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念祖：谁恨蒋介石？

【大纪元4月7日讯】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31日）

我们在没有被遗忘之前，就会被变成一种媚俗。媚俗是存在与忘却之间的中途停歇站。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尽管历史人物经常是毁誉同在，但是，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之中，大概也少有像蒋介石这般的人物，其历史评价具有如此两极化的争议性，从所谓的“神格化”到“妖魔化”有若云泥之判的评价，全都集中在其一己之身。

当然，这和历史本具有的复杂性质有关。而就中国近代史而言，自十九世纪末列强叩关以来，中国被迫在变迁飞速的历史过程中、风云多变的国际政治中以及极为不利的“后进”地位下，必须摸索着一条“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而且是将西方于数百年间达成的成就，必须压缩在短时间内追上，这就更使得整个中国现代史形成一种极为复杂而难以简单归纳的混沌面貌。

对自身历史评价早有充分认识

由于历史之复杂，历史人物之作为将于历史后来之演变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或是历史之果与历史人物所种之因，这彼此之间的关连又是为何？实在难以简单论断。这一点，文前所引之蒋介石日记，便表达得极为贴切。想来，蒋介石本人对于自身历史评价之极端矛盾，是有一定的预先认识的（值得一提的，黄仁宇先生对于蒋所说的“因果关系”所具有的史学方法意义，是肯定的）。

而蒋介石以下的这段谈话，更可以表明他对于谤必随之的艰难处境早已有着充分的认识：“政治比之于军事还要困难。因为干政治的要钻进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我们要在污秽龌龊里面锻炼出政治的人才来，去改革污秽龌龊的社会。我们四方八面都是敌人，你要廉洁勤劳，当然要受人家的攻击排挤，当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们政治学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秽龌龊的社会里，四方八面都被攻击排挤，而还能把持坚定应付裕如的政治人才。”（〈培植新政治人才与建设新中国〉，1929年9月21日在中央政治学校讲）

有趣的是，蒋介石本身对于历史功过评价既有如此之宏观与坚定认识，那么，现今各种各样以其一己之所好、或依据政治利益之所在，不顾当时形势之复杂与艰难，而对于蒋介石冠以各式简单标签的作法，这些人和蒋比较起来，这之间的格局与水平差距看来实难以道里计。或许米兰·昆德拉所言可以勉为表达这种攀附其上的无聊评价之荒谬性，亦即，这样的、那样的政治性炒作诠释，其实都是一种媚俗。
蒋复杂、具争议性的性格其来有自

由于时代的复杂，遂而使得蒋介石必须承担某些历史使命时，某些无法相容的特质就如此相互冲突却又巧妙的同时出现在他的身上。例如，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必须扫除社会文化中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各项因素；但是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他又必须维系中华传统文化于不坠。这使得蒋介石不似胡适之类的五四知识份子，可以单纯的倡言“全盘西化”、甚而扭曲诋毁传统文化而赢得开明进步之名。又例如，诚如黄仁宇所析，“1920年间不容易看出，中国之全面改造，…要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以便杜绝军阀割据，完成中央集权之体制，才能独立自主，收回国权”、“蒋介石和国民党因藉着北伐（与清党）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参考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而就是这个被黄仁宇认为使得中国独立自主成为可能的北伐、清党（含剿共）和抗战，在此一期间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成为后来左倾史家与部分极端西方中心主义史学者，编造蒋介石作为“暴君”、“杀人魔”、“法西斯”之所来由。

除此之外，曾在1932至1937年间出使中国的德国外交官摩尔（Enst Günther Mohr），或是德籍远东问题专家施罗曼（Friedrich-Wilhelm Schlomann）及费德林史坦（Paulette Friedlingstein）夫妇亦皆曾撰文指出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具争议性的性格，实在是其来有自。
然而，与复杂而艰困的时代相嵌合的蒋介石，其历史评价也应该同等的复杂而具有多样面貌，但是，为什么我们现今所看到的评价，却大多是负面的、否定的？甚至将其描述为极端丑恶而一无是处的历史人物呢？这一点，是和蒋介石终身作为共产党的敌对面，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脱不了关系的。

时势所趋蒋注定要与共产党缠斗一生

在孙逸仙过世后，他留给蒋介石的便是一个因为“联俄容共”政策所造成的左右分立严重的国民党。换言之，当蒋介石开始登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并逐渐扮演其重要角色时，就已注定了他势将与共产党缠斗的一生。

众所周知的，在苏共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夺权而处处对于蒋介石加以掣肘，甚至不惜以破坏北伐为代价。也因此，蒋介石在初具实力之后，便不再隐忍，于北伐期间所发动的清党，以及后来的五次剿共，重重打击了共产党在中国的实力与势力--当然，也在历次战斗中诛杀了不少共产党徒。后来若非因为西安事变而使得中共得以喘息，以及中共利用对日抗战期间藉由假意抗战而壮大自身，终究窜夺了中国政权，否则，蒋介石绝对有极大的机会在其手中埋葬中共势力。

因此，中共党徒对于蒋介石自然是极端仇恨，他们除了将蒋介石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一位之外，窜政之后，更是大肆的窜改历史，并利用扭曲了的史观诋毁蒋介石。在维基百科（Wikipedia）中便有这么一段叙述：“在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包括教科书）曾长期将蒋定义为负面人物，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指责蒋‘背叛总理（孙中山）遗志’，‘背叛革命，血腥屠杀革命群众’。抗日战争中的蒋中正被认为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忽略抗日、枉顾民族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90年代以前），蒋被批判为‘蒋帮头子’、‘流氓刽子手’、‘新兴军阀’、‘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群众之仇敌’、‘背叛革命’、‘反革命’、‘反动’、‘无耻’、‘美帝国主义走狗’、‘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代表’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见维基百科，蒋中正栏目）。

除此之外，在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前，原本作为二战盟友的美国，亦有不少外交官和驻华记者，对于蒋介石也展开严厉的批评、甚至是人身攻击。这其中，曾发生的“史迪威事件”和“美亚事件”最为人所熟知。而这些对于蒋介石的严重谤辱，使得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并试图调停国共之战争，而处处牵制蒋介石，最终使得神州沦于中共之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当时美国外交官及一干驻华记者，其对于蒋介石的诸般攻击，若非来自于受中共宣传所欺骗，就是其本身即具左倾之政治意识型态，因此使得他们相信或宣传毛泽东才是一个“真正的土地改革者”，而蒋介石则是个冥顽不灵的好战份子。亦即，归根究底而言，在此日后流行于西方学界、政界某些圈子中的对于蒋介石极端负面的形象，其实也正是中共操弄下的结果。

蒋的伟大贡献在于认清共党并阻绝于对岸

本文题为“谁恨蒋介石”正是要提醒今日许多无法正确对待蒋介石之历史地位者，蒋介石今日在历史上之荣辱，是与其和共产党的斗争密不可分的，他的伟大贡献就是在于与共党的斗争中，认清了共产党之真实面目，并将共党势力阻绝于台湾海峡；而对于他进行无情攻击的人们，则若非是共产党徒或其同情者，就是被共党塑造的扭曲历史所欺瞒而不自知者。而若欲正确的评价蒋介石，那么，他终其一生与共党战斗的历史，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最后，我将摘录蒋介石于1961年12月30日应美国基督教杂志之请所撰的题为“共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证道词中的几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论，并以为提醒世人、关注当前已突破2000万的“三退”浪潮：

我们可以静下来自问一声，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像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一千年的尽头呢？“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任何与共产党徒妥协的企图，等于开着眼睛，自甘坠入共党的陷阱，或开门揖盗。假如自由世界遵循这一途径，则它不但不是重建上帝的殿堂，而且开拓一条自趋沦亡的道路。这种妥协的努力，正是敦请撒旦来君临世界......现在正是发动这种反共十字军运动的最恰当时间。共产党的暴力统治尽管有它的效率，但是它们已吸乾了铁幕后人民精神生命的泉源。历史昭示我们，人类是以神为中心的动物，信奉上帝即可得到人类所渴求的任何东西，若无信仰，人类的灵魂即趋于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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