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末期时，姬昌为西伯侯，即西方诸侯之长，后称周文王。文王治理西周时，奉行德治，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从政理念。他推行教化，指出：“为人君应依仁而行，为人臣应立足于谨慎，为人之子女应立足于孝道，为人之父母应立足于慈爱，与国中之人交往应立足于诚信。”教导人们要心思端正，敬天、敬德等。

文王以身作则，做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和大家一起劳动。制定了很多惠民措施：如对农民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儿女不连坐。对于穷苦无助的人，及时给予帮助和照顾。对于许多因直谏触怒商纣王而前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散宜生、南宫适、太颠、闳夭、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其部下称臣。

虞、芮两国都是商朝西方属国，两国国君为了田野的界限发生了争执，可是他们不愿找商王裁决，都慕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审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说：两国君看到周国是“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两国君互相说道：“像我等小人，有何面目上君子之堂，让人家给评理呢？”还没有见到文王本人，他们就都主动把所争之地让给对方，结果双方都推让不受，这块土地便被闲置起来，后人称之为“闲田”或“闲原”。邻近的诸侯闻知此事，都以文王为典范。他们纷纷前来归附，形成了商朝“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势。

视民如伤　泽及枯骨

周国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派祥和景象。一次，文王与群臣商议说：“我西岐乃道德之乡，物阜民丰。我想为百姓占验灾祥，建一“灵台”以应灾祥之兆，又恐劳伤百姓。”散宜生说：“大王既为应灾祥而设灵台，乃为西土百姓，非为游观之乐，万民自是乐役。若您不肯轻用民力，仍给工银一钱，任民自便，随其自愿，不去强他，这也无害于事。”文王于是张告军民，军民人等看了告示都高兴的说：“我等蒙大王教诲，皆知忠孝节义，按此去做，百事无亏。今大王又为我们设台占验灾祥，如何反领大王的工钱？”众人踊跃造台，不日而成。文王视民如伤，看见每一个老百姓都如受伤受痛苦一样可怜，他就是这样慈悲、怜悯。

文王一次去郊外巡视，见到一些枯骨暴露在荒野，于是立即命左右随从把枯骨掩埋好。随从人员说：“大王，这些都是没有哀主的枯骨，何必怜悯他们呢？”文王说道：“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国的人，就是一国的主人。我本来就是这些亡者的哀主，怎说他们没有哀主呢！”随从人员听了十分感动，于是仔细的把枯骨埋葬好。天下人听说文王对死去的骨骸都不忍他日曝雨浸，都说：“西伯泽及枯骨，更何况对于活着的人的爱护了。”

道合天心　尊贤重贤

商纣王暴虐无道，文王上谏纣王“体上天好生之仁，敬修天命，退佞除奸，则万民幸甚”。纣王看后大怒，其亲信谗臣崇侯虎又暗中进言说：“姬昌到处行善，民心归附，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大王。”纣王于是将文王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七年。文王在羑里，善化当地军民，教其修身、明礼，并效法天地之道潜心研究，演算出周易。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含天地造化之妙、阴阳不测之机。

文王深明要治理好国家就要任用贤德之人。他思贤若渴，亲自到磻溪聘请姜子牙的故事流传至今，令人称颂不已。文王听说姜子牙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是当世大贤，就选定吉期，斋戒熏沐，极其精诚的亲自率众去请。谈话中，文王看姜子牙胸怀博大，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安民之志，便高兴的说：“我祖父在世时曾对我说：‘将来一定会有个栋梁之才帮你将周兴盛起来。’你就是我祖父所盼望的人才。”说罢就请姜子牙与他同车而归，筹划治国安民的宏图大业。因姜子牙是文王祖父所盼望的人才，所以被大家尊称为“姜太公”。姜子牙果然不负众望，辅佐文王，励精图治，后来又辅佐武王伐纣，一统天下，为后世开辟了治国兴邦之正道。

孔子说：“文王之道非常伟大，没有任何有意的举动而使人发生了变化，没有有意做任何事情就接近了成功，这是因为文王能够时时严格的修养节制自己和宽以待人。”人们常说圣人之心光照日月，是因为圣人之德与天相配，证悟到宇宙之真理，济天下苍生，积善行仁，德风仰止！

──转自《明慧网》(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