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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8日讯】中国的知识份子有苦难的历史。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曾经有过他们辉煌的黄金时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便是中国的读书人少见的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无限风光的美妙时期。那时候的中国，群雄并立，各个诸侯国为士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历史活动舞台。士人各怀绝技，各显神通，奔走于各个诸侯国，或巧舌如簧游说国君；或出将入相，干一番事业；如果运气不佳，无人搭理，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到另外一家去碰碰运气，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志业，即使奔走在路上，风餐露宿，即使有时候难免有如丧家之犬的窘态，也仍然是底气十足、无所畏惧的。

所以，当国君们不理睬孔子的时候，孔子也不愿意屈己事人，或降格以求，而是悠然自得的做起了老师，办起了教育事业。所以，当孟子到各国推行他的"仁政"遭到冷遇、吃了闭门羹之后，依然不改其志，用他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信念，他是书生，也是"大丈夫"。

那个时候的知识份子，犹如正值人生的少年，朝气蓬勃，充满生气，充满自信，单纯而不复杂，热情而不冷漠，向上而不悲观。面对功名利禄，他们多能淡然处之，其中的佼佼者宁愿清贫也不愿、不甘做统治者的犬鹰，很有士人的气节、情操与风骨。他们的神韵，千百年后已经被岁月、强权、金钱给涤荡殆尽，我们只能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偶尔窥到他们遥远而模糊的背影了。

百家争鸣时候的读书人是幸运的，那个时候的天空很大，那个时候的历史舞台也很大，虽然有些动荡，但毕竟给了他们很大的选择空间，很大的选择自由，他们可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于是，在不同学派、不同代表人物、不同思想家竞相发表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看法的时候，在他们相互商榷、相互攻击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诞生了。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交流的时代，也是一个宽容的时代。于是，中国的士人们将他们的才华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极致，他们像天空中耀眼的星星，将历史的天空点缀的异常亮丽。一时间群星灿烂，以至于让后来的读书人黯淡无光。

仅就从经济思想来看，尽管秦汉以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至唐宋明清达到新的水准，但可惜的是此后的经济思想鲜有超过百家争鸣时期的经济思想之认识水准；尤其是《管子》一书对经济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认识，敏锐的发现，都令后人叹为观止。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仅仅是短短的一瞬，短的让人扼腕叹息。像流星划过黑暗的夜空，虽然璀璨，但此后却是漫长的黑夜。他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一朵美丽的浪花。此后的历史长河，似乎是波澜不惊，思想的浪花却难以产生了。

历史的大河似乎是在沉默中向前流动。要不是有了后来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差点就真成了是昙花一现了。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士人们的风光日子也就结束了。从此就进入了漫长而寒冷的冬季。秦朝统一中国，也许有很多值得肯定的进步作用，但对于思想文化而言，对知识份子而言，却是面临严酷的挑战。

刚刚从百家争鸣中走来的士人们，尚未意识到他们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天下只有一个主子了，你只有乖乖就范，看主子脸色行事，因为你已经别无选择。天下之大，读书人却已经无处逃遁，你想拍拍屁股走人都不可能了。仅仅是发了几句牢骚，议论了一下时政，就惹得龙颜大怒，引来了杀身之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手段之残酷、恶劣，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且巨，千百年后仍让人不寒而栗。后世的统治者，多纷纷效尤，从而使得中国的知识份子如坠深渊、如履薄冰，好似进入了万劫不复之厄境。

当百姓因为说话而导致身首异处的时候，当有权者以言论罪人而随意处死的时候，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就停滞了。焚书坑儒后的秦朝，表面上风平浪静，士人们噤若寒蝉，已经没有了不同的声音，帝王的淫威似乎效果不错：到处是歌功颂德的阿谀奉承之词，一针见血的批评时政再也听不到了。这正是嬴政所企求的效果。

嬴政希望他的子孙万世统治中国，然而，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的发展却证明了嬴政开创的秦朝是中国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仅仅二世而亡。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吊诡。本以为通过焚书坑儒，钳制言论，不让那帮书生说三道四，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可是，嬴政哪里想到，就是他自己给他的王朝做了掘墓人。焚书坑儒之后，天下缄口，秦朝成了沉默的国度。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及至秦二世，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人们心中的怒火如火山爆发，强大的秦朝就在瞬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历史和嬴政，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然而，秦朝虽然灭亡了，知识份子们终于可以放松绷紧的神经，可以喘口气了。但秦朝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直压在他们的头上。百家争鸣的好时光，是无论如何难以再次出现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中国的士人们，虽然一直在努力保持他们的独立人格，但却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进入汉代之后，高明的汉武帝摒弃了秦始皇的简单粗暴对待思想文化和知识份子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威逼利诱、胡萝卜加大棒的怀柔政策，让士人们服服帖帖听他的指挥。他政治上统一了，也要在思想文化上搞统一。于是，他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知识份子不允许像过去那样天马行空、唯我独尊、奇思妙想了，至于异端思想，那是需要消灭在萌芽状态的。

士人们或自愿或无奈地跳进了汉武帝给他们编织好的笼子，从此成为了统治者的应声虫，为统治者的政策做解释、阐述的工作，越来越成了御用的文人。保持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在此后的历史中也越来越艰难了，特立独行的知识份子更是空谷足音，少之又少了。

在统一的帝国里，面对帝王的淫威，士人们的确无处可逃。秦朝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因言获罪，被活埋，连肉体生命都保不住；汉朝以后，小命也许能够保住，但需要接受统治者的阉割，把士人们独立的异端的思想阉割掉，保持和统治者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活下来。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有时候甚至需要士人们自愿的自戕，才能被统治者接纳和赏识，就像明代的时候，很多贫民为了生活、为了荣华富贵，不惜自己阉割了自己到皇宫中当太监一样。

我们都好像对太监没有好感，这些人男不男女不女，由于生理的扭曲而导致心理的变态，往往缺乏正常人的健康心理，做起坏事来更让人惊心动魄，在汉代、唐代和明代都留下了他们兴风作浪、祸国殃民的罪恶。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们这些人的苦衷呢。其实，他们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历史腐朽文化的承担者。

也许，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嘲笑被阉割的太监。从本质上看，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份子，和太监实在是难兄难弟，本应该是同病相怜的。那么如果有士人不愿意被统治者阉割，也不愿意自我阉割，怎么办呢？好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尽管专制主义一直在不断发展，但仍然放了一条生路给这样的士人：既然不能和统治者一起飞黄腾达，不愿意按照统治者的节奏翩翩起舞，那就一边自己待着去，闭上你的嘴巴。不能够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了。归隐山林成了他们无奈的选择。

虽然失去了很多，也无法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夙愿，但毕竟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毕竟没有被统治者阉割，也没有自戕。这是值得庆幸的。历朝历代，有多少士人选择了这条归隐的道路啊。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放弃了官员的荣华，摆脱了官场的黑暗，一身轻松之余，是不是也饱含着无限的心酸和无奈呢？中国的知识份子，哪个不是怀抱着建功立业的满腔热情呢？可是现实却将报国的热情粉碎的无影无踪了。

千百年之后，我们看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看到他的困苦和心酸，看到他的悠闲和喜悦，我们是该为他庆幸呢，还是该为他悲哀？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 21 世纪里，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高度的今天，我们不是也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吗？也许，陶渊明是幸运的，他还有山林可以归隐，他还可以抒发他的人生感悟，留下了优美的诗篇；那么，21 世纪的现代人，我们的山林在哪里呢？在密不透风的现代专制体制下，在思想文化高度统一的封闭环境下，我们想逃到山林自由呼吸也不可得了。我们注定了无处可逃。中国知识份子命运坎坷，命运多舛，时至今日，仍然是步履艰难。

尽管面临严酷的生存环境，但中国传统社会知识份子的精英们，依然抗争不已，丝毫不减书生本色，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为此甚至付出了身价性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经历了西汉武帝的打击，东汉的士人们仍然未完全收敛他们的桀骜不驯，仍未放弃对国家人民的深深的责任感，他们面对腐败的政治，依然要担负起知识份子的使命，要为民请命，为民鼓与呼。于是，引来了统治集团残酷的杀戮，"党锢之祸"随即发生。许多人惨遭杀害，但他们的气节和人格，却为我们这个民族增添了亮丽的颜色，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亮点。

秦汉以降，中国历史进入了惨淡无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士人们也随之沉浮，其地位降到了历史的冰点。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尽管秀才满腹经纶，但毕竟手无缚鸡之力，在割据与混战的动荡岁月里，英雄无用武之地。进入隋唐之后，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定，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士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暖冬，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是小阳春。

（我没有用春天这个词，也许，在不断加强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之下，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知识份子的春天几乎是很少见的。）士人们遇到了开明也高明的唐太宗，从而开始走出低谷，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自己的重要角色。而唐太宗也乐得为他们搭建一个舞台，通过科举考试，将天下的士人们为他所用。

贞观初年，唐太宗看着许多新考取的进士，排成长队，鱼贯而出，非常高兴，对身边的人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 意思是天下的英雄都被我控制，落入我手中。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英雄入彀，皆为君主所用，这应该是值得庆贺呢，还是埋下了隐忧的种子？

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份子抱定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信念，耕读结合，亦官亦学，走科举之路，很多人获得了荣华富贵，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梦想。一大批出身寒微的饱学之士，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由社会的最底层而一跃成为国家高级官员、社会的栋梁。鲤鱼跳龙门，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其中的佼佼者，如范仲淹、欧阳修等最为出色。

范仲淹两岁丧父，其母贫无依靠，遂改嫁朱文翰。范仲淹幼时备受歧视，虽家境贫寒，仍潜心向学，借读寺院，画粥断齑，笃学不辍， 26 岁登进士第，终成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至今仍脍炙人口，鼓舞后人。

欧阳修则和范仲淹相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以荻杆画地教他识字，其艰难困苦绝非常人所能忍受。苦难既能毁灭人，也能锻练人、造就人。尽管经历坎坷，欧阳修却嗜好读书，从不懈怠；治学严谨，从不间断。文坛上他的"三上"故事，佳话流传至今。

欧阳修成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成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对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划时代、开风气、雄踞一代文坛的领袖地位。我一直以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成功，是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的成功，是传统社会的伟大成就之一。

当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还有途径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甚至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的时候，这个社会难道不是充满了活力吗？难道不是最大程度上做到了人尽其用吗？即使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能够创造出类似范仲淹、欧阳修等成功的故事吗？且不谈反右时期、文革时期对文化的摧残、对知识份子的无情打击，即使是1978 年之后，在所谓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后，我们社会有多少条件甚至比范仲淹、欧阳修等好许多的少年永远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失去了接受起码的初级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让这些青少年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了。

即使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尽管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用于教育的支出却少的可怜，在世界上属于倒数的行列，比不上周边的其他落后国家。难怪民间用调侃而无奈的民谣指出了改革的六大"成绩"："房产改革口袋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企业改革下岗停工；政府改革机构臃肿；婚姻改革同居成风。"

当然，还并不仅仅是一个钱少的问题，更有深层的制度原因，使得今天的我们不惟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想到达唐宋的水准，也不可能了。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面临辍学而无可奈何的时候，破灭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前途，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学界多认为 1840 年之前中国是封建社会，其实自从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已经是大异其趣了。而隋唐以来采用的科举制度，国家以之选贤任能，社会不再是静止或停滞不变，而是流动性强；精英集团基本上是开放的。这和西欧的封建社会那种阶级凝固不变、社会缺乏流动，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我的感觉，倒是 1949 年之后，我们的社会有了西方意义上封建社会的色彩，而且日趋浓烈。难怪民间顺口溜说，中国现在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当我们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广大农民作为二等公民死死的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当我们社会普通百姓丧失了向上流动的希望的时候，不正和当年西欧的封建社会越来越神似了吗？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贵族的子弟永远是贵族；农奴的孩子永远是农奴。而我们也正在朝这个方向走。

唐宋时期，的确是中国的士人们比较良好的发展时期之一。尽管安史之乱后，他们再次被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和底层，但随着宋朝的建立，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却被统治集团慧眼相识；同事民间社会也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当普通百姓看到士人们的身影出现在统治集团中的时候，他们感觉未来有了指望，社会的和平与安定有了指望。

"贤乃国之宝，儒为席上珍"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赵宋王朝鉴于中唐以来的武人割据，为避免重蹈覆辙，实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时候，甚至出现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则。赵宋王朝一方面对军事将领深怀戒备，极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另一方面则大力提升士人们的社会地位，依靠士大夫治理国家。宋朝这种"右文抑武"的做法，是其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更采取了其他一些特殊制度以优待士大夫。

我们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宋朝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而且，宋朝时期，宋太祖还立下了 "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约，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相对于前后其他历史时期，士人们的生命总算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保障的。也正是因此之故，在宋儒的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百家争鸣时期士人们的神采，看到他们也有个性张扬的时刻，虽然和统治集团关系暧昧，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原则和独立性。

最典型的当属司马光和王安石这对持不同政见的冤家对头：当王安石获得宋神宗支持主持变法时，司马光宁愿放弃副宰相的职位到地方编修史书，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参与其事；当宋神宗不再采纳王安石的施政方针时，王安石宁愿放弃宰相职位，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两人仅仅是政见不同，私德、人品皆值得称赞，私人关系也未必糟糕。这和后世的儒生仅仅将科举作为敲门砖，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相比，自然是两重天地：知识份子的自由和独立，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能够到达的高峰。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