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陈太和叶太的故事

【大纪元1月21日讯】“陈太”陈方安生和“叶太”叶刘淑仪这两位昔日在港英政府中的精英官员，有着非常相同的社会和个人教育背景，同样也因为在香港特区政府中坚持自己的做法而备受压力先后辞职。不同的是，在香港主权变更之后，两位昔日政府体系中的同僚，在如何坚持香港价值观，如何面对北京的压力等方面的做法大相迳庭。也因此，两位太太离开政府数年之后重回政坛，受到了香港社会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在上个月初的香港立法会港岛区议席补选中，陈太和叶太的选战被香港人称为“世纪之战”，但这更像是世纪之战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新纪元周刊》第50期封面故事指出，香港是否仍能维持东方之珠的光彩，或者会变成中国大陆一个普通的城市，其实端看香港人是否能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仍然维护其核心的价值理念。详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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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太和叶太的“世纪之战”

文 ◎ 吴雪儿、梁珍

（新纪元图片）

香港亲共政党民建联主席马力，在发表了广受非议的“六四肉饼”言论之后不久去世，留下了香港立法会议员的一个空缺。马力先生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去世竟然为被称为“世纪之战”的“两太对决”留下了一个舞台。

九月十一日，陈方安生宣布参选立法会港岛选区补选，让今次的补选变成了香港的一大焦点。除了因为陈方安生本身的背景之外，群众的眼光不约而同地也转向另一位前港英高官叶刘淑仪的身上。外界一直在等着叶刘淑仪的表态，最后在九月二十七日，她终向外界公布参加今次的补选。

今次补选被视为民主和专制的一个对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两人所代表的价值观。两人的背景十分类似，都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在香港的名校就读，也同样因为家道中落，而被迫要为继续升学而努力，最后两人同在香港大学毕业，同时都是修读英国文学。毕业后，两人先后服务香港政府，成为港英时候的高官。

简单地说，两太都是很典型的香港人，在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背景下成长，在同一种价值观中受到薰陶。自由、法制、人权、公义，这些都是港人过去成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基础。

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香港的这种核心价值开始受到冲击，到底是选择要捍卫香港核心价值，还是要放弃原则随波逐流，去迎合中共的意旨？香港回归后，陈太和叶太的表现，可被看成是港人在价值观受到冲击下，两类不同想法港人的代表人物。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香港回归中国前夕，三位英国士兵在和平纪念碑前最后一次将英国国旗降下，结束了英国在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法新社）

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左）于一九八二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又译戴卓尔）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的其中一次会面。一九八四年九月廿六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将香港设定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法新社）

两太皆出身望族，背景相似

陈方安生于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七日出生于中国上海市，祖籍安徽省寿县，信奉天主教。祖父方振武是国民党抗日名将，父亲方心诰是纺织品商人，母亲方召麟为国画大师，曾拜赵少昂和张大千等为师。陈方安生在家中八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其妹陆方宁生与她是双生儿。她的长兄方曼生是律师，弟弟方津生是骨科医生。另外，陈方安生的叔父是著名骨科医生方心让爵士，堂妹方敏生则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

陈方安生全家在一九四八年，前往香港定居，但父亲于一九五零年病逝，家境一度困顿，要靠她的祖母和叔父的帮助才可以维持。陈方安生在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嘉诺撒圣心书院，接着在圣保禄学校再就读一年。中学毕业后，陈方安生曾短暂在玛丽医院任职文员，后在一九五九年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文及英国文学，期间曾经当补习老师帮补家计。

一九六二年，陈方安生在大学取得荣誉学位毕业，大学毕业次年，陈方安生与商人陈棣荣结婚，从此在名称前冠上夫姓，故称作陈方安生。曾在保良局短暂工作过的陈方安生，一度想过要当社工，但最后决定加入香港政府。

陈方安生语录

“我对你有礼貌，不是要你对我有礼貌，就算你对我不礼貌，我都会对你有礼貌……我永远教导年轻人，没有人可以令你感觉到卑鄙，除非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卑鄙的事。”（在谈到选举中被人抹黑时的讲话。）

“若没得到你的同意，是没有人能使你感到低劣的。”（引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的话回答被政敌抹黑。）

“这次的胜利，不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所有热爱民主的香港人。这次胜利，说明香港人民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选举获胜感言。）

“如果有几个人能够这么做，就能形成力量，抵御不当的压力，人们就不必放弃自己个人的立场”。

“一国两制亦适用于和谐社会，如何成为和谐社会，是有意见分歧，有人似乎认为，和谐社会就是要同意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不认为这是多数人对和谐社会的定义。我认为，和谐的出现是当人民感到他们在政府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可以参与；市民有渠道可以反映他们的忧虑，并可期望那些忧虑会被处理。”

“没有普选，真正的民主政府便无从实现。”

“希望中国多年以后会实行‘一国一制’，而‘一制’是香港的这‘一制’”。（一九九六年陈方安生的这句话令北京耿耿于怀，被批判为“和平演变”思维！）

比陈方安生年轻十岁的叶刘淑仪于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于香港，籍贯广东南海罗村。叶刘淑仪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兴办贸易公司“有裕行”，据说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

叶刘淑仪出生之时，因为韩战爆发，其父生意损失惨重。在家道中落的情况下，约在她四岁时，举家由巴丙顿道的三千尺大宅搬到般咸道的四百尺单位。叶刘淑仪有一名胞弟，名刘德麟，在菲律宾当风水师。两人甚少联络，他于二零零二年三月因心脏病突发在菲律宾病逝。

叶刘淑仪从幼稚园、小学和中学都就读于般咸道的圣士提反书院。预科毕业后，与陈方安生一样，叶刘淑仪也在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国文学，于一九七二年以一级荣誉资格毕业，当时她曾有意当作家。由于父亲在一九七一年身故，“有裕行”的业务又为家族族人把持，叶刘淑仪一家遂陷入财政拮据。

为了继续学业，叶刘淑仪在大学毕业后曾自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在新法书院大坑道分校担任教师，并同时兼两份职，以便储钱留学。一九七三年，叶刘淑仪以自己和母亲的积蓄前赴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并于一九七五年毕业。

叶刘淑仪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下嫁正兴建筑创办人叶正平之子叶文浩，两人的婚事并未获得叶正平批准。叶文浩任职工程师，在家中排行第三，有两名姊姊，另外妹妹叶文庆曾任立法局委任议员。

叶刘淑仪婚后与丈夫曾居于飞鹅山，并育有一女，名叶荣欣。在一九八九年，叶正平逝世，由于所遗下的三千多万家产只分予其三名女儿，叶文浩于是入禀兴讼，引发争产风波。

在诉讼期间，叶刘淑仪一直全力支持丈夫，惟叶文浩却在一九九六年八月诊断患上肝癌并发症，最后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底病逝，叶刘淑仪自此独力支撑家庭。

叶刘淑仪语录

“放长只眼睇啦各位，叶局长系无呃你地架！”（各位放长眼光会看到，叶局长没有骗你们。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涂议员情绪太激动，又唔守规矩，又冇礼貌，我唔会再答佢问题！”（在立法会上被议员涂谨申批评其为“骗子”后，叶刘淑仪即时作出回应。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唔排除有好多市民，受到近日大量宣传鼓励佢地参加游行慨影响，我有个朋友就收到超过一百个呢些电邮。”“市民当日放假，有些人当系一种活动咁去参加。所以，唔好以为上街就系一定反对二十三条，或视为对政府一种施压工具！”（针对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五十万港人游行的回应）。

“唔通的士司机、酒楼侍应、麦当劳服务员会（就二十三条草案）逐条同我讨论？草案都系专家去睇；好似立法会议员、法律界同埋学者。”

（叶刘淑仪在立法会中，否定社会人士的建议，认为政府无须给予公众更多时间讨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草案。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传媒一方面说维护人权自由，另一方面又包办了审讯、法庭的角色负责检椌、自行裁决，就像是《动物农庄》的小猪‘拿破仑’。”（二零零零年十月七日）

“香港有很多游行示威，有人拿外国例子如芬兰、冰岛、昆士兰比，根本没意思，各位工商界人士去过北欧，都知道这些地方半年黑漆漆，没人会游行，夏天天气好，也不会去游行咁无聊，个个去晒太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

“如果我连发型都捍卫唔到，又点捍卫香港治安？”（因为被一些媒体揶揄为扫把头，叶太非常不满。）（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

“希特拉（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叶太批评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

“我也支持民主，又比陈太年轻十年。”（参选立法会议员被问到选民为什么应该选她时候的回答。）

港英政府屡屡升迁

陈方安生一九六二年大学毕业后随即加入政府，出任政务主任，当时她是香港政府首三位女性政务主任之一。她早期曾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任职，当中包括渔农处、工商署和辅政司署等。

一九七九年，陈方安生与一众高级女性公务员组成了高级女性政府官员协会，争取男女公务员同工同酬的平等待遇。男女同工同酬在协会成立两年多后落实。

一九八四年陈方安生获擢升为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女性署长，而且也是当时薪俸最高的女性公务员。在任内，她曾代表香港政府前往北京列席〈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陈方安生获时任港督彭定康委任为布政司，接替霍德爵士，成为了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首位女性布政司。美国《新闻周刊》更曾在一九九七年称她为“香港铁娘子”。而在主权移交前后，港府中有多位女性高官被称作手袋党，而陈太无疑是该“党”头号人物。

陈方安生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主持新机场时光锦囊封存仪式（香港政府新闻处）

叶刘淑仪于一九七五年获香港政府招聘为政务主任，起先被派到辅政司署（后改称布政司署）铨叙科工作，一九七七年任民政署社区关系主任。她曾负责推行第一届区议会选举。一九八三年，叶刘淑仪出任首席助理保安司，主理有关英国国籍法和居留权等事务。

叶刘淑仪于一九八七年出任助理贸易署署长，成为施祖祥之副手。至一九九零年升任副行政署长，与其上司曾荫权一同负责向英方及香港市民推广居英权计划。叶刘淑仪在一九九五年获时任港督彭定康擢升起用为工业署署长，短暂供职一年后，她在一九九六年“空降”人民入境事务处，接替梁铭彦任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出掌纪律部队的女性。

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夕，叶刘淑仪曾兼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组长，负责安排过渡事宜，其中包括国籍及旅游证件、终审法院及居留权等问题。另外，她也是首位为过渡特区政府而公开放弃英国护照的首长级官员。

香港回归后走向分歧

港英时代的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各有表现，同是受英国政府器重的港英高官，而香港回归中共就成了两人的分水岭。

中国人权论坛召集人甄燊港说，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有些共通点，就是两人都知道香港的核心价值，他说：“这个核心价值在英国人统治下，已经形成了百多年，这些核心价值不包括民主，而代表了港人在英国政府统治的一百多年内所形成的价值观：自由、法治、人权、公义。九七年回归让港人明白到他们将面临一个决策：是否愿意接受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

甄燊港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对港人来说是一个大冲击：“当时港人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有民族的感情，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不想再受外国人统治了；但另一方面又不想要中共那一套。经过半个世纪，港人看共产党的残暴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文革就常常看到有浮尸从大陆漂流到香港，有些被枪毙，死了好多人，港人又有亲戚在大陆，所以对于共产党的残酷很清楚。中共的残酷，让港人也不愿意回归到中共……当时港人就生出来一个幻想：如果不用被英国统治，但又同时能够有民主，多理想！所以从那时开始，才把民主也归纳到港人的核心价值之一。”

事实上，回归后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的表现就有着很分明的差异。

有观察指，在主权移交以后，陈方安生和董建华一直貌合神离，又与北京在治港政策上不咬弦，令政府高层出现两个“司令部”。回归初期，广东省提出在经济上和香港融合，并建议兴建跨境大桥，落实二十四小时通关。但陈方安生在兴建跨境大桥和二十四小时通关上一直持保留态度。董建华支持全面落实母语教学，但在陈方安生的力争之下，最后有一百所中学获准维持英文中学的资格。

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陈太

陈方安生今次参与补选得到夫婿陈棣荣的全力支持，陈棣荣于补选当天一清早便陪同陈方安生展开当天的拉票活动。（Getty Images）

另外香港大学在二零零零年爆发民调风波后，陈方安生亦曾向董建华建议，撤换被指向港大施压的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可是董建华对她的建议加以拒绝，并且公开支持路祥安。在事件中，陈方安生更被本地左派人士称作“港英余孽”。

二零零一年初，当法轮功学员向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申请租用大会堂时，康文署曾向陈方安生请示，当时陈方安表示申请只需按一般情况处理，结果康文署决定租出场地。之后当董建华知道后，为此事与陈方安生争吵过，而《大公报》社评亦大肆批评特区政府的做法。这次争吵，亦被视为陈方安生请辞的导火线。

同年，陈方安生被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邀请”上北京述职，期间被要求要好好支持董建华。很多人认为，陈方安生这次述职其实是被钱其琛召见“问话”和“训话”，当时陈方安生亦有向钱其琛解释香港公务员制度的运作，尤其是公务员具公职身份时对政治中立的原则。

这次述职后不久，陈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退休，结束长达三十八年又七个月的公职生涯。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健民在他的专栏中分析说，亲北京元老点出陈太的两大罪状：未经请示批评徐四民攻击港台的言论、和借出大会堂供法轮功办活动。如果陈太真是因为这些原因与董建华甚至中央政权不咬弦，那她便是为了捍卫香港的言论自由、法治、宽容的精神以致一国两制，而弄得非辞官不可。因为珍视一个文明开放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且也为此付上了代价。

紧跟北京的叶太

至于叶刘淑仪，她于一九九八年七月获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委任为保安局局长后，叶刘淑仪的政绩广受争议。其中居港权事件、修订公安法、打击法轮功、以及推销二十三条立法等事件都令她备受批评，民望直线下滑，由曾经是特区政府民望最高的局长跌至谷底，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政府官员。

一九九九年一月，香港终审法院对一宗案件判定包括私生子女在内，港人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由此引起了一连串居港权争议，叶刘淑仪当年编造中国大陆有一百六十七万港人子女有资格申请居港权，并提出人大释法，造成几十万人家庭至今仍无法团聚。此举引发民愤，至二零零二年四月，政府强令清场坚持抗议的居港权示威者，激动的示威者更一度包围了叶刘淑仪座驾。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五日，香港警方违反以往不检控示威人士做法，对上街游行“悼念人大释法一周年”的和平示威者进行落案起诉，引起社会很大反响。根据特区政府与临时立法会九七年新修订的〈公安条例〉，只要游行超过三十人或集会超过五十人，主办者就要在七日之前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否则即属违法，这给予警方很大权力，也同时限制了示威自由。外界广泛批评为恶法。

当时有不少团体与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皆认为修改的〈公安条例〉乃民主倒退，要求重新修订公安法。但这些建议一一为叶刘淑仪所拒绝。叶刘淑仪辩称〈公安条例〉并不严苛，得到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支持，因此无需作出修订。其后，叶刘淑仪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动议保留〈公安条例〉并强行在立法会通过。

而在法轮功问题上，叶刘淑仪强硬打击的手法和她的前上司陈方安生有很大的不同。二零零一年二月，叶刘淑仪以矛头直指中央政权为由，高调宣称将密切注视法轮功组织在港活动。其后在立法会上，狠批法轮功活动，被泛民主派议员批评进行“思想批判”，以思想入罪。其强硬的态度被外界认为是受到中共的旨意，为日后压制法轮功制造藉口。

今年十二月二日，补选当天，叶刘淑仪在街头上进行拉票活动。（Getty Images）

力推二十三条立法叶太民望大跌

叶刘淑仪在其任内最被批评的事就是有关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二零零二年中，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表示中央政权希望香港尽快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同年九月，香港政府颁布了“实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谘询文件”，就二十三条有关叛国、颠覆及分裂国土等罪行进行谘询。条例并会引进内地法例中“国家安全”的概念，政府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取缔任何民间组织。

当时的律政司司长，被指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梁爱诗就公开表示“二十三条就像有把刀在你头上。”条例草案推出后，引起公众的极大反响和广泛质疑，市民普遍忧虑港人享有的人权和言论自由受到侵犯。

叶刘淑仪作为时任保安局局长是政府推二十三条立法的主要干将，表现得相当落力。她曾专程到多间大学出席研讨会，发表极富争议性的言论，二零零二年十月于城市大学的论坛中，叶刘淑仪夸口表示，“到目前为止，谘询都是多数人支持立法。”台下约五百名学生立即报以嘘声打断其讲话。此外，她更声称：西方民主政制并非“万应灵药”，希特拉都是民主选举上台，引起社会哗然。

另外，她又曾在立法会会议上指快餐店店员、的士司机等非专业人士不会讨论有关法例；又指部份议员“误导公众”，或“态度欠佳和不礼貌”，并拒绝回答一些提问，使其公众形象大坏。直到二零零三年七一游行前夕，叶刘淑仪指部份人将游行当作假日休闲活动，并非一定反对二十三条，或视为对政府的一种施压工具。导致游行总人数多达五十万人，当中不少示威者皆将矛头直指特首董建华、〈基本法〉二十三条和叶刘淑仪。

根据香港大学在七一游行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她的支持度急跌至34.6分，为各主要官员中最低分者。未几，自由党党魁兼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突然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并表示反对政府仓促立法。随着自由党的反对，立法会不可能有足够的支持票通过议案，遂迫使政府无限期搁置立法。

七月六日，叶刘淑仪以“私人原因”为理由，与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双双宣布辞职，成为高官问责制在二零零二年确立以来，首批辞职的问责局长。叶刘淑仪自此结束了她在香港政府二十八年的服务生涯，而保安局局长一职则由李少光接任。

香港核心价值受到冲击

甄燊港认为，所有的香港人都无可避免地受到回归事件的影响，其中包括香港的左派人士，也包括了陈方安生，而叶刘淑仪也同样面临着一个价值观的冲击。

两太表现不同的是，陈方安生对维护核心价值的坚持。甄燊港举例当年陈方安生对香港法轮功申请场地的处理，就是在维护港人的核心价值。他认为在香港只要不违法都可以做，法轮功学员申请在大会堂进行活动，虽然是政府场地，但没有做违法的事，所以没有理由拒绝。

“但有人在这种冲击下，会认为有‘阿爷’（港人对中共的俗称），就要听‘阿爷’的话，叶刘淑仪就是这类人！你留意到叶太很少讲到‘核心价值’这四个字的，因为提到这个，会让叶太很内疚。”他说。

甄燊港分析，叶刘淑仪也曾经享受过港英时代这种核心价值在社会的体现，但她与左派的市民都相信一点，“对抗阿爷是没有前途的。”甄燊港形容叶刘淑仪是心里上和人格上的投降派：“我不相信叶刘淑仪一直都是这样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不可能在香港政府攀到如此高位，英国政府的审查都很严谨的，叶刘淑仪也不是那种左派。”

甄燊港指陈方安生代表了香港回归前和谐社会那种表象，而叶刘淑仪的仆仆风尘，充满了野心：“她（叶刘淑仪）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她代表着香港的一类人，如果陈太是一个坚持者，叶太就是一个妥协者。如果陈太是在捍卫港人的核心价值，那么叶太就是背叛者，背叛了港人，也背叛了她自己的良知。”

香港正在分化

“如果在大陆一位中共干部出来，他不懂这些（核心价值）也不足为奇，可能我会想到要帮他，教育一下他，但叶太不用教育，她知道得很清楚，但人要选择出卖自己的灵魂是没有办法的。”甄燊港认为叶太的问题是眼睛盯着北京。

对于“香港良心”陈方安生的选择，甄燊港说：“陈太经历过事业的高峰，但最后她选择辞职，因为她不想违背她的良知，这是她第一个考验，第二次是她目前其实是可以退隐江湖，但她仆仆风尘来争取一个席位，比她以前的官职低，但她仍然是那么积极，为了什么？我觉得她是为了自己的良知，为自己的良知负责，在这方面，我对她是充满了尊敬。”

甄燊港指出，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的背景差不多，所以她们两人的选择反映的是不同个人的选择：“反映出我们香港人在经历“中英联合声明”后所发生的巨变，我们演变成两类人，两太就是这两类人的代表者！”

泛民主派前途并不乐观

十二月二日，立法会港岛区进行补选，最后陈方安生以十七万五千多票，赢了得票十三万七千五百五十票的港府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很多人认为这说明泛民主派在香港仍有很大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并不让人乐观。

补选获胜，陈方安生正式成为立法会议员，填补因癌症病逝的前立法会议员马力的议席。图为陈方安生于今年十二月十二日与其他泛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内召开记者会，回应特首曾荫权就政改向北京提交的报告。（法新社）

一位香港市民在他的网络博克中表示：“如果叶刘淑仪和一只猴子竞选，我也会投票给猴子，因为叶刘淑仪太过份了。”这种心态相信代表了不少香港选民的心理。已经被强迫“封咪”的香港著名电台主持人黄毓民就公开说：“现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意味着陈方安生在选举中获胜，很可能不是因为陈太本人和泛民主派受到选民全力支持，而是因为叶刘淑仪太受选民的反对所致。

今年早些时候香港泛民主派在区议会中大败，虽然有中共背后大量操作的原因，但同样可以反映出一些泛民主派自身定位摇摆和目标模糊的问题。事实上，陈方安生也并非泛民主派推出的候选人，而是泛民主派支持的“独立候选人”，也是泛民主派在本身没有大牌人物和叶刘淑仪竞争情况下的一种竞选安排。

因此，即使泛民主派支持的陈太在本次立法会议员补选中获胜，也并不表示明年立法会选举中就可以稳操胜券。在香港经济日益和中国大陆互相嵌入的背景下，香港民主派对亲共党派的优势逐日缩小。而民主派如果没有更清晰的政治目标、没有更明确的价值观诉求、没有更为广阔的政策视野、没有海内外要求民主的中国人的全力支持和关注，未来的处境也将越来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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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务员队伍受北风吹袭

文 ◎ 梁珍、吴雪儿·图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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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支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是过往香港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英国人根据西方的行政管理、法律制度、政治文化培养出来一支精英的公务员队伍，一直被视为留给特区政府的主体架构和宝贵资产。

九七之后，高达十八万的公务员队伍也面临体制的不断冲击。从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推出的高官问责制，到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刚刚通过的扩大政治任命制，公务员能否继续保持英国管治时期的政治中立考验着公务员队伍。他们的动态心态，值得关心政治的人的关注。

在港岛区补选战役中，两位香港前高官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相继加入竞选，大大增加了选举的可看度。一方面两人都具有较高的支持率，都是因为港人对前港英时代高级公务员有高度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两人在争取民主立场上走上了相反方向的道路，也反映出整个港英留下来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高官，在九七后经过一段表面平稳和缓的时期，在压力越来越大之下，出现了分化。

高官问责制否定公务员制度

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实施由立法会以三十六票赞成、二十一票反对而通过的“特区政策主要官员问责制”。这是中共收回香港主权以后最重大的制度改造，被视为否定了香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公务员制度。

来源于英国的香港公务员制度，又称为文官制度，由非选举产生及非政治任命方式任命事务官。其特点是政治中立，和择优而任。公务员不会因执政党的更替而更换，公务员主要的工作是执行政策，而非制订政策；政策失败，公务员亦不用下台，以确保社会稳定。

香港的政策局局长原本也是公务员，只需向统领公务员的政务司司长负责，犯错不需要下台；要解雇公务员亦非常困难。由于这个制度有效的限制行政长官权力不会过大，引致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推行问责制改革，向局长和司长开刀。

改革后，新的政府行政管理组织架构在特区行政长官之下设三位司长及十一位问责制局长，他们将由政府政治任命，并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纳税人要额外为三司十一局问责官员每年支付数千万港元的薪酬；香港公务员最高的职位由政务司司长降为各政策局的常任秘书长；政务司司长的权力被削减，统领众局长的权力被削去，变成无兵司令。

外界批评此举为扩大董建华独裁化倾向，引起颇多不满。陈方安生其后于二零零一年以私人理由请辞，原因是反对高官问责制，认为公务员只能为局长承担错误，却分不到功劳。

香港前任特首董建华上任后推行高官问责制，被视为否定了香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公务员制度，引起颇多不满。（Getty Images）

北京部署逐渐渗透核心部门

关于高官问责制的出台原因，外界认为包括连续多年揭发多宗“居屋短桩事件”，引发要求官员问责的声音；亦有人认为由于董建华跟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不咬弦，使政策决定及执行上受阻，故当局认为需把统领公务员，包括政策局局长的权力完全置于行政长官之下。

香港民主党元老司徒华认为后一个因素是关键，这是从北京接收香港的整个策略去看。他在专栏中写道：北京在计划中，香港的回归要有一个过渡期，为时三至五年，尽力容忍抑制，以求社会和人心稳定。一方面，为了稳定人心，全部公务员留任，于是陈方安生由原来的布政司接任了政务司司长；另一方面则做种种部署，渗透控制关键部门，在完成过渡期后，使整个特区逐步置于脚下。

但没想到董建华的施政受到愈来愈大的反弹，民怨民愤愈来愈大，社会和人心愈来愈不稳。北京和董建华将过错归根与陈方安生和民主派，决定推行高官问责制，削减政务司司长的权限，亦即所谓“废宰相”，把统辖各局长和所有公务员之权，都收归特首一人手中，高度集权。陈方安生辞职后，接替的曾荫权也不被信任和重用，政务司司长去做了“清洁大队长”。

曾荫权推行扩大政治任命

二零零三年七一大游行后，民怨甚大的董建华被迫下台。本来背景和中共没有半点关系的曾荫权为求获得中共青睐，曾带家属回大陆寻根，追踪到自己是春秋战国时曾子的后裔，和统管香港事务的曾庆红同属一宗。据称，曾庆红获悉真相后极为激动，决定废董立曾，向胡锦涛推荐曾荫权。加上江泽民已全退，胡就很快拍板支持曾庆红废董立曾。

曾荫权接任董建华后，除了在政制改革问题上拖延，拒绝尽快给予港人普选，又推行扩大政治任命职位，对公务员制度进一步开刀。
今年十二月十四日，立法会以二十九票赞成、十六票反对，通过政府开设二十四个政治任命职位，包括新设十一个副局长和十三名政治助理，预计所需费用高达五千九百万元。这表示局长下将有两个班子，一个是常任秘书长与公务员同事，另一个则是由副局长、政治助理和私人办公室组成的政治班子。

曾荫权取代董建华担任新的特首后，继续向公务员体制开刀，十二月十四日在立法会强行通过扩大政治任命职位，进一步将公务员体制大陆化。

由于新设的政治任命角色，只是处理各方面的政治工作及与传媒维持紧密联系，以及加强与立法会联系等，很类似中共的党委系统，外界担忧进一步将公务员体制大陆化。建议受到泛民主派议员的普遍批评。

前政务司司长、现任立法会议员陈方安生警告，公务员的政治中立传统必将严重受损。她直指特首权力未得到适当制衡，增设副局长及政治助理，纯为巩固特首权位，只会令官场出现任人唯亲和权力倾斜，也会增加公务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公务员的政治中立。

公务员靠核心价值来维系

在两任香港特首的辣手下，香港公务员体制很难维持过去政治中立的角色，而公务员队伍声誉也陆续受到影响。九七年前，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堪称是一支廉洁的队伍，声誉颇佳，香港人也以此为傲。但九七后，公务员贪污的情况日趋严重。

而以陈方安生为首的一批担任高官的公务员，对阵阵吹来的北风，或消极怠工，或辞职另谋出路，消极反抗。不少原来的港英高官，如任关佩英、邝其志、张敏仪等，都以提前退休告别政务官生涯。但另一批公务员，如叶刘淑仪、曾荫权等则选择向中共政策倾斜，或成为强推二十三条立法的干将，或在政制改革中扮演拖延普选的角色。

对于同样的公务员在主权移交后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选择？中国人权论坛召集人甄燊港认为，全世界的公务员系统都有一种核心价值来维持，一般来说，公务员会服从命令，但如果这种核心价值被冲击的时候，公务员有权不遵重命令，而且要据理力争，否则就会倒行逆施。

‘英国人的统治是大道无形的，不用教育市民要如何听政府的话，而是要求市民要遵守普世价值。因此，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在香港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历任的港督是直接受英国国会管辖，也就是香港的事务受到英国国会的监督，所以港督也不会倒行逆施的。香港公务员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公务员不会作威作褔那么严重，但如果公务员奴性重的话，后果就很不同。’

‘但九七后，董建华就不一样，他很习惯是“我说了算”，当他的作风违反了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时，他自然会与公务员系统有冲突，除非公务员系统内的人全都变成走狗，因此，冲突是不能避免的。所以为何董建华上任后出现那么多矛盾，就是因为他的所为冲击着港人的核心价值。董建华眼看公务员不听命，就想到创造一层比公务员更高级的问责官员。对这些官员的主要要求是听话。’

二零零二年七月七日，香港特区政府通过高官问责制后，三万五千名公务员走上街头，爆发八九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香港政府立法裁减他们的薪金。

甄燊港回忆起七十年代中期，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当时很多高级警官如葛柏等被调查，甚至被控贪污，结果有一次三千多名警察围住廉署，还打了廉署的一名高级人员，埋怨廉署害他们。当时的港督是麦理浩，他引用了殖民地条例第五条，条例的内容说，所有公务员均由于得到女皇的喜悦才可以服务英女皇，立即将三千多名警员解雇，退休金照样赔。当时麦理浩在公布他的决定前一天召见了几位传媒负责人，甄燊港当时是商台的新闻部总监。麦理浩向传媒解释他做出该次决定的原因。

甄燊港说，三千多名警员被即时解雇，但社会没有抗议声音，市民还鼓掌！因为那些警察冲击了港人的核心价值，而港督的处理手法是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当你在维护一个核心价值的时候，你就可以强势，当你在破坏一个核心价值时，还想别人来支持你，那真是缘木求鱼！董建华、叶刘淑仪乃至曾荫权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甄燊港强调，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统治时代，香港基本上是和阶社会，那不是说中国人要做英国人的奴隶。

现居美国的政经评论人士石藏山则认为，七、八十年代香港的奇迹，是一个英式法制、西方现代管理（包括企业和社会）和中国式吃苦创业企业精神的结合。这如上海早年的奇迹一样，抽去了法制和公民社会的核心，就会变成一个纯粹中式的花花世界，和大陆的大都市没有什么区别。而一旦有大风大浪就完蛋。

现在香港人正是要通过双普选，来确保法制和公民社会的维持。如果没有普选，特首权力来源于钦定，整个香港公务员体制就变成了一个高效的协助中共的体制，最后必然成为杀死香港社会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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