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实践与宗教信仰结合

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大多的绘画或相关的艺术作品，都在基督教《圣经》中的故事作插画或装饰。不过，到了十七世纪，也就是在“巴洛克时期”，在西方文化思想上产生了一种“道德实践”与“宗教信仰”结合的伟大成果。其中林布兰特的“宗教绘画”与斯宾诺沙的《伦理学》中的“自然神论”，就是最好的代表。

“自然神论”也称为“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相互对比，是基督教神学的一支。认为基督教教义皆来自上帝的启示，其中虽然包含一般性道理，人们可以藉着对“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并通过理智做逻辑推理而加以认识。但更深的“奥秘”只能依靠“启示”而得知。

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间，“自然神论”者更认为，只有经历过理性证明的信仰才是比较可靠的。但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有些神学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只有从上帝直接启示才是真正可靠。不过，天主教和新教的一些神学家则继续认为“自然神论”仍有一定的效用。

换句话说，如果基督教的“自然神论”是一种西方近代的“人文宗教”，那么它的真正本质就应当是一种纯自我理智认识的宗教。这种真正的“人文宗教”并不需要有所依赖，也无所攀附，而它真正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其终生在宗教艺术或德性上的不断修炼，终而至于真实的“宗教精神”世界。

由此可知，真正所谓的“人文宗教”实际上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在自身的存在上，去完成一种真正属于自身实证的“宗教”。

总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般人都喜欢因袭固有的宗教形式，而不喜欢去修炼完成自己能证实的“宗教”。这不只说明“自然神论”无法普遍的原因，也说明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那些伟大的人文宗教思想家：斯宾诺沙（Spinoza）、笛卡儿（Ｄescartes）、牛顿（Newton）、巴斯卡（Pascal）等，甚至一直延伸到法国的启蒙运动大师：伏尔泰（Voltaire）、卢梭（Rousseau）等，均属于这种“人文宗教”的修炼者。

而画家林布兰特刚好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也是那个时代顶峰的艺术家，自然而然的他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只不过他以“绘画”做为表现的工具罢了！同样的，斯宾诺沙则以他的“哲学思想”为表现的工具。

林布兰特“沉思的哲学家”。

宗教伦理思想，遵循理性规律

英国二十世纪的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认为斯宾诺沙是所有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为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按其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

斯宾诺沙的代表著作《伦理学》（Ethics）是他死后才出版的，但在他的这本代表著作中，正好反映了巴洛克时期的“宗教伦理思想”。

例如他在其《伦理学》中，就说出了这句名言：“心灵只能被伟大的灵魂征服，而绝不会向武力屈服。”

因为，“心灵”（spirit）从广义上可以理解成是由全部神经网络组成的神经系统。那么，“身体”（body）的每一个变化也就伴随着“心灵”中的相应变化，或者更确切的说，与“心灵”的变化一起组成一个变化的整体。

史宾诺沙的《伦理学》来源于他的“形上学”（Metaphysics）思想中，“理性”在于从混乱多变的事物中，找出“法则”。在形上学中，理性在于观察。在伦理学中，理性在于行动。他认为“在永恒的形式下”行动，理性就在于：根据对整体的永恒关系的正确认识，采取适当的行动。

史宾诺沙进一步的认为：“激情”的被动性是人类的枷锁，“理性”的主动性才给人类自由。“自由”并不摆脱因果法则和过程，而只摆脱偏执的激情或冲动。“自由”并不摆脱激情，而是摆脱无节制的，不顾全局的激情。

因为“理性”而善良的人，并非是凌驾于他人之上，并统治他人的人，而是超越了蒙昧无知的欲望，并能驾驭自己的人。

史宾诺沙的宗教伦理思想是：上帝并不是一位爱管信徒私事的喜怒无常者，而是宇宙间持久不变的秩序。因此，专心思考真实存在的人，无暇俯视世间琐事，他不会因为忌妒和敌意的想法，去与别人斗争。他的眼睛永远注视着固定不变的规律，他知道这些规律不会相互损害，而是全部遵循着理性井然有序的运转着。他要模仿这些规律，并仅可能使自己的行动符合这些规律。

我们人类作为上帝创造的整体中的一部份，因此我们都是“永生”的，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完全消失，他的某一部份仍将永存。这就是用“永恒的形式”看待事物的那一部份；我们越是这样的看待事物，我们的思想便愈趋近于“永恒”。◇

──转自《新纪元》72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