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由于他有这种本事，到各地出差就成了郑欣的一大享受。因为他在公事之余，幸运的话可以穿越时空，看看该地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这比看连续剧时，用现代人的眼光杜撰古人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还要真实且精采多了。不过通过宿命通功能去看历史的真实时，也有一项美中不足之处，就是影像在呈现之前，不会像看连续剧那样，先打字幕告诉郑欣哪一幕的主角是谁、发生在哪个朝代。

郑欣自幼在共产党根据唯物论“重造”出来的中国历史的灌输下，往往在影像刚开始出现时，无法将他通过功能看到的，和以前所读的教科书中所描述的事件联想在一起，都得经过事后查找古籍、史书，才能获得比较符合史实的应证。也因此，有些在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事件或人物，极可能会在有眼无珠的情况下被误认或忽视。为弥补这个缺憾，他在闲暇时经常阅读古史，充实自己，希望能在影像出现时，可以尽快辨识出时代背景与出场人物。

（新纪元）

史前河图洛书 河洛文化开端

这次，公司派郑欣到洛阳去出差，他雀跃不已，想到九朝古都悠久的岁月里，上演脍炙人口的故事比比皆是，即便看不全整场历史大戏，零星的片断也足以令人期待万分了。

他搭乘飞机到洛阳，当飞机飞越黄河上空，准备降落在市区北方的洛阳机场前，突然遇到一股乱流。郑欣依照指示扣好安全带，闭上眼睛，忍受因颠簸造成的不适。

忽然，他看到底下的黄河波涛汹涌，在千丈浪里浮现一个物件，有个人拿起了它。过了一阵子，在黄河的支流洛水边，又发生同样的情形，这次是另一个人拿起了另一个图。郑欣看着后来那个人身上挂着工具，跋山涉水的辛勤工作，花费长久的时间整治水利，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看到的前一个人是伏羲氏，后一个则是治水的大禹，而他们从河里取得的，就是历来被视为河洛文化滥觞的“河图”及“洛书”。

郑欣看过这二幅图，知道根据古书记载，伏羲氏依河图而演八卦；大禹因洛书治水成功，将神州分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以治天下。各家学者对于河图、洛书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让他如堕云雾。

直到后来听一位高人说，河图及洛书，甚至连《易经》、八卦，都是史前文明遗留下来的东西，才恍然大悟，难怪现代人再怎么研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河图。（新纪元）

洛书。（新纪元）

周公以礼治国 以乐移风易俗

洛阳历史文化街区。（新纪元）

作为国都，洛阳的历史可能比长安还久。不论是古籍记载，还是现代考古学界的推测，都认为，夏朝首都斟鄩就位于今日的洛阳一带。

周武王建立周朝后，虽仍以镐（今西安西北附近）为都城，但由于镐京远离作为商朝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为了方便管理商朝遗民，武王视察各地后，认为洛依地区，也就是夏朝故都斟鄩一带，“居易毋固”（平坦居易无险阻）、“毋远天室”（离天帝的居室不远），可以作为都城所在，遂命周公旦在洛水附近择地，计划兴建周朝的新都城。

周武王大业未竟即已辞世，成王（约西元前一零四二至一零二一年在位）即位时尚年幼，由叔父周公辅政。周公继续武王遗志，史书称“使召公光相宅”，再多次占卜后确定城址，与召公一起营建新都，称为“雒邑”，又名“成周”。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三国时期，后来，曹魏因地处古洛水之阳而将之改为“洛阳”。

召公的“相宅”，即是古代风水学的由来。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新城“堀（内城）方千七百二丈，郛（外城）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在南边城郊设祭坛，在城中建宗庙）。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

周公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将洛阳建成。完成后，将九个象征天下的大鼎放在这里，因为雒邑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位于天下的中心，各地前来纳税的路途约同样长）。后来周公归政，成王派他常驻洛阳。周公在此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朝以礼治国的体制。

（新纪元）

“礼，谓制度品节也”，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内容主要包括建城、官制、封侯、宗法、五服、爵位、谥法刑法等，仪式则分为“五礼（吉、凶、军、宾、嘉）”。进行礼制仪式时须有“乐”（音乐及乐舞）来伴奏，故合称礼乐制度。“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

周公通过礼乐来治理国家，建立社会秩序。在他的治理下，成周雒邑繁荣安定，加上其先天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后天的不断加强建设，逐渐形成集政治、经济与军事于一体的大型城市，也奠定中国历史上以长安地区及洛阳地区为两京并立的局面。周公制礼作乐成为后世儒学之源，影响中国数千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由于西周时期的洛阳早已淹没在久远的历史之中，加上郑欣前前后后也看到了多个不同朝代时的洛阳，实在无法判断哪个是三千年前的都城形象。他只好在出差回来后，翻阅古代文献，在专门记载周朝礼制的《周礼》中，找到〈考工记．匠人〉篇里关于城市建设的段落，与他通过宿命通所看到的规模与布局颇为吻合。

考工记匠人篇 指导城镇设计

在〈考工记．匠人〉篇里提到城市的规模：“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这里的“国”是指一国之都的意思，当时由于封邦建国，在神州大地上可说是万邦并立，各处建立起新的城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许多有名的古城如曲阜、临淄等。这整句话的意思是，都市设计师建设王朝的都城，正方形的城每边宽九里（约等于三千七百四十二点二米），每边各开三城门，城中有九条东西向、九条南北向道路，路宽九轨（约等于十六点六米，也就是可容纳三辆马车同时行驶的宽度）。

至于内部的布局，则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也就是宫室设在全城的中央，坐北朝南，宫廷的左侧设祖庙，右侧立社稷坛，前面是朝廷（一说是广场），后面是市场，市场与朝廷的面积长宽各百步。

其他针对门户的大小、道路的宽窄等等，都有一定的规格，基本上是依照诸侯的等级依次按比例缩减。超过这个定制，便被视为不遵守礼制，而逾制非礼在当时社会里那种讲究道德礼节的环境下，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人们都会自觉地在约束着自己不逾矩。

例如《左传》里记载了大小四级的城市规模：“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三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雉是专门度量城墙的单位，一雉长三丈高一丈。天子之都的王城方九里，约等于今日的一零点四平方公里；最小的子男城约一点五平方公里，若住满人的话大约可以容纳二万人口。

综观匠人营国之篇旨，简言之就是要求在营建前需先经过构思规划，城的规模大小应考虑未来的发展及人口容纳量；布局要讲究中正规矩的平衡与协调；以标准化的度量单位作为营建基础，而每种标准尺度又都力求符合模数，比较常用的是三。如此的数字便具有象征性，例如三代表天地人三才、三的倍数九为数字的极限，象征极致；此外还用圆顶以象“天圆”、用四方地基以象“地方”等。

建于明朝，已有四百年历史的老城东大街钟鼓楼。（新纪元）

郑欣知道，〈考工记〉对中国传统的城镇设计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其中记载都城的布局原则，例如“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等，皆成为后代城镇规划的准则。（待续）X

（新纪元）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45期【城市的瞬间】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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