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体工程师。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但是国会没几个人愿意聆听，只是发表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声明。在返回纽约的途中，我在美国铁路公司的列车上向参议员阿伦·斯伯克特（Arlen Specter）提起这件事情。他对此表示关注，但却显得心不在焉。魏也是如此。当我回到环球视野的办公室时，我发现出了点问题。魏已经多次要求丹尼把采访李洪志的片子给她。很明显，魏感兴趣的不是关于对法轮功的采访活动，正相反，她感兴趣的恰恰是丹尼手上的未经剪辑的对李洪志的采访录影带，她要把带子复制后寄给“某位在香港的人士。”她提出以几千美元作为交换。

过一、两天后，我逼问她：“你为什么想要关于李洪志的采访录影带？”

“香港的某些人需要这个录影带。”

“他们要它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只是对此感兴趣，就是这样。”她笑得很不自然，并且回避我的目光。

我没有继续追根究柢，法轮功采访计划摆着吧！不管怎么说，魏是我的朋友，至少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的老板。我们都知道她现在资金上很困难。魏是唯一有机会接触到丹尼采访李洪志录影带的中国制片人，为了达到目的，她在利用我们之间的友谊，巴结谢特；甚至不惜使用金钱收买。也许她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她自称为独立制片人，而现在却要把录影带卖给“在香港的某些人士”（我禁不住开始怀疑，这些在香港的人士莫非就是中国的官方电视台的代理人），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她可能就要完蛋。

一个星期后，我飞回北京。已经很晚了，在菊尔胡同的小公寓整理带回来的物品，飞行时差让我感到一阵眩晕，我突然发现，在我带回来的资料中夹杂着法轮功的传单和请愿书，更糟糕的是我的手提箱里还有一本李洪志大师写的书。那些日子里，在公园里炼功的人经常被带回警察局进行盘问。警察已经不止一次在我的住所前逗留，不是来处理噪音投诉就是问我们有没有在当地派出所做长驻人口登记。谁知道那些邻居会不会对住在他们隔壁的外国人产生怀疑。妻子已经回美国了，我的北京话没有她说得好。如果我在门口与当地人交谈，警察会毫不犹豫地搜查我的住所。

我把那些小传单和字条藏在内衣里，带到厨房后，把它们扔进铁桶，浇上油，把抽风机打开，然后点火把它们烧掉。我把书撕成两半，一页页地扔进火里。火苗在铁桶里跳跃着，发出刺鼻的烟味。我想我的邻居们不会起疑心的，他们肯定以为那个外国人正在弄一种奇怪的烧烤。真、善、忍，那些无助的语句让我感到眩晕。我听到有人在外面拉二胡，这是北京特有的，令人感到和悦的声音。永恒的中国，我寻思着。

我用一把铁铲把火灰拨开，以确保全都被烧干净了，我开始回忆魏所做事情中存在的疑点。最近有关李洪志的采访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无价之宝。他们可以用剪接做出任何想要的片子，例如把李洪志变成魔鬼或者是一只咩咩叫的羊来炒作两分钟的仇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已经着手准备两个大型宣传节目，提供政府采用折磨、曝晒和疏忽等手段导致成百上千名无辜民众死亡的遮掩和狡辩。节目的最后还播出母亲和孩子在天安门广场喝汽油自焚的镜头，但从拍摄的角度来看，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事先安排的。

我开始回想起第一次在街角遇见魏时她脸上的眼泪。她把自己当成“红色角落”中为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而奋斗的律师。当时在她身上有某些与遭受中国司法制度迫害的美国电视集团高级行政人员的相似之处。现在，她开始变得有点像一个国家的奴才。跟中国许多专业团体的人士一样，魏陷入了她自己的红色角落。她不同的身分像幻灯片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爱国者、守信用的人、美国制片人、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她所有的形象都是为了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都是虚伪的东西。我不由得怀疑，魏在背后收受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好处，简而言之，她是中国政府的合作者。

而我又是什么呢？我感觉自己身处一幕家庭斗争的丑剧中，这是我一直不愿意见到的。当然，我也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老实说，我不是特别喜欢法轮功，我对制作关于法轮功的调查节目不太感兴趣是因为更根本的原因。我害怕，我害怕被审讯，害怕被逐出这个国家，害怕被拘留。我有什么资格来评论魏的是与非呢？我不愿意去想，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中国政府的同谋。

我把书和传单的灰烬扫成一堆，将铁桶重新放回炉台上，离开了厨房。我瞥了一眼自己在那廉价的中国小电冰箱上的影像。整个人无精打采的，身上满是汗水和烟灰。那条洗得发白的中国军用绿色短裤早已失去了弹性，松松垮垮地挂在我的腰间。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是做回美国人的时候了。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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