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对雍正帝与兄弟间的问题有极中肯的评价：“然淮南暴抗，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是用汉文帝时淮南王的叛变来比拟雍正帝对参与叛变的兄弟之处置并无不当。

至于坊间小说所说的血滴子处决队，那是根本不值一驳的武侠幻想了。

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

雍正改革吏治，不惜直接面对盘根错结的官僚、士绅阶层。现在史家虽然还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但他勤政十三年所进行的改革并不被当时的权贵们理解。雍正帝不许权贵们坐吃皇粮而必须自食其力，引起皇室兄弟乃至满汉官员的强烈不满。但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平心而论，没有人愿意在身后背负“抄家皇帝”、“嗜杀”一类的骂名。但身为人王，不依法执政，绝难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税赋。而如果一味容忍，不足以平民愤，必将造成天下动荡。雍正帝解除贱籍、火耗归公、摊丁入亩以及士绅一体缴粮的政策，全都是照顾了最底层的百姓，却损及了某些人的利益。

素惠绘图

不论雍正帝施政如何，对他心有不满的人总能造出诬衊的谣言。例如他解除贱籍，朋党们就捏造一个他与包衣（奴籍）有染的丑闻（所以才同情贱籍）；他推动摊丁入亩，朋党们就说他贪财；他要推动众生平等，朋党就搞满汉不和、夷夏之辨；他要解决党争私心，朋党就将之简化为“文字狱”，说他好杀。最后这些诬词就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张排满的材料。

其实在清朝时，满人全部也就是十来万人，但整个中国却有数千万人。清朝时期中国的版图扩大，比现在中国的版图大多了。真要较真，这整个中国有多少民族？有多少方言？有多少不同的服饰与生活习俗？为什么单单把满人挑出来排挤？标准何在？为什么除了满人之外其他的人全都是“汉人”？

比方说，诗仙李白是个色目人，他算不算汉人？怎么没人把他的诗词从唐诗三百里剔除？

但极端民族主义者是不讲这种道理的。比如说今天街上有人当街调戏良家妇女，假设这个人是个所谓的汉人，那就报官，看是哪家的，将他打了抓了也就是了；但如果这个人是个旗人，单纯的因色起意案件在民族主义者口中就会变成国仇家恨了。

谁残杀最多中国人？

历史上的经验，美国人赶走英国人与法国人之后，打了一场遍地烽火的内战；印度成功赶走殖民的英国之后，印度人自己的内斗就一刻不拖延地爆发了，死伤之惨烈，尤甚于英国殖民之时。巴基斯坦现在的一些问题都是那时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冲突的延续。最后圣雄甘地，没有死于丘吉尔之手，却死于印度人自己的手里。

清末民初，在推翻腐败的晚清之后，孙中山先生就开始高唱五族共和。但是中国内战开始了，长期的战争使国力消耗、文化断层。然后二次大战开始，日本人打了进来，又再开始另一次的抗日战争。死伤惨重之后，文化再经一次浩劫。可是没等消停，国共战争又接了上来。等国共战争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却又凭空冒了出来。结果死于中国共产党之手的中国人竟高达八千万人！

谁是中国人？

《尚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中国的传统里，所谓的“华夷之分”并不是以血统或其出生地来区分，而是以其是否符合中华正统文化以及道德的要求。所以《诗经》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因为戎狄、荆舒不知君臣大义不符合中华伦理与道德，所以才声讨之，和戎狄、荆舒的血统与所在的区域无关。否则孔子周游列国时，就不会到楚国（非中原）应昭王之聘；而秦穆公称霸西戎，孔子作《周书》的时候也不会将秦国纳入。

唐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意思是说究竟是不是中国人，要看一个人的言行是否符合中华文化。现代有人把彻底西化的华裔称为“Banana”（黄皮白骨），把彻底西化的印地安裔称为“Apple”（红皮白骨）。这当然带有贬意，但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血统不是决定是否为我族类的标准，思惟与行为才是。

后来华夷之说，在晋宋偏安江南之后兴起，但却不是用是否符合中华正统文化以及道德来作标准。那是江北之人诋毁南人为“岛夷”，南人指北人为“索虏”，就根本是流于互相谩骂了。这应该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滥觞。吕留良等人以夷狄比于禽兽，认为只有中国才能称为人，除了充满主观的仇恨，其论述基础也经不起细究。

《尚书》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雍正帝说：“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道德才是区辨中国人的真正标准。

“圈地”一词的由来

清朝入关后，历任帝王对八旗子弟一直重重告诫，要求必须行事谨慎。清初有嚣张狂傲的八旗子弟，滥行跑马圈地欺压百姓。圣祖康熙在朝时就解决了旗人圈地的问题，被宗人府治罪的八旗子弟不少。被削爵除籍的，也不只是一般的贝勒、贝子。

今天北京奥运的强拆事件，民众多称之为“圈地强拆”，这“圈地”二字有许多华人不解其源，其实就是三百年前发生在北京的旗人权贵跑马圈地。不同的是三百年前发生的权贵圈地被帝王纠正了，而今日北京的权贵圈地则还在进行中。（待续）◇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61期【历史新观】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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