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他们说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上）

【大纪元6月1日讯】此说之滥觞，大概连现代中国考据魁首的北大老校长胡适先生也探究不出来了。说者在我的“帽子”上缀以“幸福”的花环，未免幽默得太残忍了。也许吧，他们是观察表象得出的结论：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书，毕业时竟分到了中科院物理所。帽兄中免予处份并留校察看者虽寥若晨星，毕竟还若明若暗似有似无地散隐在燕园中；而那个物理所，即使没戴帽的物理系毕业生，也是第一向往的处所吧。一九五九年物理所搬到中关村新址后，虽仍是科学院第一大所，全所连我在内却只留剩四个右派，其中一位终身未嫁的助理研究员，文革伊始就自杀身亡了；另二位从事的是服务性工作，却让我做了科研。他们拿的是生活费，发给我的是高出一倍、相同于其他新入所研究实习员的工资。

“幸福”何以频频降临我身？我也不明白。反正我没有向耶和华祈求过保佑。上述物理所另二个右派中有一位却从小就是虔诚的教友，即使在泰山压顶时也从未中断过每餐之前的感恩，只是旁人难以觉察。他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善良、朴讷，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一向语不涉政治，仅仅因为信教就被打入了另册。圣父圣子圣灵没有护佑得了如此坚贞的子民，上帝也被狂暴的反右逼退了。

因为我“出身好”？父母不识字，原租种本家祠堂的田亩，孩子多了（我是老五）难以为继，就去了县城打工。对这种引车卖浆者流的家庭出身，我既未炫耀过也没自卑过。正如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言，父母他们没什么文娱活动就以上床生孩子为乐，这出身哪能由得了我！即便如此，就出身说，我们同学中也有烈士子女被打成了右派，比我高贵多了。另一方面，反右积极份子中倒不乏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者。显然“出身”这一条不成立。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入学时是团支书，后为总支书记。那时没有班主任或辅导员，党员都是“调干生”学习困难，还得分派成绩好的同学帮助他们，因此，所有工作都落到了团干部身上，记得例如像每个同学宿于哪张床铺之类的事也是叫我划定的。北大物理系的功课很重，工作，对我的学习曾小有影响，但我从未有过抱怨的念头，像我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能上大学是很感激的，当然应该多做些社会工作。事实是给我戴帽前，我们级的党支部书记已被划成了右派，“官职”总比我大吧，可见最大的学生官也不握有免死牌。因为我“罪行小”？我没有写过大字报，旁听大辩论时没有发过言，没有参加过“百花学社”等松散的学生群众组织。不过我购买过北大学生自办的《广场》杂志，后来这被说成是从经济上、进而推论为在行动上支持右派份子向党进攻。其实，那时我对一些右派的话语除深受震撼并在内心有些赞赏外，至少在形式上不大习惯，至于物理系刘奇弟的扬白幡以招魂肃反受害者及其他一些右派的做法，当时的我认为太过火了。

最终是，我也难逃噩运。大概是因为我接受了伏尔泰的理念吧：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将维护你说话的自由。当时我还不知道伏尔泰这位法国思想家的名字，然而虽历经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还没有被彻底扑灭的北大传统或说“北大精神”已春雨细无声地沁润了我的心田。例如，我作为成员之一在年级反右三人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班级三人小组的成员时，提出应由一名左派、一名中派、一名右派组成。毛主席说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既教育本人也教育大家。基层领导小组中有了右派代表，更有利于在群众中引起争论、放出毒草。你左派手里有真理，你怕什么，真理越辩越明，辩论过程不就是对包括本人在内的全班同学的绝好教育过程。我也去看望过外校已戴帽的中学同学，他们也是人，暴风雪中尤盼故乡送炭人，从生活上关心也有利于他们的改造。这也是照毛主席的说话行事，毛主席讲他也有几个右派朋友的！诸如此类。后来算总帐时，我被指责成为右派争领导权，是右派份子的代言人，和右派感情相通，站到了右派立场上，云云，于是把我也划成了右派。我很惭愧，当年没有起到一个右派份子的作用：大声疾呼，宣战“三害”（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根由是我的“阶级局限性”？此前的经历决定了我不可能转变得那么快。

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据说是所谓的“探索集团”。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北大校园里有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了遍野大字报。右派们虽自认为真理在握，但一开始他们就陷于左派的汪洋大海。一些动机各异的人习惯成自然地站在党的一边，或强扭“辩论”、或斥责、或漫骂、或批斗、或推挤，左派们惯于仗势压人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也在感情上逐渐地把我推向了右派。如此乱哄哄地一个多月后，人们疲倦了，运动归于低潮。数学系三年级（四年级已毕业走人，一、二年级的按惯例要看看高班动静）的一些团干部此时仍念念不忘帮助党除“三害”，就来拉物理系的团干部，讨论如何排除左右二方的干扰，使运动走上“正规”。我也去参加了一次，在文史楼底层的一个教室里，课早就停了，天气又热，有的骑在椅背上，有的坐在课桌上，或穿汗衫或光膀子反正都是男生，你讲一通我说一气，嘈嘈杂杂收了场。数学系的说要就讨论内容出一张大字报，我表示反对。倒不是本意上我和他们分歧太大，只是认为自己是个总支书，总得讲点“组织性”，刚才讨论时我的发言就最左，而且没有议论出一个统一意见。后来他们还是没通知我就出了大字报，并有位要好同学冲到我宿舍房间里大骂我是胆小鬼，我什么时候当过胆小鬼！叫他打着手电筒照着我去补签了个名，那上面写些什么我都没有看。其后几天，上述数学系学生在橱窗里贴出了一批小字报，总的题头叫“探索”。于是，划我右派时就硬说我是“探索集团”的成员。说凡是“探索”者一概划右派。其实也不然，至少和我同房间就有一同学也去参加了文史楼的“侃大山”，虽然我的发言最左，但那位同学却没有戴帽。

还有件事可以一说。当运动发展到开始给人戴右派帽子时，他们不来找我了。于是我明白我被撤职了。对那点“官”职倒无所谓，但是被组织上误解，当时的我很为伤心。因此，主动上交了日记本，请组织上审视。一个人的日记是内心深处的独白，最能看出此人的思想实质。它不像〈雷锋日记〉那样写出来是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去看的。很快那本日记被退了回来，大概他们对我不感兴趣吧。可鄙的是，到一九五八年二月我的日记本竟“失踪”了，戴完我帽子后它又被暗中塞了回来，至今没有任何人向我解释过这件事。既然物理系的太上皇（工作组组长）已钦定我为右派，鼠窃狗盗之辈于是就主要从我的日记本上拼凑出了材料（二零零七年一位入籍美国的当年同班同学说那时所发批我之材料上注明抄自我的日记——补记）。

一九五八年一月底，北大刚经历过“反右补课”，于是召开了庆祝胜利的反右总结大会。这是自“519”以来从未举行过的到得最齐的全校师生大会，会议最后由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庄重宣布“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并通告明天起开始放寒假。言犹在耳，我却在其后被“补划”成了右派。被有计划地补划为右派的非我一人，而有一群，例如我们级的党支书也是其中之一，我不过是最后一个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屈死鬼而已。再次的言而无信，再次的欺骗群众。长袖善舞的“阳谋”家们并不把党委书记代表党所作的庄严承诺放在眼里。日期是他们划定的，承诺是他们作出的，法律是他们制订的，于是他们认为既然一切皆由他们恩施，他们就可以随时收回。不是有人公然宣称了嘛，就是要“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北大师生成了釜鱼幕燕，唯有任人烹煮。其实，党委书记、工作组长也只是一线指挥者。

“519”之后，燕园里就不乏身着楚楚中山装的陌生中年人前来观看大字报，有时甚至是在夜深人静时被簇拥着默默观看后一言不发地走人。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来北大给学生传达了毛主席的“五不怕”指示（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以帮助党除三害）等等原因，北大是全北京也是全中国最早出现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单位，是最早发生大规模群众性的帮助党除“三害”、后来则被称作是“右派进攻最猖狂”的处所，自然就引起了反右领导者们的高度关注。
（待续）

(Getty Images)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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