥。

孟子提出了“尊贤使能”的思想，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主张任用官吏要尊尚贤者、使用能者，让他们在位在职，才能导人以正。

荀子提出了“尚贤使能”的思想，着重阐发了任贤思想，他认为应尊尚贤者、使用能人，不贤者不能授官。

唐太宗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思想，把任用贤才看作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他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正是唐太宗这种爱才重贤、知人善任的为政之德，使得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多士盈廷，各显其能，各尽其力，保证了国家政治清明和各种政策的推行。

司马光也提出了举用贤才的思想，他说“为政之要，在于用人”（《上皇太后疏》）。他根据人的德才情况划分为：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全无为“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选人用人时，司马光的观点是必须重用圣人、君子，倘若无圣人、君子，宁可用“愚人”也不用“小人”，因为小人对国家的危害是最大的。

二程提出了“择任贤俊”的思想，认为君主必须任贤选能，把择任贤俊作为根本大事来办，得到贤才后才能共同治理国家，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保证就是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朱熹也主张任用德行高尚之人，认为贤人敢于直言极谏，小人则阿谀谄媚。他指出为政者要“光明正大，讲义理，立纲纪，亲贤臣，远小人，闭塞私邪之路，才能有利于治国安邦”。

实践证明，为政者能否行“德政”关系到民心的向背。综观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圣王明君和清官廉吏，都是道德仁厚，仁民爱物，视民如伤。只有上顺天意，下应民心，才是真正的为百姓造福，才能使民风正，万事兴，天下太平。

──转自《明慧网》(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