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苦难向往台湾民主

【大纪元4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柏年、刘宇晴台北报导）第一届“中国苦难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三天热烈的讨论中圆满落幕。袁红冰欣慰的表示，透过这些天的交流，流亡海外的作家、大陆的作家与台湾的作家，彼此之间有了很好的交流。海峡两岸能够以文学的话题为契机，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这场研讨会中无论是台湾或是对岸，与会人士都期待在重重苦难下的文学艺术，能被世人更正确的认识，与会人员一致希望拥有自由创作的权利。

研习会结束，有些人赶搭飞机回去，但仍有十多人珍惜这次来台湾的难得机会，昨天并到桃园大溪艺文中心和台湾著名诗人罗靑一起进行诗歌朗诵表演，随后并参观鸿禧山庄。

对于台湾的印象，与会人士都表示自由民主的台湾保有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百姓善良亲切热情，环境干净整齐，一名来自香港的女作家更是称赞台湾的计程车司机素质高，每个人都能够讲出一番道理，为台湾做了很好的外交工作。

清华大学的李宗慬教授受邀参加研习会的，她感觉非常有趣，深富意义。她说，中国流亡文学可以说从第一位诗人──屈原开始。在以前专制帝王的时代，迫害流放文人的事件所在多有。例如苏东坡被流放到海南岛、柳宗元一生充满了怨意与孤独。还有一些是不认同、主动选择被流放的，例如像伯夷叔齐。”

李宗慬以历史上苦难文学人物的典范，来比较与解读当代流亡与移民作家的意义。她说，如今，政权不等同于国家的概念。现代流亡的作家可以选择不认同政权，大家在台湾坐在一起认真的讨论，以个人的经验与学术背景来认真的讨论，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谈起此次研讨会的缘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袁红冰表示，由于中国恶劣的政权，制造了心灵巨大的苦难。因此 2006年他与一群朋友便展开推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并以“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自由的表达”为创作的宗旨，获得了广大的回响。2006年11月，“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墨尔本开了第一次年会。2007年在新西兰召开第二次年会。这一次在台湾举办意义非凡。袁红冰说：“这次会议是继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见证中共暴政之下，举办规模最大的一次关于自由文学的研讨会。”

袁红冰说：“我指的苦难，主要指的是心灵的苦难。就是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下，人们的心灵被灭绝，良知被灭绝，人性被迫兽性化，就在这个过程中人心灵感受到的苦难。”这些苦难激发他文学创作的历程，有着蒙古人血统的袁红冰谈到他的创作源起：“我十八岁的时候，亲自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蒙古人所遭受的政治大迫害。那次迫害，中共以残暴的方式，灭绝蒙古人文化精神。当时，面对蒙古人强大的苦难，我就对着苍天、对着大地发誓，我此生一定要让这些在中国暴政下死去的人们的灵魂重新再复活，让那些美丽而高贵的生命通过我的作品，成为不朽。所以我从十八岁就开始写作了。”

袁红冰的创作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苦难密切相关。袁红冰说：“我创作的‘金色的圣山’是讲藏人的苦难。那是有一次，我在西藏漫游的时候，看到一道骷髅墙，那是西藏在59年的大起义中，被中共屠杀的藏人头颅所砌起的墙。当时我就对着那面墙、对着一个一个头颅黑洞的眼框看过去，我感到几乎每一个黑洞的眼光都饱含着一种热望，希望我写出他们的苦难故事，希望通过我的笔，使他们得到复活。这样促使我下决心创作‘金色的圣山’这本书。另一本书‘回归荒凉’，是以中国当代高级知识份子──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的堕落为背景，描述高贵的生命在整个国家腐败与堕落之下，最后只能回归荒凉。别人的苦难激发了我写作的欲望。希望能透过我的笔，让这些属于中国的苦难、蒙古人的苦难、藏人的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人性的史诗，让苦难升华为一种精神价值。”

“要想了解一个时代，首先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袁红冰说，中国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透过见证，半个多世纪以来，生命的悲剧、人性的苦难，在中国大地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一开始的镇压反革命、反右派运动、三年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迫害到今天还在持续。不久之前又以北京奥运会对藏人大屠杀。一场接一场的悲剧不断上演。”

袁红冰说：“中国的苦难，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苦难，都凝聚在一起，都比不过半世纪来中国人所承受的心灵苦难更苦、更深、更重。所以说当代的中国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必然召唤以心灵为主题的文学。”

法轮功遭迫害不亚纳粹集中营

这场研习会中，袁红冰教授在苦难文学的概论中，ㄧ语道破了中国共产党便是造成人们苦难的苦难之王。而大纪元时报更在2004年11月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揭露中共流氓起家的邪恶本质，这使得越来越多人了解中共面目，加速了中国大陆的退党大潮。

中共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接着1999年后，为镇压法轮功所投入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难以估量，这是目前在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大宗、最严重的受迫害团体。法轮功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无论是镇压的广度、深度还是残酷程度，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就职于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目前流亡澳洲的年轻女作家曾铮以自身的经历写了《静水流深》一书。书中记述她修炼法轮功惨遭迫害，见证中国610劳教所内不亚于纳粹集中营的血腥残暴内幕。

这次获奖的北京律师高智晟，出身中国陕北农村是一名基督徒，2001年受中国司法部表彰为“十大最佳律师”，享有“维权律师”称誉。由于他坚守正义，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目前受到中共的迫害，勇敢的他劝告了解内幕真相的中国人，只需你们用良知和记忆记住那些手中沾满了无辜人民血痕者的姓名，记住那些执行对公民的打压过程者的姓名，你就是正在积累你的财富和未来整个民族对你的尊重。他在《神与我们并肩作战》书中也揭露了中共的真实情况。

诗歌刊物延续地下文学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黄翔”，诗人贝岭在发表会上引述黄翔的一句诗句，点出了文人在极权下创作的苦难、勇气与精神。

对于台湾与海外自由的创作人士来说，“文学与艺术”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是在大陆威权封闭的体制下，打压出版自由的环境里，这一群文人简直就是以热血与生命，换取创作的自由。海外出版就是唯一可行之路。

文革之后发展的“星星画会”与“一行诗社”，就是在1980年代以后，两个以地下型态，致力文艺创作多年的重要社团。

远自纽约而来的诗画家严力，当时不被承认的新锐艺术创作家是星星画会的成员之一。他在会中发表论文“诗歌刊物《一行》所延续的地下文学精神”时，就谈到当时创作的困难：“大概在1980年前后，所有的民间刊物都被休刊了。当时的地下诗人有过一个风潮，油印自己的诗集，当时中国最好的诗人们就这样弄出了自己的诗集。当时中国最好的诗人们，就这样弄出了自己的诗集。”基于对艺术的热爱，很多诗人就以油印、甚至手抄的模式，传写这些诗。

来到海外的严力，为了延续这文学生命，1987年5月，在纽组织了“一行诗歌艺术团契”，主要搜集大陆诗作并发表，迄今已有500多位作者作品发表，连同港台海外艺术家共780位。

在此会场外，展出了一些当年在文学与诗人的地下作品。诗人贝岭在介绍时，一页页的翻着说：“我在1983年出了第一首诗集，现下看了很感慨……。现下都觉得恍如隔世啊，你看，这是献给一个当时赞助的一个人，这个都是版画，都是油印，1983年的第一本诗集，那个时候在中国，我们感受到太大太大的苦难。文革以后的贫困和对于地下刊物、文学的执著与热情，促使我们不断创作。那真的是青春时候的情诗啊。”

“那个时候，那个时刻我们才有地下刊物这些东西，现下没有了，都放到网路上了。那个时代地下文学就是苦难文学的一部分，会被警方传讯，严重的话还会说你非法出版。2000年，我还以非法出版被捉进去的。”

早知的文学家往往是时代的先驱与良心，也因此在炎威的时代，注定遭受苦难的命运。贝岭在翻阅多年前的旧作时，不由叹道：“当时我还很年轻啊，才廿多岁，我已经写了‘我知道我将历经沧桑’，似乎已经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在省思地下文学的意义时，贝岭说：“中国大陆过去的诗歌或是80年代的诗歌，很多主题是关于苦难。台湾在60、70苦难的主题也越来越少了，和中国一样，诗歌脱离苦难而趋向了“性欲”的主题。我认为那些年代也是说明了那是我们写出最好最有情感的诗歌的时代。

现下那些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想到这里我也很感伤。我希望有机会我们能有一个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与了解，让台湾的读者或让台湾的诗人，也能知道在我们和他们不能够见面的时代，我们写了什么，我们很可能编成一本书，那是我的愿望。”(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