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旷虽为乐官，但他不同于一般乐工，他认为音乐是通过各地风谣的交流传播德行的，应该使音乐传播的教化无处不到，使德行传播得既广且远，用诗来咏唱它，用礼来节制它，才能使远近各处无不归化。师旷对音乐的体悟同样体现在其对政治的见解，师旷曾向晋国国君提出了许多治国主张，有一次，晋平公感叹师旷生来就眼瞎，饱受昏暗之苦，师旷则言天下有五种昏暗，其一是君王不知臣子行贿博名，百姓受冤无处伸；其二是君王用人不当；其三是君王不辨贤愚；其四是君主穷兵黩武；其五是君王不知民计安生。

当卫献公因暴虐而被国人赶跑时，晋悼公认为民众太过份，师旷则认为，百姓是国家之本，同国君一样，都是上天的子民。国君的主要责任是代天养民，而决不能“肆于民上，以从其淫”，否则，便是“弃天地之性”。至于如何对待使“百姓绝望”的君主，师旷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就是说可以赶走那些残暴的国君。晋悼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又问起治国之道，师旷答：“惟仁义为奉。”简言之为“仁义”二字。

政治上，师旷主张为政清明，德法并重。国君应“清净无为”，“务在博爱”，同时，还应借助法令来维护统治，“法令不行”，则“吏民不正”。在用人方面，他主张对德才兼备者应委以国家重任。如果“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处高，不肖临贤”，就会埋下乱政的隐患。经济上，师旷主张富国强民，民富才能政平。“空虚府库”将导致“国贫民罢，上下不和”的局面。统治方法上，师旷主张“广开耳目，以察民情”，使百姓冤屈有处申诉。

他还提出“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的积极主张。认为国君应“廓然远见，卓然独立”这样才能避免失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师旷的治国宏论是他政治理想的反映，其见地精辟之至。悼、平二世，君主贤明，政平民阜，能重振文襄霸业，师旷起了很大作用。师旷还随平公多次出征讨伐，并曾代表晋国出使周朝。鲁季武子说：“晋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乎！”明示师旷可与赵孟、叔向等著名政治家齐名。

齐国当时很强盛，齐景公也曾向师旷问政，师旷提出“君必惠民”的主张。

师旷禀性刚烈，正道直行，他娴于辞令，却从不趋炎附势，具有不畏权势的正直品格。晋平公晚年，骄泰奢侈，贪欲无足，师旷多次力谏。

一次，晋平公同群臣饮酒时喟然长叹，“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莫之违”。师旷侍坐于旁，认为这不像“君人者”所言，竟操琴向平公撞去。没有仗义死节的气概，何以敢如此“犯君”。平公晚年，宫室滋侈，大兴土木，愈加荒淫无道，晋国霸业日衰，以致“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在晋平公淫奢无度之时，师旷仍敢犯颜直谏，确实需要些勇气。《说苑》载，平公三次出门打猎，自认为有“霸王之主出”的祥兆，而师旷则认为，这是在自欺欺人。晋平公恼怒异常，“异日，置酒祁之台，使郎中马章布蒺藜于阶上”，唤师旷解履拾阶而上，师旷忍着痛，仰天长叹。从肉中生出虫子要吃肉，水中生出蠢虫要蚀木。假如自己要与奴仆为伍，那是自找倒霉。庙堂之上，绝不是生蒺藜的地方。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他预言：“君将死也。”由于师旷守上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对百姓疾苦的体察和悲悯，师旷在当时深受诸侯及民众敬重。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师旷在艺术上的杰出造诣和政治上的清明主张和其“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为是有直接关系的。

──转自《明慧网》(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