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5日讯】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戊戌变法，是秦始皇消灭诸侯六国，开创大一统王朝时代之后，中国的又一次命运大转折的事件，它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当中不同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革新尝试，具有体制性根本改变性质。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灾难性的大转折：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路途断绝，中国从此陷入军阀割据混战、武装集团持枪“训政”的泥淖，最终坠入共产浩劫的炼狱，备受煎熬，时至今日。戊戌变法的失败，决定了此后中国一百年大外患、大内战、大饥荒、大内斗、大专制的悲惨命运，戊戌变法的失败断送了君主立宪制这一代价最小的转型机遇，使得中国此后走了近百年的大弯路，死了一亿以上的人，至今，连晚清时的改良成果都得不到；至今，这条大弯路仍然没走到头。

许多人认为：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结果。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结局的既成事实性并不能证明结局的唯一性。何为“必然”？就是某事发展注定会得到某种结果，再无别的可能，“必然”性也就是注定性和唯一性，某事的发展，如果除了甲种结果以外，还有获得乙种结果的可能，或者还有其他可能，那么，甲种结果就不能称之为“必然结果”，除非相比获得甲种结果的可能，其他的可能性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那么，戊戌变法在归于失败之前，是不是绝无胜算的可能？或者比起失败的可能，成功的可能性可能性微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完全不是：戊戌变法至少有一半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当时改良派要对付的满清权贵派别是一个无知的派别，而不是一个一开始就蓄意对抗变法的顽固派，如果处理得当，慈禧集团未必成为扼杀变法的刽子手。

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不仅有相当大的成功可能，也有着丰裕的立于不败之地的可能：只要策略得当，改良（革）派即使不能一蹴而成，也完全可能保存实力，完全可以避免飞蛾扑火、满盘皆输、遭到一网打尽的结局。

可见，失败，并不是戊戌变法的必然结局，总有许多想当然的人，那些对历史事件的结局成因不作深入考察，动辄以“历史的必然”代替具体的分析，这类人不是中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毒，就是以冠冕堂皇的藉口，掩饰自己的无能或懒惰。

许多人以国民素质低下为由，来证明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这同样是似是而非的谬论：

戊戌变法完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良运动，是有序的统治集团的自我改造，它完全由权贵精英设计、发起、掌控、引导，并不需要国民大众的参与，因此国民素质低下与否，对戊戌变法这样的君主立宪改良的成败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戊戌变法的成败，取决于权贵精英集团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力量对比和博弈，虽然慈禧集团掌握着实权，但是慈禧集团并非就是生来的反变法集团，而是在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夺权攻势的挑战下，才站到剿杀变法的立场上。在招致八国联军之祸后的最后七年中，慈禧锐意革新，其变法力度，比起当时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甚至还作出了化解满汉隔阂的努力，其政策之开明，在满清统治者当中是空前的。这就说明慈禧并非观念上的守旧派1。

可见，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既不是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与国民素质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是一个儒家人治社会，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其国民大众可曾有多少 宪政素养？可是因为当年日本改良派策略得当，人家明治维新就成功了。

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主要原因，是康有为等人的失策。

康有为既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启蒙者、又是这场中国君主立宪运动的开创者、同时也是这场改良运动的主要策划人。由于当时年仅二十八岁的光绪帝长期受慈禧挟制，眼界、学识和政治经验都严重缺乏，因此，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康有为的最大失策，就是一开始就把实权派慈禧太后集团打成变法运动的敌人，这是一条极其愚蠢的变法路线。因为戊戌变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必须藉助最高权力才能行得通，而当时的最高当权者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傀儡。慈禧太后是朝廷的“一把手”，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康有为不可能不知道，康有为要想变法成功，就非得取得慈禧太后的支持不可，至少不能够引发慈禧集团的反对。因此，在推动变法的“公关”路线上，就决不能疏远慈禧太后。

然而，康有为却反其道而行之。康有为自发起“公车上书”以来，在鼓动和参与策划、领导维新变法运动的三年中，向光绪帝上书进言觐见不下数十次，对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却从未求见一次、上书一封，完全是一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的姿态2。对任何一位幕后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都是不尊重、不友好的态度；对任何一位幕后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种背着自己与自己的前台代理人积极谋划的行为，都是不能不引发疑忌的行为。

在整个鼓动变法、领导实施变法的过程当中，康有为却始终把慈禧太后撂在一边，通过光绪帝频频发号施令，甚至作出重大人事变动。康有为先是让光绪帝颁旨，撤掉了慈禧心腹大臣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继而又撤掉怀塔部、曾广汉等礼部六堂官，换上自己的人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充任军机处四章京，企图谋取变法的权力。这些人事变动的发号施令，都背着慈禧，或者由光绪帝“先斩后奏”3。

康有为甚至鼓动光绪帝成立“参谋本部”，自统六军4。

这完全是一种扶持光绪向慈禧夺权的姿态，这怎么可能不招致慈禧的敌视和镇压呢？

康有为非但不尊重慈禧，还从儒家歧视妇女的理念出发，斥责慈禧为祸乱朝纲的“妖妇”，心存推翻慈禧之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维新变法怎么不发展至与慈禧集团水火不相容的境地？

当时的慈禧太后，牢牢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慈禧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视权力为命根子，垂帘听政的范围内，决不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不去找慈禧而去扶持光绪，不去寻求实权派的支持，反倒一开始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把改良最需要的东西--最高权力，一开始就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奉行这样的愚蠢路线，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康有为排斥慈禧太后的路线，不像是一个要搞君主立宪改良的路线，倒像是一个宫廷的争权夺利路线，使得改良运动一开始就深陷所谓“帝党”与“后党”宫廷内斗的漩涡当中，使得改良派羽翼未丰、立足未稳，就遭到实权派的残酷剿杀。

有人认为慈禧太后顽固守旧，因此改良派不可能通过慈禧实施君主立宪，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康梁鼓动变法维新的时候，正值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不久，对前“藩属国”日本割地赔款的空前耻辱，极大地刺痛了包括满清统治者在内的国人自尊心，一时间群情激昂、人心思变，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迅速崛起，激起了清朝一批开明官僚对变法维新的向往，在康有为的鼓动下，当时清廷涌现出一大批倾向维新变法的官僚，其中有帝师翁同酥、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岑椿萱、陈宝琛，张之洞等人，都是实力派地方官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当权派集团，因为对日战争的失败权威扫地，面临空前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也不能不谋求出路。对日战败后，慈禧对主持对日战事的李鸿章就深为不满，拔去了他的三眼花翎，免去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尽管李鸿章是他的心腹重臣；慈禧还提拔袁世凯，以西式方法培训陆军。可见，当时的慈禧是有求变图强的意思的。

慈禧虽然不懂得君主立宪制的道理，但对变法维新并没有偏见，她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维新，她对康有为等人本来也没有成见。从权威史书的记载来看：慈禧对变法派的敌视，自始至终不是出于理念，而是出于捍卫自己权力的权术家的本能--康有为集团种种做法，让慈禧确信，所谓“变法维新”，是一场要推翻自己的政变。

慈禧对维新变法的敌视态度，完全是康有为的路线造成的，如果康有为一开始就拥戴慈禧谋求变法维新，局面将完全不同：嗜权如命慈禧固然不会同意建立英国式的虚君立宪体制，也一定会同意仿效明治时期的日本，建立由她继续掌握实权的实权君主立宪体制，因为，变法维新能够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重树威望、巩固她自己的权力。

拥戴慈禧，而不是光绪谋求变法维新，这是变法维新唯一的成功之途，康有为对此却浑然不察、至死不悟，他把戊戌变法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袁世凯头上，痛斥袁世凯“告密”的叛卖行径。实际上，贻误变法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康有为自己，康有为对慈禧的策略，一开始就注定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

与慈禧的关系，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在当年的变法维新集团中，也不是没有人看到这关键之处。王照一开始就主张拥戴慈禧变法，但是这一正确的主张却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所否决。可见，在儒家的影响下，中国政治精英对女人干政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以致妨碍了正确的决策，儒家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在历史大转折关头错失千载难逢的机遇，酿成了此后的百年大悲剧。

改良派的第二大失策，就是把慈禧的心腹重臣李鸿章打成变法维新的敌人。1898年五月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宣传君主立宪制思想、理念、常识，不仅获得知识士人的广泛响应，也得到满清权贵、公卿、官僚们的积极支持，朝中大臣翁同酥、李鸿藻的门生、张之洞的儿子和门生、曾国藩的孙子、乃至军中将领袁世凯、徐世昌、宋庆、聂世成也参加了强学会，并且向强学会捐赠了银两，强学会学会声势迅速壮大，事实上成为中国第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政党组织；这一时期，梁启超还与麦孟浪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独立刊物--《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政党刊物，在北京广为传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理念。

当时的形势，对改良派非常有利：由于改良派拥有了近代意义的政党组织、媒体，也就据有守旧派无法比拟的潜在优势，如果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能够存在一年以上的时间，改良派的阵营很可能会取得对守旧派力量上的优势，届时，守旧派即使存心阻挡变法，也难挡得住了。

但是，在此重要关头，变法集团领军人物康有为却作出了另外一个愚蠢的决策：拒绝李鸿章入会。

李鸿章是满清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操盘手，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史实表明，李鸿章人是一个很能接受外国新事物的人，绝非守旧之辈；李鸿章为官多年，政治经验和管理经验极为丰富，而且长年担任权臣，在朝中、军中亲信众多、人脉关系深广，醇亲王奕缳、庆亲王奕劻都是李鸿章的支持者，袁世凯、徐世昌、宋庆、聂世成都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实业领域，也遍布着李鸿章的亲信；更重要的是，在汉人当中，李鸿章是最受慈禧信赖的心腹重臣，慈禧对他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李鸿章刚开始不仅没有敌视改良派，而且还对康梁等人和强学会的前途十分看好，否则，他决不会捐献两千两银子以求加入强学会，李鸿章的旧部袁世凯等人对强学会的大力支持，未尝不是李鸿章的善意的姿态表达。

改良派一旦接受李鸿章，与李鸿章共谋变法大事，必然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改良派和守旧派的力量对比格局，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架空慈禧；若有李鸿章的支持，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完全可能长久的存在下去；若有李鸿章的帮助，康有为等人很可能也不会走出过早挑战慈禧的臭棋。

但是康有为等人却因为李鸿章对外软弱、更兼是对日战败的责任者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就把李鸿章拒之门外，视同洪水猛兽5。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狭隘做法。

李鸿章固然负有卖国的罪责，但也应该看到：李鸿章的丧权辱国很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之举，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签订卖国条约，日军就会直捣北京，而中国的军力根本无法抵御。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如果没有李鸿章周旋于列强之间，清廷早就覆亡，中国早就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连洋务运动都没有条件搞。

李鸿章对外固然软弱，但其谋求中国富强的诚意是明显的，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把中国推上了近代化的台阶，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使得当时中国的国力和近代化的程度在亚洲名列前茅，这是不容否认的史实。李鸿章富于经济头脑和外交才能，又主持洋务运动和外交多年，因此极富眼界、外交和经济管理经验，其治国的实干能力在当时中国不可谓不首屈一指。而且，李鸿章的政治能量很大，其故吏、门生、亲信遍布朝野，同样人才济济。变法维新决策集团虽然年富力强、也很有学识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但是政治经经验和经济管理经验都十分缺乏，亟需李鸿章这样的久居官场、经验丰富的老练官僚的扶助。

但是，康有为等人对李鸿章的优势却视若无睹，仅因为李鸿章的“丧权辱国”对之大力排斥、全盘否定，还发起声讨卖国贼的“清流物议“运动；康有为还说动光绪帝，于变法期间下旨免去了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些敌对措施，终于导致李鸿章恼羞成怒，转而与维新派为敌。

李鸿章先是授意御史杨崇伊对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进行弹劾，导致强学会《中外纪闻》成立仅三个月就被实权派查封，维新派还未成气候，就丧失了舆论阵地和积蓄力量的载体，也丧失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在李鸿章转变的影响下，一大批官僚也转而与维新派为敌、或与维新派保持距离，这样，康有为变法集团就丧失了制胜的中坚力量，变成了一个缺乏权力含金量的、书生气的小团体，从此无力抗衡守旧派6。

更严重的是，由于李鸿章于慈禧的股肱关系，维新派对李鸿章派拒，大大加深了慈禧对维新派猜忌，加速了祸患的到来。

明智的用人之道，是用之所长、避之所短，康梁等人，因为李鸿章的“卖国”，就全盘否定其人的价值，他们忘记了“有容乃大”的古训。用人上的无道，使得改良派在朝中陷入寡助的境地，为敌对阵营轻易摧垮。

改良派的第三大失策，是体制改革的“一刀切”。

从1898 年四月二十七日到八月二日，改良派通过光绪帝一共下了近两百条变法的谕旨，但是其中大部份未得到遵行，有的甚至遭到官僚们的消极抵制7。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变法不好，而是因为变法的方式“一刀切”，没有给予官僚和地方社会准备、缓冲的余地，变法也没有配备相应补偿办法，补偿因变法利益受到冲击的官民群体，因此，戊戌变法又把一个个新的群体打到了变法维新的对立面。

五月五日，光绪帝下诏废除科举制度，却没有出台相应的安抚政策，解决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出路问题。于是这一变法立时得罪了全国几百个翰林、几千个进士、几万个举人、几十万个秀才与几百万个童生，其中的举人、秀才、童生花了十几年乃至大半辈子的时间攻习八股文，因为变法，这些人的四书五经一下子等于白读了，他们难有其他的出路，怎么不对变法维新恨之入骨？

改良派要想顺利稳妥地废除科举制度，就必须在设立新式教育制度的同时继续保留科举制度若干年，在若干年的时间内逐步扩大新式教育招生数额，同时逐步缩减旧科举制度教育范围，这样，随着新教育体制的成熟，科举制度也可以“安乐死”，这样就能把对无辜者的伤害减到最小，也能把变法的振荡减到最小。

维新派的另一项改革是谕令将全国的庙宇、寺院、祠堂一概改为学校，太庙、天坛、社稷坛、孔庙、关庙除外，这徒然又得罪了全国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农村各家族的族长，将他们赶到变法维新的对立面。

本来，搞新式教育的校舍一下子不够，可以采取庙宇、寺院、祠堂两用的方法，也可以采取官方和民间共同筹资、引进外资办学的办法逐步扩大新式教育，而决不用封闭庙宇、寺院、祠堂。古话说，“欲速则不达”，康有为等人征用全国庙宇、寺院、祠堂办学的激进措施，企图一步登天，一口气改换中国教育局面，这完全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这其中，最有损于改良派的维新措施是政府机构的改革：改良派通过光绪帝，于七月十四日发起政体改革，先是下诏拆除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七个不适应近代政府的朝廷机构，又要一举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和若干省份的“盐道”、“粮道”、“通判”等官职，由于没有缓冲余地，这项改革措施使众多的官僚丢了官，他们许多人当然恨死了“维新”二字。

在机构裁撤的基础上，改良派还准备设立“制度局”，以取代中国王朝传统的“三省六部”制，建立近代政府；进而藉助近代化的政府召集国会和地方议会，制定宪法。结果，因为机构裁撤所引发的强烈的抵触，“制度局”的设立寸步难行，一筹莫展：无论是总理衙门，还是军机处，对这项改革都持异议，拖延不办。

面对这样的困境，康有为不仅不去反思变法的方式方法，提出兼顾各方利益的变通方案，反而鼓动光绪帝采取激化矛盾的杀人手段，他怂恿光绪帝说：杀几个守旧的大臣，法就变了。

天底下哪有那样便宜的事？且不说光绪帝缺少杀人的刀把子，改良派鼓动皇帝砍守旧派的脑袋，守旧派还会坐得住吗？康有为要杀人，别人当然也会起来杀他，于是，本来不敢那么早公开反对变法的守旧派和保既得官职派，被逼得向慈禧求救，他们当然要夸大形势，极力挑拨光绪和慈禧的关系、竭力怂恿慈禧反动政变。

康有为变法维新集团的被镇压，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

因为以上的种种失策，戊戌变法既失民心、又失官心、更触怒了最高当权者，孤立无援、障碍重重、四面碰壁，不迅速失败才是怪事。

戊戌变法的失败，注定了王朝帝制在中国的垮台，中国由此而滑落到转型的歧途上：辛亥革命后，维系民族、国家完整存在的唯一惯性权威因为满清的覆灭而突然消亡，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外国侵略者乘虚而入，最终国家政权为外国扶持的极权势力窃夺。如果辛亥革命后清朝能够继续存在，中共即使在中国产生，也绝没有夺取政权的机会。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的大国，也是一个毫无民主土壤的大国，美国式的共和制，是最不适合中国的体制，这已经为辛亥革命后的历史所证明。与宗教传统和民主土壤相对照的是，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制传统，中国数千年来，君主都是维系文化、民族、国家存在的枢纽核心。

在没有宗教维系文化、民族、国家的情况下，舍弃了君主，文化、民族、国家的完整存在必然出现问题，那种时候，只有独裁、专制、极权的力量才能够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因此，清朝垮台后不到四十年，中国大陆就沦为中共极权统治的人间地狱，这带有某种必然性。

中国特殊的国情、民情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只有藉助君主这个桥梁，中国才能够顺利地实现宪政民主。当前中共即将垮台，但是中共的垮台不等于中国民主化的成功，如果中共垮台后，新政权的建政者再次仿效美国民主制的化，那么中国人的苦日子有的是，新政权很有可能重蹈民国政权的覆辙。

我相信：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顺利地建成了宪政民主国家，一定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制、或者相当于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因此，重新审视戊戌变法、正确地汲取康有为等人的经验教训，就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曾节明 成稿于民国九十七年五月九日中午

注1：黎东方《细说清朝》之135节：慈禧的最后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2、3、4、5、6：黎东方《细说清朝》之130节：百日维新；另参见：梁启超着《饮冰室合集》第6册 饮冰室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出版(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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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8-05-14 13:01:28 PM  【看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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