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3日，在不公正的对待下，我带上8岁的儿子和另一位刚从成都安康医院（精神病院）被迫害出来的功友一起，乘上北去的列车，为法轮功上访，向政府反映我炼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

由于到处都是拦截大法弟子进京上访的便衣警察，我们先坐大巴到绵阳，坐火车到郑州，乘特快到石家庄，又花了800元坐出租车，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来广营的一个临时居住炼功点，准备与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交流后去上访。12月6日早晨到京。儿子因为要赶回去上学，吃过午饭，他便和另一功友一起去天安门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功法。我想在北京郊外来广营住两天再去信访办。我与儿子就分开了。结果，第二天早晨，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来盘问我们（除我外还有其他三位外地来京的功友）是否是炼法轮功的，我们回答说是，那人就用手机通知人来，把我们绑架到了来广营派出所。10小时后，转到成都驻京办。

成都驻京办

驻京办后面是一个四合院，三面是小房间，一面是门。功友们被送到这里后都被它们非法搜身关进小房间。搜身时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让我把衣服脱光，只剩胸罩和内裤，负责非法搜身的女人穿的是服务员的衣服，估计是驻京办宾馆的服务员。我和一个女功友一起，它们搜走了我的一本大法书和我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搜出了另一功友身上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放在桌上。我不想让它们知道这个号码以此来迫害功友，就一口把纸条吞了下去。恶人成都一处的处长冯久伟（音）马上命令姓王的保安给我戴上手铐，拖出大门外，铐在驻京办门外的石狮子上，当时天气非常冷，把我从晚上7点铐到11点过，然后非法提审我，我说：“做好人没有错，我来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现在还没去，就被关到这里来了。”它们强迫我说出是谁组织来上访的，告诉它们姓名电话。我说：“我们没有任何组织，都是自发的行为。”它们对我没办法，就把我关进6号房。警察非法提审我时问我钟才一是不是我的儿子，我才知道，儿子也被关在这里。他们把我和儿子分开关押了5天后，准备送我们回成都时，我才和儿子见面，临走的当天下午3点左右，处长冯久伟又来对我说：“限制你在30分钟内把你那天吃进去的电话号码说出来，否则我一个电话到成都，至少要判你3年。”他说什么我也不动心。过了很久，儿子问我：“妈妈，这么长时间了那个警察叔叔还不来呢！”他说的话并没有吓倒我。因为他知道来也没有用。

这期间儿子给我讲述了他和我分开时的心里话和分开后的经历：那天你送我们去乘车，一路上我仍然心情沉重不说话。快到车站了，我渐渐放慢脚步，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希望和妈妈多呆一会儿。你对我说：“儿子，你回去一定要听婆婆的话，好好读书，坚定修炼。”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哽咽着回答说：‘嗯。那时我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也问你：‘妈妈你啥时候回来呢？’你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哭了。天上下着雪，我们流着泪，8岁的我就这样生死离别似的和你分开了，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你。我的眼前已模糊不清。我上了车，车渐渐开走了，我把头伸出了窗外，依依不舍地看见你的身影渐渐远去了，远去了……。

我和聂叔叔乘车到了天安门，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到了天安门广场中央。我们看周围没多少人，我们就在原地炼起了第二套功法（抱轮）。刚炼还没到一分钟，我就听到了警笛声，我睁眼一看，看见了周围过路的行人看着我和聂叔叔炼功。一辆警车飞快地向我们俩开来，停在我们面前，从上面下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抓到了警车上。我看见车上有很多被抓的大法弟子。有一个警察问我：‘你这么小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来护法！’警察说：‘护法？是来保护头发吗？’其他警察也开始嘲笑我，这时，问我的警察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马上就哭了。一个年轻的女功友把我拉到她的怀里安慰地说：‘不哭，不哭，大法小弟子是不哭的，师父最喜欢小弟子了。’很快警察就把我们运到了一个大房子里，大房子正面的墙全是用铁栏杆做的，里面有一个用水泥做的和房子一样长的靠墙的床。上面坐了很多功友。我们在那里待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警察又把我和聂叔叔送到了驻京办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十几张椅子和几张桌子。我睡觉的时候就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睡，聂叔叔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盖在我身上。有一次我被吵声从梦中惊醒，原来是一个警察在骂聂叔叔，因为警察不准聂叔叔给我盖他的衣服，警察说着就打了聂叔叔一个耳光。等警察走后，我问聂叔叔刚才打的耳光痛不痛，他说：‘我刚才脸被冻僵了，打起没感觉。’一个好心好意的人给一个小孩盖衣服，而且当时还是零下几度，却‘吃’了警察一个耳光，天下哪有这种理啊！

在那个房间里成天开着灯，被窗帘遮住的窗子外面也看不到天空，所以我分辨不出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就更不知道我在里面待了多少天。有一天，聂叔叔对我说：‘你妈妈来了。’我赶紧问：‘在哪？’‘在外面。’我就马上揭开一个窗帘的角看见了外面，可是没看见你，我的心情又坠了下去。聂叔叔又说：‘她已经进房间里了。’大概又过了两天，我被放出来看见你时就赶紧跑到你的旁边。”

我的心被儿子的话语阵阵绞动着，望着儿子瘦弱的身子，心底里溢出了由衷的欣慰：“儿子，你做得真好！”

有警察要回成都，顺便把我们4个大法弟子押回去。警察强行扣了我们四个大法弟子每人50元钱，说是从驻京办到北京火车站的车费。警察把我们押送到北京火车站后，强行从我们的钱中扣出两张卧铺票车费。

知道真象的乘务员

在火车上，警察为了便于休息，便包了一个卧铺间，上、中、下两对面共6个铺位，我们4个大法弟子，自己出钱住2个铺位，晚上警察睡觉时，一警察把我们守着，并且还把我们用手铐铐在铁床上。

一天早上，有几个乘务员一听说我们是法轮功，便拉开门帘来看我们，警察说：“当心一点，法轮功都是有功的，看伤着你们。”一乘务员说：“其实我们车务段也有一个炼法轮功的大姐。待人很好的，我们都很喜欢她，谁知道这政府一反对法轮功，她也不明不白地下岗了……。”

青羊区戒毒所

两天后的早晨7点多钟，火车刚到成都，我们就被早已在此等候的警车直接押送到成都市青羊区戒毒所。那里的高音喇叭长时间播放着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污衊师父的谣言，里面保安严密监视我们，不准我们说话，中午警察把儿子带走了。晚饭后，他们把我们关在大房子里面“洗脑”。我不愿意听他那一套谎言，就站起来炼功。保安发现后，一脚把我踢出室外，强行让我们把皮衣、外套脱下来，在寒风中受冻。因保安要把遮风避雨的条花塑料布掀开看着我们，虽然他们边看守我们边吃着火锅，时间长了他们也冻得不行，又只好关上塑料布，让我们进来长时间蹲在地上。时间长了，我的腿、脚开始麻木，实在支撑不住快要倒下了，我赶紧用手撑住旁边的铁架要求上厕所，才缓了一口气。完后，又继续蹲……。

九茹村拘留所

经过两天的强制“洗脑”后，被强行送进九茹村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由于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太多，女牢关不下，又把男牢腾出来关押女大法弟子。拘留所里面，高音喇叭仍旧每天播放的是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污衊师父的谎言。在这污秽的环境里，我想起了师父在《再论迷信》中讲的法：“大法修炼的学员对于宇宙真理的认识是理性与实践的升华，人类无论站在任何立场上否定高于人类社会一切理论的宇宙法理都是徒劳的。特别是当人类社会的道德处于全面崩溃时，是伟大的宇宙再一次慈悲于人，给了人这最后的机会。这是人类应该珍惜万分的希望，然而人却为了私欲破坏宇宙给予人类的这最后的希望，令天地为之震怒。无知的人还会把各种灾祸说成是自然现象。宇宙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人只是最低下的一层生命存在的表现方式，如果人类失去在宇宙这一层生存的标准，那就只能被宇宙的历史所淘汰掉。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珍惜吧，宇宙的法理就在你们面前。”为了让我们抛弃真理，接受他们的谎言，他们还逼迫我们读经过他们篡改后的被“洗脑”大法弟子的文章和看经过他们篡改后的被”洗脑”大法弟子的录像。长期被关在黑房子里面不见天日，既不让我们学法，也不准我们炼功，经常被警察抓出去“吃”电警棍、用绳索绑在雨中，由于有江泽民撑腰，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很邪恶，在九茹村拘留所王姓学员因炼法轮功，被警察电击后不准吃饭，用绳索绑在雨中而昏死过去。然而，邪恶的一切表演对明白了宇宙真理的大法修炼者都是徒劳的。

半个月后，已是2000年元旦节，成都市龙潭寺派出所的唐警察来接我，我以为要送我回家过节，结果又把我接到龙潭寺派出所，唐警察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个炼字，午饭后他就填写了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又把我送进成都市第二看守所（莲花村）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我进去看见一个监室里面已经关有20多名大法弟子，里面同样不准学法、炼功。还得轮流值夜班，每天必须坐在床上，学刑法，若发现炼功就会镣铐加身：重型脚镣、手铐、背铐，我看见邢琛（女，20多岁，大学生）的双脚和双手已被手铐、脚镣折磨得发肿且变成了紫黑色，根本无法吃饭、睡觉，连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着换卫生巾。

如遇绝食抵制迫害的，就会强行野蛮灌鼻食，大法弟子常常被警察灌得死去活来。一个星期才由招集（牢头）统一买东西一次，而且价格比外面超市贵2－3倍。非法刑拘一个月期满，就到了春节，我想该放心回家过年了，谁知又由龙潭寺派出所唐警察把我接出来，又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就又把我交给万年场派出所，他说我是买的龙潭寺的小城镇户口，买房子、住家都在万年场，是属于人户分离，我应该属于万年场派出所。到万年场派出所后，我继续说：“炼。”又把我送进九茹村拘留所……我就这样像踢足球一样从拘留所到派出所，又从派出所到拘留所，最后又到看守所，从不准回家，从没洗过澡。就这样，我到北京合法上访，连门还没找到就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从1999年12月7日我在北京被绑架，到2000年3月2日被反复关押了6次（包括在驻京办、青羊区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共计96天，中间一次也没有离开过关押场所。

就因为依法到北京上访，可信访办的门都还没找着，我就已被非法刑拘一次、治安拘留3次，而且警察还要继续关押，这就是江××鼓吹的“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发生的严重侵犯公民应该享有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利的丑事。

弟弟被警察魏大平敲诈勒索3000元

好不容易熬到2000年3月2日，又是非法拘留期满该释放的日子，我想：我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被警察无限期关押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到北京去上访，叫上级政府知道下面的警察，是如何侵犯我们这些炼功做好人的人身自由权利的。下午3点钟左右，警察魏大平又来接我了，我像往常一样把被子抱出去，一见面魏大平对我说：“钟芳琼，你把被子就放在这里嘛！反正隔一会儿还会回来的，难得拿。”我说：“今天不会回来了。”他一听便高兴地说：“想通了，不炼了？”我说：“我在这里一关就接近三个月，每天和偷、摸、扒、窃、卖淫的人关在一起，恶言、污语，头都闹昏了，我还是回去静静地想一想，再说。”他见我好不容易变了语气，有“转化”的可能，便同意我把被子带回了派出所后，便打电话通知我弟弟带3000元的保证金来接我。

弟弟火速带了2000元来，魏大平说：“3000元，少一分都不行，这钱用来作为你二姐不再上北京的保证金，你二姐若再上北京，我们就用这3000元作为去接她的路费。”不但不打收条，反而叫我弟弟在魏大平写的便条上签字。无奈中，我弟弟又只好去借了1000元，于晚上9点多钟才把我接出去。临走前，魏大平对我说：“你必须每天早上9点来派出所报到。”为了再次到北京上访，我违心地给他写了早上9点去报到的便条。后来我悟到这都是错的，便写了一份更正声明，告诉他我写的便条作废，亲自交给了魏大平。

一路上弟弟对我说：“二姐，我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把你救出来，今天终于出来了，我给你接风，走，全家一起去吃火锅。回家已是午夜十二点左右，弟弟睡在我家的沙发上不肯离开，他怕我又上北京，怕我又被警察关起出不来。我说：“弟弟你回去吧，弟媳还在家等你啦！你不回去她会担心的。”快凌晨2点了，弟弟才带着不安的心情离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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