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中共还有政改的可能性吗？

【大纪元12月6日讯】

中共不知道政改是自己的命门

中共是否会政改？何时会政改？会怎样政改？这是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悬念。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改革是一个充满了机遇与创新的高度不确定的领域，将会比经济改革具有更多的变数、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可能性。这些变数与可能性一旦展开，必将为中国的未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选择余地。人们也普遍认为，如果中共始终推搪永不政改，这将是所有选择中最坏的选择。因为每拖延政改一天，中共的劣质官僚系统就将在堕落、腐朽、糜烂的粪坑里更深陷一天；而那些极端主义的、破坏性的政治势力--如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地方分离主义、军人政客集团、血统主义的“太子党”等等--就将获得更多一天的政治滋养，中国的前景也就将更加风险莫测、阴郁黯淡。

在权贵主导的经济改革逐渐失去社会支持的情形下，正是对政治改革的想象和预期，构成了中共政权继续存在下去的主要民意基础。如果人们预感到中共的政治改革将永远也不会到来，或者，如果人们了解到中共的主动政改将完全不可能满足民众的想象和预期，那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将会逐渐撤销对中共政权的期待与支持。以此而论，政治改革实乃中共的命门，但中共当局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应该说，中共政改的基本前提是早就具备了的。这个前提就是：中国需要政改，民众盼望政改，时代呼唤政改。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中共权贵自己--都知道：不政改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已经严重分化的社会里，左与右、富与贫、朝与野，不管他们在其他问题上有多么大的分歧，但大家有着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中共专制政体绝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它非改不可，非大改不可。即使是中共高层里那一小撮最颟顸、最顽固的人，恐怕也不至于真就愚蠢到了相信中共政体无需重大改革便足以长治久安的地步。

玩弄词藻，空谈民主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从“六四风波”和“苏东波”中逐渐缓过神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不再羞羞答答、吞吞吐吐地谈论政改了。他们对曾经神经过敏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议题不再讳莫如深--比如，不再给人权贴阶级标签，也不否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他们还学会了一本正经、一脸无辜地谈论普世价值，轻松熟练地玩弄漂亮词藻--尤其是在面对外国政要和公众传媒的时候。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六十一次提到了“民主”。这说明，虽然深居高墙大内，他们也并不是一群完全不识好歹的死硬顽固分子。套用汉娜．阿伦特评价“二十世纪初期的职业革命家”的一句话来说：“他们也许是历史的傻瓜，但他们本人肯定不是傻瓜。”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仍然看不到中共有启动实质性政改的任何迹象。不仅如此，中共当局对政改的态度反而越来越投机取巧、虚应其事，其关于政改的一切理论论述、政治表态，要么陈词滥调、强词夺理，要么花言巧语、废话连篇。如什么“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什么“扩大民主与党管干部的有机统一”，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昏话，不折不扣的胡言乱语。至于近些年来所谓“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的改革试点，也通通不成体统，令人哭笑不得。

中共最关心的是怎样不改

中共的政改诚意一直令人生疑。我们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从邓小平开始，每当中共当局刚刚表白其政改决心，他们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却并不是制定方案、展开行动，而是急急忙忙地布防设卡、添堵立禁。政治改革还八字没一撇，邓小平就急不可待地抛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和“绝不搞三权分立”。很明显，他最关心的事情不是“改什么”和“怎么改”，而是“不改什么”和“怎么不改”。尚未铺路先设卡，尚未成行先立限，这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心态吗？这就是中共的政改诚意吗？当“六四”学潮从体制外给中共输送去政治改革的巨大推力，邓的选择却不是顺天应人、借风行船，而是逆流而动、大开杀戒，既犯下了弥天大罪，也将中国的政改事业阻挡了二十年。邓之后，他的两位继承人在政改上毫无“与时俱进”之处，甚至比邓更少了一些务实和坦白。近十多年来，他们越来越敏于言而讷于行，总是抽象地赞成政改而具体地反对政改，言词上声称政改而行动上阻挠政改，其一切花言巧语和高谈阔论，无不以百般刁难、严防死守来跟进、来落实。

是不能也，亦不为也

对于中共言行乖张的政改表现，人们有很多种解释。有人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话颇有几分道理。至少，在邓小平生前，如果他执意进行政治改革，他是有能力也有办法做到令出必行，而不必太担心群僚抵制后院起火的。但是，邓小平并非真正的政改派，他只知道中共政体不可持续，却不知道未来的政体该如何抉择、如何构筑。简言之，他根本就不具备政体创新所必需的远见卓识--他比先后与他分道扬镳的胡耀邦、赵紫阳要逊色多了。邓视多元民主、三权分立为中共的大敌，对舆论自由、司法独立也充满了恶意，所以，尽管他有能力、有权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改，但他绝不是设计和实施政改的适当人选。

至于邓所钦定的江泽民、胡锦涛及其高层班子，我们则不能高估他们的个人权威和政治能力。他们摆不平、搞不掂的事情太多，非止政改一项。对他们而言，政改是不能，还是不为？是无胆，还是无识？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得过且过、苟且偷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其擅闯高度不确定的领域，不如在狭隘的既得利益里知足常乐，江、胡便是这样的人物。世人既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治远见，即便以实力、谋略、雄心、胆气与魄力而论，他们也只能徒羡毛邓、辱没胡（耀邦）赵（紫阳），实在不堪担当中共政改的天降大任。

政治改革不可能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嘉年华、一幕大团圆的轻喜剧，它必然要触及权贵与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未来收益，必将造成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翻转。那些当惯了体制寄生虫，在现行政体下享足了特权、占够了便宜还希望封妻荫子、世代相传的中共权贵，他们内心里并不乐意政治改革。他们人数虽少，却身居权力要津、占领体制重地，拥有阻止政改的条件和能力。这大概就是江胡们的政改困局：对他们来说，做特权利益的守护者比做政治改革家要轻松得多、容易得多、顺当得多。他们的执政能力与政治权威可大可小，因为共产党的权力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怪物，拿去谋私作恶，其权无边，用来立功行善，其权难用。既要守护特权又要敷衍民意，他们也就只好说一套做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政改之于此辈，是不能也，亦不为也；因不为而不能也，因不能更不为也。一旦他们认准了拖延政改的“维持主义”之道，那么，政治改革的条件永远不会成熟，时机永远不会到来，风险永远不敢承担，代价永远不可支付。

越腐败越害怕政改

李慎之先生八年前曾说：“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若以苏东巨变、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大气候和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小气候来看，此论绝对正确。但若仅以中共特权利益阶层的“小小气候”来看，政改的条件反而越来越夹生半熟了。这不是因为这个阶层的社会主义信念越来越坚定、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纯洁，而是因为他们践踏了越来越多的良知和正义，贪占了越来越多的不义之财，欠下了越来越多的无头烂帐。腐败已经成为特权利益阶层固定的联系结构和唯一的生存方式，而越腐败，便越不情愿政改，腐败得越厉害，便越害怕政改。

中共还有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吗？目前还看不到。中共权贵一日放不下特权利益，也就一日不可能开启实质性政改之门。发动政改的领袖迄今尚未产生，而期待政改的民意正在加速流失。当然，总会有那么一天，到了权贵阶层生死存亡之际，中共当局终将痛改前非、立即政改，就如武昌起义后的满清政府一样。不过，真要到了那一天，曾经奇货可居的政治改革，也就多此一举、一钱不值了。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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