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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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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大纪元评论区 > 以史为鉴 刘军宁：一所大学与一个国家 ──自由的教育 独立的学堂 北大使命再追问 作者：刘军宁 【大纪元7月11日讯】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已有一百一十个年头了。自1998年北大百年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北大精神与传统以来，又是十年过去了。那次讨论有个重大收获，就是重新接续了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因此，有必要继续发掘北大的传统，再现北大的精神，以求得我们对北大精神、北大使命的真理解。而且，在我看来，发掘北大的自由传统，就是发掘中国的自由传统；重振北大的自由精神，就是重振中国人的自由精神；确立北大的使命，就是确立中国大学的使命。
北大的精神应该是中国的精神，北大的传统应该是现代中国的精神传统，北大传统的命运就是现代中国的命运。北大的自由传统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传统不仅在北大，而且在每一个北大人身上，在每一个受北大精神熏陶的中国人身上。北大传统，不仅是属于北大的，而且是属于中国的，不仅是属于过去的，而且是属于现在的。北大的精神性格就是、也应该是未来中国的精神性格。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北大的精神传统。 一百一十岁后的今天，北大向何处去？北大如何重新确立自己的使命与目标？ 或曰，北大的目标应该是争创一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我以为不然。北大的使命不是争创世界一流，而是应该成为国人的精神基地。对于北大来说，守住自己的精神传统比成为所谓的一流大学重要得多。一个大学的使命是塑造并光大一种自由的精神传统，而不是争创一流。成为一流只能是个副产品，而不是大学意义和使命的全部。大学还是应该以精神为上，应该是社会的思想库，是为追求真理的先知提供优越成长环境的温室。北大尤当如此。 或曰，北大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为伟大事业培养接班人。我亦以为不然。如果大学的使命是制造人才，那就把“人”转化为“才”了，活的人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才。当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或为政治事业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教育事业就变成了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学校就变成统治机器的一个组件。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建设的原料，当作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一旦变成“才”的时候，99%的都要被扔掉。若国家只取个人中的“才”那一部分，那么剩下的个人本身就成了废料。不论国家有什么样的需要，国家都不应该把个人当作国家所需的工具或才具。 北大的未来，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的未来，相当程度上在于北大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的复活。“北大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精神。北大应该是最为开放包容的大学，应该是完全独立、自治的大学。自由是北大精神的内核，包容是北大的象征。北大曾经是以自由、开放、宽容而闻名于世的。蔡元培校长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等文中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因为“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他呼吁“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北大的使命不是做大一统权力机器上的组件，而是做一个社会的精神公器。 大学当以思想与学术自由为原则。北大应该继续是学术与思想自由的大学、探求真理的大学，应该还给师生研究学术的自由，教学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蔡元培先生主张，教授不仅在研究上而更是在发表其研究之结果上，应有绝对的自由；就是其结果与个人的成见，一般的舆论，或社会的习俗有所抵触，起了冲突，应没有顾及的必要。……大学教授，在其职业活动的本身上，因其研究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关系，学校当局在学识上既无能力，在道德上又无权可以干涉。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政（治与）教（育）合一，导致包括高校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高度政治化、官僚化。国家掌握学校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教育听命于政治权力。教育与学校便成了权力的附庸，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独立性。在今天的中国，所有的大学不过是一个寄生在党政官僚系统上的怪胎。所以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标准，当代的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所、螺丝钉锻造所。 由于没有取得独立于权力的自治的法律地位，大学的独立性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与保障。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大学被迫蜕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内准官僚名利场，完全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构建与运作。于是，大学纷纷向利益叩拜，向权力雌伏；一方面是收费的巨人，另一方面是精神的侏儒。这样的大学不过是学位与职称的批发基地。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一方面高等教育依然落后，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与教授的制造国。面对这样的氛围，北大又岂能置身其外？蔡元培和胡适先生最不能认可的，就是大学变成了政治制度的部分，学校管理层成了党政官员队伍的一部分。 北大和所有中国大学的未来都取决于权力与教育的关系。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最好不要“重视”教育，不要主抓重点大学，要让公民自己重视教育，让教育界重视教育，让愿意参与教育的公民重视教育。在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私立大学。所以，学术要自由，大学要独立，国家就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就要限制国家对教育在某些形式上的参与，限制国家对教育的无节制干预。到目前为止，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改革只涉及到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即它只涉及到大学内部怎么样进行优化组合，怎么样调动一部分教师的潜能，怎么样树立学术规范和公平的教授制度，怎么样发挥教授更大的作用。但是根本的问题则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就是治理大学的权力是从哪来的。像北大传统的奠定者们所主张的那样，教育应该与国家权力相分离，所有大学，不论公立、私立，作为有组织的社团，都独立于国家权力。国家应该允许教育机构自主、自治。学校的管理权应该属于独立的校董事会，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应如此。 大学是驱动文明的精神力量。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高地，如果不是，那就是大学的失职。如果北大不是，那就是北大的失职。大学应当是一个社会思想成就的顶峰，北大应该是中国的思想成就的顶峰。这样的大学才是称职的大学，值得尊敬的大学。大学是知识、智慧与文化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否则，象牙塔就坍塌了，精神家园就沦陷了。 未来的北大，应该像其早期那样，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是诞生那些追求真理的先知的地方。北大需要的不是楼堂的高度，而是精神的厚度。没有精神传统的大学，就不是大学，没有自由精神传统的北大，北大就不是北大。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北京大学所孕育、传播的自由主义虽然迄今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制度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北大一直担当着普世价值与自由思想输出者，自由的精神传统的确立者。 期待北大永远担当好这个角色！期待更多的大学分担这个角色！ 2008年早春于翠湖 （《大学之道：北京大学的传统》序 刘军宁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 ──转自刘军宁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7/11/2008 8:44:33 A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8/7/11/n21873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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