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对警察和对民众的收费就是不一样

【大纪元7月11日讯】7月7日一大早，打开电脑就看到一南一北两家报纸报导的两条不同的新闻：其一是来自《新京报》题为“发改委：责令铁道部停收退票费有法律障碍”，讲的是此前已被各媒体关注已久的火车票退票手续费问题。该消息称，此前公众提出的包括“发改委应责令取消退票费”、“铁路旅客伤亡最高赔15万元”、“限乘当日当次车，在3日内到有效”、“火车票及相关手续费应听证”等有待改进的意见，除了涉及实质利益并不深且本来就有点自相矛盾的“限乘当日当次车，在3日内到有效”有望得到修改，“火车票及相关手续费应听证”得到了承诺之外，其余两条涉及真金白银实实在在利益的项目，却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搁置了起来。

另一条消息是《南方都市报》报导的：河南省收费站执行最新收费标准,警车不再免费上高速。此事在全省遭遇阻力,在部分地区只实行一天就被迫取消。该报援引网上热帖表述当时的场面：“交通部门要收公安局车辆的通行费，公安部门要扣交通局的执法车”。新措施从7月4日开始执行，7月5日即告中止。

这两条消息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放在一起，却让人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同样是收费问题，同样是有争议，同样是涉及面广且具体情况复杂。为什么后者的处置效率却远远高于前者？

这里面究竟有没人什么规律可寻呢？

首先，二者涉及的直接利益者不同：火车退票涉及面虽广大，但却是不确定的受众群体，是抽象的广大群众。而警车高速公路收费，涉及的却是具体的单位和实实在在的利益关涉方。民众再广大，只要是抽象且没有确定的利益代言者，便会成为弱势一方。各个可能被侵害利益的人，因为只是“可能”，而缺少必须抗争的愿望和动力。而警察，则恰恰与之相反。

第二、即便有了代言者（公益律师），在博奕手段上，两者也有巨大差异。前者能用的方式，无非是“上书”“呼吁”“请求”等方式，小心而谨慎地向利益侵害方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希望对方进行良心发现式的改变。这种形式，随着一些部门的工作作风的转变，也会起一些小小的效果，甚至会有传出一些佳话，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博奕从来不是建立在不平等利益体之间的，这就像兔子不可能和老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谈判一样。如果弱势一方没有足以与之讨价和条件，博奕这两个字本身就会很可笑。

而反观河南警察与交通部门的博奕，网上传说的警察们扣交通部门执法车之类手法不敢恭维，但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至少表明，他们之间的博奕，是在老虎和狮子之间进行的，他们谁也不可能忽视对方的攻击能力。这样的结果，便是问题在爆发的第一时间里，得到解决，并没有出现像某些公民向垄断行业喋喋不休“进言”求解决甚至打官司，最终变成祥林嫂或唐僧那样的场面。

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奕的根本问题，还是力量问题。只有公民手中能拥有足够的筹码，他们的话语才会有力。当然，这种力量并不是全是指像传说中的某些警察那样，采用非常规手段，那样做，虽然有效果，但却贻害更深。公民手中所拥有的筹码，对政府机构而言，是他们选谁不选谁的选票，而对商业机构而言，是他们买谁不买谁的购买意愿。这两样东西，可以让弱势而抽象的民众，变得具体而强大起来。也只有一个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平等表述机会的社会，才有可能和谐。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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