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日讯】【编者注：本文是何清涟女士在五月二十六日纽约新书发表会上的演讲，由晓彬整理，何清涟校阅。为便于读者阅读方便，编辑附加小标题。】
中国改革的二个阶段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怎样认识中国的改革。现在回想起来，以1989年“六四”事件为一个分界线，中国的改革也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八十年代的改革在经济方面，中共当局通过放权让利，把国家垄断的那些资源慢慢的让渡一些给民间，容许工人拿奖金，农民承包土地。这些措施在短时期内确实有比较大的刺激作用，老百姓也得到了一些好处，所以现在有些人又怀念起八十年代来，总觉得那是一个黄金时期。在舆论方面，当时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这几个报纸为领军，有一段时期可以讨论政策，也可以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但是，那不是言论自由。我讲一个背景，因为那个时候，统治者的正当性是要求理论上的正当性来证明的，邓小平要掌权，他一定要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而过去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主张的“两个凡是”是错的，所以需要理论、尤其是需要马克思理论（来支持）。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就不一样了。九十年代以后，“六四”屠城打断了中国改革的进程，终止了原来那种理想主义改革，留下了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政治民主化，还有一个就是新闻自由，这个一直没有完成。而邓小平痛定思痛，认为之所以有“六四”，就是因为当时有“走向未来”丛书、《河殇》等等一系列宣扬西方民主思想的书籍、影视片（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的进入。所以这道门在“六四”以后是关死了的。这时只有一条，就是发展经济。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就开始启动了九十年代的一轮改革。当时我已经到了深圳，根据我自己对深圳的观察、调查、了解，我认为改革已经走到了一条不同的路上去，至少是和统治集团宣称的不一样了。
当时经济改革在几个重要领域推行，一个是深圳市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股票市场，比上海的股票市场还要早将近一年，有一个创立者是我的朋友，他们去日本考察的过程等等我都问过他们，原始股票要求公务员支持、按人头分摊我都经历过；其次就是我后来称之为“圈地运动”的、政府的标准叫法叫做“ 城市土地改革”。我后来发现这两大改革出了问题的时候，国内没有办法发表我的东西，我写的“中国股份制改革──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这是股票市场刚刚建立起来的1992年。
改革缺乏公正性
回过头来谈九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改革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改革缺乏公正性，中国的社会分配政策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了过大的贫富差距，我在国内的《东方》杂志写了一篇关于当代社会贫富差距的文章，当时国内还有好多人反驳我，说贫富差距还不够，现在的问题不是贫富差距，记得一个叫李平心的，还有厉以宁都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就在《现代化的陷阱》出来后的两年，大家都已经公认贫富差距过大。形象一点说就是“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在深圳给我印象最刺激的是这样一件事，1988年8月8号，我到深圳第一天，让我去海城大酒楼参加一个晚宴。我悄悄问服务员晚宴花了多少钱，她说是一千二百多元一桌。这是八十年代。当时我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我的月工资才380元人民币。内地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还只有七十几元，再加上各种补贴，一年也就一千几百块。从那以后，这个情况时越来越恶化。衡量贫富差距有几个指标，一个就是基尼系数。我当时找到一个民间研究所的资料，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基尼系数在0.1时表示绝对平均。中国在改革以前，因为不计算高级干部的非货币收入，他们的保姆、厨师、勤务员等的工资，还有所有的其他的开支都不在他的货币收入里边。只计算货币收入，中国改革前的基尼系数是0.1多一点。但是就在我写书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年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有0.1到了0.47，0.5是社会动乱的边缘，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超过民众的忍受界限的程度。多年来不管收入差距如何变化，中国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永远是在0.47825到0.4732之间徘徊。它永远不升上去，因为到了0.5，就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到了社会动乱的边缘。至于是不是已经到了社会动乱的边缘，我们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得到。
那么贫富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其实还不仅体现在工资收入这一块上，更重要的还因为贪污腐败者的灰色收入。我的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中国的制度开启了权力市场化的大门，政府行为企业化。官员不是把自己看作公务员而看作商人。他手中的权力就是用来交换的商品。到他这儿来寻求公共服务的，他都全看作是来做生意的，所以有广大的寻租空间。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中国的腐败是如何逐步严重化。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深圳抓了中信实业银行的行长高森祥，贪污了二百几十万元，四个情妇，大家就觉得很严重了。过了一年多，又抓了一个，就是王建业，贪污 3000多万，人还没有枪毙，无锡邓斌案出来了，集资一亿几千万元。就是说贪污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就像翻跟斗一样，甚至不是成几何级数扩大。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其中提到中国政府的腐败演变过程，讲中国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个人腐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府各部门有“创收”的任务，比如医疗部门也要创收，这就变成集体腐败。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多要点资源，比如多要点财政拨款，或要点什么政策，就需要去贿买，还有官位安排上的贿赂，政治保护关系的形成，等等，最后形成了制度性腐败。
这篇文章就成了我个人一个命运的转折，过去写《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就给我记了一笔账，有人就警告过我，叫我不要再写了，到此为止。这篇文章出来以后，中纪委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三个“理直气壮”。第一个，“我们要理直气壮的相信我们不是制度化腐败，腐败只是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相信，我们的官员是好的或者绝大部分是好的，贪污腐败只是其中极少数的害群之马”，“我们要理直气壮的相信我们党能够战胜腐败”，这篇文章发表在12月下旬某日的《人民日报》上。中纪委的文章出来之后，一位曾邀请我去中纪委开会的熟人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你们出来的这个东西，你们自己相信吗？这不就是像黑夜里走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吗？他说，你就不要认真了，你的文章出来以后，责成我们要表一个态，那就这么表一表态啰。
假改革之名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社会福利
现在我要讲第二个问题，中国当局假改革之名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社会福利。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老百姓，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只需要有口饭吃。问题是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革确实是让他们生存发生困难。最开始是朱镕基要甩包袱，就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先改革医疗保险。世界各国的医疗体系都有两块，一个是市场化的，另外一块就是国家的公益服务。包括印度也是这样。
医疗改革 而中国却是政府政府放弃了在医疗上的公共责任，使得政府投入只占整个医疗投入的30%，医院需要自己创收。中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医药不分家。国外的医生只开处方，不靠卖药赚钱。中国的医生尽量给病人开药，所以出现一个感冒没有几百块、1千块，就看不下来。因为医生的福利、医院的很多开支都靠这个收入。国内曾有一个报导，说是一个人在医院开的一种针药，花了二十几元。后来发现在医药公司去买，只需要一元多就买了，医院的价格是医药公司价格的17.8倍。向报社投诉之后，记者作了调查，发现这个高价格中有这么几块，药品生产成本不到10%，剩下的90%，医院拿走60%，其他就是医生、药房人员的回扣。所以这些应该属于政府公共开支的部分全转嫁到患者头上来了。同时，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相当低。最新出的数据是 2005年的，2006年的还没有出来，只覆盖了不到50%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只有不到70%加入了合作医疗，但是每年的医药费平均到人头上只有十几块钱。这个医疗制度还有等级，高级官员可以享受很高的福利等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很多低收入家庭，有人生一场病就把多年积蓄花的干干净净，因病致贫的人占城市贫困人口的50%以上。农村里的多数人生病以后，就是等死。
教育问题 至于教育问题，自从中国政府搞了产业化以后，读一个大学对每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浩劫。每一个学期开学之前，很多农民四处为子女筹款交学费，筹不到就自杀、上吊、喝农药，这种事大家都看到过报导。
至于江西那个小孩郑清明就为了交不起学校的欠款680元人民币，就卧轨自杀了。就为大约80多美元就丢了一条命。中国的小学到初中，说是义务教育。但是这个义务教育有很多费用。就拿我儿子的经历为例。他十三年前来美国，过来一年以后，我叫他比较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他想了一下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中国老师经常跟我们讲：交钱，交钱。六一节要赞助，元旦要赞助，教师节要赞助，买校服要钱，天天就是钱钱钱。在美国，老师根本就不跟我们讲要钱的事。这就是最大的差别。学校要学生赞助，并不是有多少出多少，而是上光荣榜，谁赞助的钱最多，他就排在第一名，这样激励小孩找家长拿更多的钱赞助学校。所以中国的教育已经成了教育利益集团凭借自己手里的垄断资源掠夺民众的一个手段。
至于大学的学费，有人统计过，从1996年到现在已经上涨了100倍。那时就已经是这个情况了：要找谁家最穷，就找家里有一个上大学的。这个家里肯定是家徒四壁，卖的什么也不剩了。我在威斯康星大学讲了，美国大学的年收费平均占人均GDP的10%左右，各州立大学以及众多的普通大学也就是收费3000多元，而美国的人均GDP为3万多元。中国的大学收费早就达到了8000—10000人民币的水平，人均GDP才刚刚过了1000美元，也就是大学学费占人均GDP 的100%，老百姓根本承担不起。所以教育已经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住房改革 另外就是住房改革。在美国一栋房子的价格是家庭年收入的4-6倍，中国的这个比例早就超过了12倍。收入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是18-20倍，价格追逼香港、东京这些世界上房子最贵的地方，老百姓根本买不起。
所以中国成为世界罕见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国家。前天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我，问，这次吴仪访美国只关心两个问题，第一关心人民币升值，第二，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消费大国，把老百姓的储蓄转成消费能力。我说。第一个问题，人民币升值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我就不在这里讲了。第二，中国政府早就想把储蓄转化成消费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80%，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一个经济结构。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国内消费市场萎缩。但同时还有一条，国内的储蓄存款早就超过了16万亿。美国从斯诺当财政部长起就要求中国提高消费，但是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很简单，国家统计局的城市调查，还有北京市、上海市、 天津市、广州市等地调查出来的结论都惊人的一致，老百姓加强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教育，第二是为了医疗，再就是为了养老和住房。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因为政府放弃了基本责任，根本没有公共投入，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来了。老百姓为了家庭获得一点安全感，就拚命存钱。
别看有16万亿元，其实居民存款的68%是集中在7%左右的人手里，其他93%的人才有那32%，而那32%大多数集中在93%这一部分人中的30%的人手里，很多人如农民根本没有存款。有钱的人，消费大头早都已经不在国内了，这是国内消费率年年萎缩的原因。大家知道，日本的储蓄率很高，但是它的消费率从来就没有低于68%，它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中国国内的消费率去年已经下降到50%了。所以我说布什也不是上帝，他要求中国提高消费，并不能够做就能做得到的。
所以老百姓一是收入低，二是没有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利益被严重剥夺。改革谁得谁失，结果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政府的贪污腐败
下面再讲第三个问题，就是贪污腐败。这些年来，我按照两高即高等法院、高等检察院的报告统计了一下，每年贪污的县级官员基本上每年都有一千几百名，最多在 1900多名，省级、部级、政治局委员都有，贪污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案值也越来越大，这说明中国的反腐败根本就没有成效，而是沦落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前些天我正好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中国的腐败容忍度和腐败安全度。腐败容忍度在这里我指的是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在我写《现代化的陷阱》的时候，中国公众的腐败容忍度是比较高的。那时老百姓接受调查时会说，当官的拿的是国家的钱，关我们什么事，他贪他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就行了。所以老百姓不会举报当官的贪污。一直要到当官的把工厂卖掉，工人没有饭碗了，才起来抗议──当然这时已经晚了。这几年公众腐败容忍度越来越低，有几个指标可以衡量。第一，这几年的腐败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的生存，比如圈地运动，我当初描绘的90年代初期，那时还只是政府闲置的空地或者有比较合理的补偿的耕地。但是从97年开始的这一波圈地运动，在城市里是以居民的住房拆迁为主，在农村里则强行征农民的耕地。这十年里共拆迁了380多万户居民的住房，其中很多人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大家也知道，自焚的、自杀的、钉子户越来越多，拆迁弄的很多人妻离子散。北京出了一部法规，叫做“关于禁止以自残自焚方式上访的规定”，把这种行为当作是要挟政府，要给自焚者刑事处分。你们可以在网上查到这个布告的原件。有一位农民在金水桥自焚被抓进牢房关起来，要给刑事处分。农村里一共有多少农民失去了土地呢？有一个调查，估计最低有6000万农民因为征地失去了土地，这些人处于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成了三无农民。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反抗。这是容忍度降低的一个标志，因为政府的腐败掠夺已经逼近了老百姓的生存底线。第二个标志就是社会底层的反抗越来越多 ，2003年是58000起底层反抗，2004年是近70000起，2005年是78000起。90年代发生群体性事件，是要扣政绩分的。那时的朱镕基为了安抚民众，确实把群体性事件当作一个很大的事来抓。但是这几天居然看到这样的报导，一方面是武警在和反抗的民众对峙，另一方面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摆了桌子和饮料、瓜果，支着阳伞，在那里观看，若无其事，心安理得，已经把官民对峙看作一种正常状态了。还有一个调查，近几年来，对在中央党校进修的地厅级学员中进行调查，每一年抽查300名。填写问卷，回收率一般是百分之五十多，在三年以前调查时，他们把腐败当作第五位问题，第一位问题是社会治安。这个也好理解，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就是觉得社会治安还不好，毕竟他们家里也不是有很多武警保护嘛，并且他们在声色娱乐场所可能遇到危险。现在不一样了，刚刚发布的2006年12月的一个调查，他们认为腐败是威胁到和谐社会的头号大敌，这就是因为腐败引起的社会反抗太多了，他们也觉得不安全了。
但是官员的腐败安全度却越来越高。这里有一个指标，就是官员腐败受惩率。这一点很难找到数据。但也被我找到几个了，因为官员只有在他被抓到了才知道他是不是腐败，那么他有没有受到惩罚，不公布这些案件你就不知道。但是去年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数据。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2003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有73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追究刑事责任（即坐牢）。按照这次公布的“反腐”政绩推算，每一起土地违法事件就算只有一位责任人，也该有16.8万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却只有不到1％的违法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受惩率不到1%。这样一来，贪污腐败很合算啊，所以有人说在中国做官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比什么都好。做官的贪污有99%的可能性不被抓出来，所以官员的腐败安全度越来越高。为什么越来越高呢？ 是因为这个制度提供了制度保护。大家知道有买官卖官的事情，中共自己做了一个调查，专门针对买官卖官的现象，什么职位什么价格，肥缺多少，瘦缺多少，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个官卖给你不是永久的，还要一个维持成本，就是逢年过节得向上司送“节礼”。如果没有维持好，他可以把你平级调动，把你的位置让出来，再卖给别人。一个在美曾的华人中国学者对我讲过，说中国政府是有克服腐败的意愿的，认为我是不是被中国政府打压的太厉害了，看问题有点阴暗。我马上就把这个文件给他，我说这可是国家课题，是中国政府自己的结论。他们的结论是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建议取消对贪污腐败官员的死刑，因为官员畏惧死刑就可能卷款潜逃，如果不判死刑，贪官的钱留在国内，还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嘛。这个报告在网上刊登出来，跟了3000多个帖子，骂报告作者拿了贪官污吏的钱，所以为他们辩护。跑官卖官让贪官们结成政治保护关系，也就是说我不能出事，我出事你就得跟着出事。所以中国早就出现一种情况，谁要是有可能出事，一般会有人提前打招呼，让他趁早逃走。我记得深圳市福田区一个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携带2亿美元出逃。我当时很奇怪，他怎么能走得了？别人告诉我说，那是有意让他走的，他走了好，如果他一抓起来，有多少人要进牢房。他安全，所有有关连的人都安全了。赖昌星的案件出来以后，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准备在深圳市抓腐败案。厦门的人来跟张高丽传经，说你抓什么腐败，我们抓腐败抓了这么多，两百多个官员，各个部门的头都抓光了，工作陷于瘫痪，形象也不好，不要抓那么多，保持适度就够了。张高丽一听，觉得这条经验很宝贵，于是马上就停止了他那抓贪官计划。深圳市的官员们就很幸福的度过一道险关。概括而言，中国官员的腐败安全度为什么越来越高？就是贪官们用贪污来的钱结成了一张巨大的政治关系保护网。
所以现在不断有人问我，这么贪污腐败，这个国家怎么还不倒台。我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有一段话，在第九章里面，我说现在中国已经国是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了。你要按照中国民众不满意的程度来看，比李自成起义时的明末、太平天国时的清政府官员贪腐的程度、民众怨恨的程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为什么没有起义发生？很简单，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官府的官兵们不过是长矛大刀，民众是有能力对抗的。现在的中共政权武装到牙齿，不说核武器，就说常规武器、防暴警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毒气弹，样样都有，还有500万警察。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我有一个熟人在伦敦政治学院，他讲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中共的官员来演讲，听众提了很多问题，最后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所有的措施都不行的时候，面对底层民众反抗，你们怎么办？回答是我们有500万警察，怕什么呀！如果一个政府是用这种方式来管制人民，那么你说这个政权是不是走到了毛泽东建国时宣称的反面？“人民共和国”应该改名，叫做权贵共和国就好了，“人民解放军”早就不是解放人民而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这一本质从”六四”时期开始暴露，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嘛。
中共政权走向崩溃这个过程还要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受的苦还没有完结，受到的掠夺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不把行政不作为、采用的恶劣统治手法当作一种耻辱，所有的正面劝说已经没有用了。我今天就谈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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