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从囚徒到作家

【大纪元2月8日讯】在加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时，我曾说自己算不上作家，只不过是“为生活所迫”写过一本书而已。在我的心目中，“作家”一直是一个高贵的称呼，它代表着一种责任、一种成就，甚至某种“权力”，这个桂冠应该是属于那些著作等身、成就已足够“成名成家”的人们，而不是像我这样一个“冒牌的”。

也许，我本人被逼成为“作家”的过程，正契合了本次大会的讨论主题，即作家的社会责任。所以，请允许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不得不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

那是在二零零零年十月，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里。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已经是第四次，而这最后一次已半年了。在这半年之中，每天的日程被安排得没有半分钟的空隙，高强度的精神折磨、各种各样让人匪夷所思的酷刑、苦役和精神压力让人每分钟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发生在我自己和我周遭的事情实在太惨烈了，惨烈到超出人的想像和承受能力。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我怎么也无法相信，比法西斯纳粹集中营中所发生过的更邪恶的事情，会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离所谓“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仅二十多公里远的地方。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完成作为硬性指标下达的高达95%的“转化率”，警察所采用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将未婚的女法轮功学员绑在椅子上，由几个男警手持七八根电棍，电击其阴道、乳房、头部，直到她大小便失禁，人昏过去好几天，很长时间因阴部受伤而不能行走。

除了高压电棍这种“常规”设备外，长期剥夺睡眠是另一种“常规”的逼人就范的方式。劳教所人员总结道：“不打你，不骂你，不让你睡觉，折磨死你！”我在劳教所期间所知道的最长的连续不让睡觉的时间是十五天十五夜。据说后来这个记录更上升到一个月之久！我曾亲眼目睹一名二十多岁的甘肃女法轮功在被连续折磨四天四夜后突然精神失常的那一刹那，——那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幕：天使突然变成魔鬼，一个正常的人被逼得发了疯。

上至八十三岁的老人，下至十八岁的花季少女，再到双目失明或半身瘫痪的残疾人，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被时时刻刻的残酷折磨着，直到她失去生命，或生命的尊严。

而且这样的罪行不是个别的，或短暂的。如果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的人数能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一、两百人发展到上千人的话，全国一共有多少劳教所？有多少人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劳教所中，从“人”被转化为“非人”？

在劳教所的每一天，我都在目睹或亲历种种惨绝人寰的反人道、反人伦和反人类的罪行，在空前惨烈的野蛮摧残、心灵交战和意志鏖战中，无数人无数次地被逼到生与死和彻底崩溃的边缘。

我所指的共产党的劳教所比法西斯纳粹的集中营更为邪恶的地方，就是它的这种所谓“转化”。人之所有能被称为人，除了有人的肉身外，更因为人有自己的思想、精神、意志、道德标准和生活原则。“转化”所摧残的，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因素，让人从“人”成为“非人”，成为恶魔、精神失常或部份失常、迷失心智认邪为正、认正为邪，或意志消沉，活着等死。

这样的大面积的发生着的罪恶，是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所有这一切，在将我无数次“置于死地”之后，终于激发出我最强烈的冲动：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必须向全世界揭露这惨绝人寰的惊天黑幕！

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我在大脑中的“抽像写作”。因为人尚在劳教所，我不可能将它们写在纸上。但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从到劳教所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被告知：不“转化”是绝对出不去的。

在此之前，我虽然经历了包括被电晕过去的酷刑，但我从未考虑过“转化”的可能性。修炼法轮功，是我自己用生命做出的选择，我从未想过要放弃他。

为了能出狱写作，我在 “转化”还是“不转化”之间一千次的苦苦挣扎。在经历过比死更痛苦的“to be or not to be”的抉择之后，我终于做出了“转化”的违心选择。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在修炼法轮功已经三年多之后，法轮功所要求的“真善忍”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因此说任何一句假话、违心话，对我来说，都像是在戕害自己的生命一样的痛苦，这样的痛苦，是那些惯于强奸别人意志的、张嘴就是假话的人所无法理解和想像的。而且他们之制定的“转化”标准，绝不仅仅是写一纸放弃法轮功的保证那么简单的事；你还必须写出洋洋洒洒的“深入到灵魂深处”的“揭批”法轮功的材料，你要能够在上千人面前、在摄像机的镜头面前，“面不改色”的攻击你自己视为神圣的信仰，而且你要能够帮助警察去折磨那些尚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

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还能够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还能够面对内心和理性的拷问吗？不能！于是，一次次地，你被推向人格分裂、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的《静水流深》这本纪实文学，就是在经过了这样的惨烈的代价后才写成的。我的出版者后来曾这样评价：你的书，是用命写的。

在读过我的书并深感震撼后，我的台湾出版者还曾问：法轮功遭受的迫害那么严重、涉及人数如此之广，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人出来写作？为什么你的书会成为全球第一本类似作品？

经由她的问题，我想到很多。在发言的开始，我说过自己是个“冒牌”的作家，但慢慢的我发现，中国社会还需要太多的“冒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艺术家、记者、编辑，等等，等等，因为所谓“体制内”的“正牌”的这“家”、那“家”们，早已集体失语，自我设限，失去了关切社会、关切人性、关切生命、关切宇宙的能力。在面对类似法轮功这样的被“党”定为头号敌人，又用尽了整部国家机器去抹黑的对象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正牌”的“家”们，都选择了退避三舍。更有少数“御用”文人和艺术家，在党的授意下直接创作出配合镇压的文学或影视作品。甚至镇压初期那天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和抹黑宣传，当然也都出于“党的新闻工作者”之手。

我不是文学批评家，无意评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的现状。但是，作为一名读者、一名观众，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现在的文学艺术作品多么堕落腐化、离中国人的苦难多么遥远。

也许，我们不能怪罪作家们和知识份子们的集体失语。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知识份子都是被严厉整肃的对象。党掌管着一切社会资源，叫你生你才能生，叫你死你就得死，“不为五斗米折腰”，“解甲归田”的“境界”和社会条件，早就不具备了。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的当权者，对社会资源的控制都从未如此严厉。

而更为严厉的是，共产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掌控，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文化的绝对“垄断”。这一点是历史上和世界上其它政党都不曾做过的事情。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也是唯一连续传承五千年的文明，然而，共产党对它的破坏是如此的系统、全面和彻底，以至于到了我们再不做点什么，这个古老文明、文化就会被完全摧毁的地步。

正如已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的系列文章《九评共产党》之六“评共产党破坏传统文化”中所说，由于其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共产党一直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破坏传统文化，而“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作家王力雄曾说，“我认为对未来中国，最真实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机，并不在经济、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结构的解体。单纯的经济、政治都在社会的浅层次，即使有危机也不难度过，文化结构解体所导致的精神紊乱，却会从根上毁掉一个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得到调整甚至重建，文化结构的形成却必须经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演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文明的形成都无例外——并且文化结构不能由人为设计和建设，所以一旦解体，就等于再无依托。……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落入那种命运。”

我以为，王力雄决不是杞人忧天。在经历了“三教齐灭”、“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和“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之后，今日中国道德之败坏，文化之堕落无以复加，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几乎已到被彻底摧毁的边缘。

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这一切，固然是拜共产党所赐，但也与我们每个人不无关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是“抽像”的，它必须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才能起作用；而它之所能起作用的地方，就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恐惧、妥协、贪婪、善恶不分和是非标准的下滑。

因此，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的是，中国的作家，或称中文作家，除了负有记录、表达和反映对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关怀外，首先更有一份清除共产党文化，抢救民族文化的责任。这个使命不完成，中华民族不可能拥有自由和灵魂和身心，我们的整体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都已经完全被党文化所异化和浸透，真正的、纯正的文学和艺术创作无从谈起。

可以说，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从暴力开始，而终结于人心的；因而抵制和清除党文化的影响和毒害，恢复传统、抢救民族传统文化，就必须从人心开始。

从“心”做起，我以为，最重要的在于不接受共产党所强加给我们的价值取向和是非观念，不承认它对我们的心灵奴役。共产党先是将自我塑造成神、再不惜“自毁形象”，以灭除国人心中对于神，及一切美好事物的信仰和向往，以至于使“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文化成了今日文化的“主流”。在改变这种现状，唯一的出路是正人心，并恢复人的正信。

这种“正信”，可以是对于神、佛的正信，可以是对于心灵自由的正信，对于人性的正信，对于传统道德、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正信，也可以对社会公义和正义的正信。只有有了这样的正信，才能够在道德和文化迅速下滑的洪流中，不被横流的物欲所左右，起到一份“制动器”的作用。

我始终相信，伟大的作品源自于伟大的心灵和高贵的人格，而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拥有一颗善良和高贵的心灵的人，他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艺术，哪怕他大字不识。

在物质越来越发达、诱惑越来越多、而文化危机越来越深刻的今天，拥有一份清醒，一份责任感，一份勇气，对于一名作家来说，就是比写作本身更重要的。

2007年1月31日

（注：本篇发言稿是为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准备的，因时间关系未在大会上宣读，只在讨论时间论及其中某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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