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五章成功的梦幻 (33)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帐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注：例如，一名亚洲环球电讯（Asia Global Crossing）的前总裁向我详细介绍了关于公司主席兼营运总监威廉·比尔·巴内（William Bill Barney）虚报业务开销的情况。根据他的说法，有几种收取回扣的方法：利用与旅行社的帐务往来得到免费机票；猎人头公司带环球通讯公司前职员前来时，收取高价格；免费汽车；搬家补贴和为行政经理提供曼谷的公寓（尽管该公司在那里没有分支机构）；付给一家在澳大利亚的法律公司“神秘的法律顾问费”；签定雇佣合约要付两万美元，有一次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数目。但是，所有这些回扣在那些利用无数坏债和容量市场而制造的众多机会面前好比小巫见大巫。

　　据他透露，许多公司，尤其是网路公司，都是债台高筑，他们需要从亚洲环球电讯购买容量以提高公司的影响力和使股票增值。如果网路公司每条线路付五万美元的回扣，即使网路公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破产，相关支付协定的末期付款仍会被延续至很久的将来。

　　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是：这名亚洲环球电讯的前总裁形容公司当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即使故事讲述的是亚洲版的安龙（Enron）公司，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事件不像安龙公司丑闻那样遭到调查和报导，原因很简单，天高皇帝远，此类事件并不稀奇。）

　　在与美国商会的高级职员进行会晤和谈话的过程中，我偶尔会开开玩笑，把美国企业界的道德标准与我们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做一些比较。令我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我至今仍记得我从前的商会同事翻起白眼，不以为然的样子。毕竟，他们曾鼓励我加入驻华商会委员会，甚至曾要我为他们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提供建议。他们觉得，即使我有点怪，可是我在华盛顿人面较广，并且我早晚会成为他们的帮凶。我不是那种一看见中国人就条件反射，认为他们是一群发动新一轮冷战的赤共，也不是那种被宠坏了的道德至上的孩子，我明白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

　　他们局部了解我的想法。我承认直接把美国商业道德和法律与我们在北京的所为做比较是有一点荒谬。我们是在一个极度腐败的环境中运作。虽然美国公司做出了妥协，但与法国公司比起来算好的了。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你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做一些在西方看来难以解释得通的事情；比如，给官员们送礼是贿赂行为，但在中国很稀松平常，在美国却是不合法的，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对在中国的我们依然有约束效力。

　　我在深圳遇见过一个教师，他向我了列举了IBM和DELL公司行贿的小例子，并用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这些公司“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公司”。然后，他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更大问题：“不是所有的美国公司都具备中国特色。但是，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注：当他所在的大学打算购买二百台DELL电脑时，学院想到了一个赚外快的方法。DELL电脑的直接销售价是一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千二百美元）。他说，一个与DELL公司有关系的中国公司以每台六千元的价格把电脑购入再转手卖给学校，但是他们给学校开的发票却是一万元，多出来的四千元不是正常的利润。DELL公司明白，这四千元必须作为贿赂来保持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他又若有所思地补充道：“DELL能够从市场上赚取的利润非常微薄。”）

　　有一家公司在市场竞争中从来没有吃过败仗，那就是摩托罗拉公司。我详细了解了他们是如何在前经理的带领下，发展为最大的美国驻华公司之一，我把那位经理暂时叫做巴斯特“Buster”。

　　一般来说，人们在北京不太愿意谈论关于腐败的话题，仿佛有一种秘而不宣的默契在制约着人们；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们想做生意，最好在言行方面保持谨慎。但是，在有足够的钱供他后半辈子过惬意生活的保证下，巴斯特决定“说出真相”。

　　巴斯特建议在京城俱乐部见面，这是北京外国人中的佼佼者经常来的地方，可以俯瞰整个京城东北部的景色。他找了一个好位置，看起来有点像抽鸦片的小房间：丝绒布料的靠枕，高雅的中式柚木桌子上摆放着威士忌、冰块。这里相对来说不算张扬。谈话中他不介意我进行录音。

　　巴斯特是摩托罗拉公司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在中国的高级营运经理之一。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了美国公司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故事。巴斯特与此息息相关，因为当时他负责处理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呼叫器业务、成本研究专案、行动电话基础设施建设和行动电话用户服务等。在那时，中国的网路还不像现在方便。

　　巴斯特有私人管道可以了解公司的任何收入状况。九十年代早期，摩托罗拉呼叫器业务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为十五亿美元，公司当时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市场占有率，在九十年代初，平均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亿美元，到了一九九五年则高达二十亿。

　　当时，摩托罗拉公司甚至在中国都没有开设办公室。他们建立了一种巴斯特称之为“发现者系统”的运作模式，专门通过香港和台湾商人进行具体操作。摩托罗拉公司与“发现者”签订了一项合约，就是如果签下某个合约，“发现者”将得到百分之三的回扣；为此，发现者必须代表我们进行“游说”。“游说”意味着“发现者”要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从中发现谁可以用金钱进行收买，然后把获利的百分之三送给那些中国官员们。

　　其他的美国公司也有类似的合约吗？巴斯特表示同意，“但摩托罗拉的回扣至少为百分之三……这是当时我的部门进军中国市场时约定俗成的规矩。想想吧，一年有十五亿美元的百分之三被装进了中国官员的私囊之中。真是要感谢摩托罗拉公司。”

　　也就是说，在九十年代初，每年有四千五百万美元；而一九九五年则达到了六千万美元。听起来花掉了不少的金钱，但是，要从摩托罗拉公司赚取利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虽然公司与中央政府有着良好的来往关系，但它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打地方牌，对远离皇帝的地方官员和省市的大老板施加影响。中国有着二千多年的官僚体制，但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庞大，需要收取佣金的官员人数之多让人吃惊。这还不包括为了获得频率使用许可而送给解放军通讯兵种的钱财。想想那些宴会，以及为那些中国省市级官员安排去美国的商务考察等，要支付此类服务，一年六千万美元的贿赂费用看起来也不是很多。

　　常用的策略是从疲软的中央政府部门购买好处，不时地给他们利益回报。例如，摩托罗拉与邮电部签署合约，由后者凭此批发摩托罗拉生产的手机。但是，在部委的层面操作这样的事情要比在省市层面多一点风险和花费（部分原因是中央官员受到更加严密的监控）。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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