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子纯法国巴黎采访报道)中国国内近来接连发生的石油下岗工人维权、吉林教师罢课维权、军转维权,以及浙江湖州暴乱等维权抗暴事件,是继中共十七大后,中国基层民众维权的大型抗争事件。加上以汪兆钧为代表的各界人士致胡温公开信,要求政改,迫切终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的“中国的公开信时代”,所反映的是中共独裁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危机。有评论指出,这些预兆如同火山爆发前的岩浆,预示中共即将解体,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前兆。
国际社会上,三退大潮、奥运人权圣火、萨尔科奇访华、中共“报复外交”的手腕对待国际社会维护普世价值、人权民主国家等问题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本报记者采访台湾驻法代表处代表吕庆龙,他认为,三退大潮是中共面临是一个无比的挑战,中国人的民主诉求和民主的话已经到了挡不住一定要面对的阶段,他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只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而影响全世界普世价值的追求。
吁经贸利益前 勿忘民主、人权普世价值
吕庆龙指出,萨尔科奇此次访华,以经贸为主轴,在人权问题上避重就轻,对海峡两岸的问题上,公开对台湾独立说了不,一反法国外交常规的做法,令关注中国民主的各界人士的失望,特别是人们对萨尔科齐在竞选总统时曾一再表示:“不要所谓现实政治”,“要做人权法国的总统”,“要把捍卫人权和防止气候变暖的斗争作为法国外交行动的两项优先”的承诺,在此次访华没有体现。吕庆龙表示,萨尔科奇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把重点摆在经济利益这方面,对人权这方面并无提及,他对有关台湾的谈话,我们的确是非常失望。
因为人权是普世价值,同样人权也是萨尔科齐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所高倡的追求总统职位、总统责任,要担负起的一个国际责任,是非常崇高的。
吕庆龙说,欧洲议会议员瓦森(英国籍),昨天他发表了谈话,他说,如果萨尔科奇总统先生认为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话,他建议萨尔科奇总统到台湾去访问,那时候你就知道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特别希望法国政府在追求跟中国大陆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法国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法兰西价值或普世价值,自由、民主跟人权,这个绝对不应该因国家的不同而变化。
中国 更需要国际社会技术市场
吕庆龙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国际社会技术市场,它用经济这方面的利益来迫使这些西方国家来要求台湾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这个让我们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也很讽刺的事实。
吕庆龙说,国际社会是不是要认真的思考,一个没有民主,一个不敢办公投的国家,竟然要求全世界重要的国家,要求台湾不要办公投。而事实上公投对台湾来讲,不要忘记那是百分之七十七的民众支持的一个公投,这个公投主要就是要求台湾有权利去参加联合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共)在国家社会里面打压台湾,把台湾排除在全世界的国际环境之外。这个跟改变现状或者跟中国(中共)所讲的迈向独立,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个跟台湾办公投跟改变现状毫无关联,也没有任何意图。
台北明年一月将要举行立法委员的选举, 3月举行总统选举。现在不管蓝、绿阵营,朝野政党,都要办公投,这个是民意,这也是民主的基本精神。所以我们对萨尔科齐总统先生讲我们非常的失望,当然我们会继续的去沟通。
近来有评论认为中共对不听话中共的采取“报复外交”,就像美国总统布什发给达赖喇嘛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中共拒绝美国航母进入香港,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见达赖喇嘛、谈中国人权、产品造假,对德中关系带来严重冲击。怎么看待为了经贸关系,绕开中共迫害人权、社会乱象的实质问题,这对遵循国际法则、朴实价值,以及是否对于中国人真正走上民主之路有帮助?
吕庆龙代表认为,关于这个议题我们分几个方面来探讨。第一个,中国它要不断的发展,它要持续发展,追求每年至少百分之七以上的经济增长,否则它内部就会有社会大动乱。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需要国际社会,需要资金、技术、管理,需要现代化的思维,今天我们看,空中巴士,中国只有承诺而已,要买160架空中客车,核发电厂 AREVA它(中共)要买几座。我们不要忘掉,这两家法国公司(分别)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有其它国家的股份,同样德国空中客车和AREVA核能发电厂里边都有相当高的股份。
换句话说,今天萨科齐总统到中国拿到的定单也包括德国的利益在内;我们再来看德国,德国的外交部,德国的驻北京大使,这两天他们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讲到,是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还没有到影响的阶段。
中共利诱国际社会 伤害的是中国民众
吕庆龙说,我们也看得出来,中国(中共)善于在国际政治上使用它的经济利益来当作诱饵,在很多地方它(中共)会运用它所为的政治,追求它(中共)的政治利益来对国际社会进行胁迫。但我们不要忘掉中国还是需要国际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中国拒绝美国的航空母舰到香港。可不要忘掉,中国需要美国的大市场,他每年从美国赚了多少钱?上千亿美圆的外汇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国从中国拿到的定单总值,相当于法国对中国的入超。换句话说,它贸易不平衡嘛。
吕庆龙指出,在用经济利益的手段是有它一定程度的功效,但到最后损害的是中国自己本身。因为今天你这样做,很简单,国际的规范还是存在的。当然国际规范它表现的方式,运作的方式,跟原来的国际法落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事实。很明显我们看到经济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的一环,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可是如果中国要在国际社会里边担任一个大国的话,那它没有选择,它必须跟国际社会对话甚至于合作。至于说这种情形会不会影响到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我们认为,本质上是中国领导人的思维,如果心中没有自由,心中不敢有自由,心中不敢想让广大人民享受正常人民应该有的尊严跟自由的话,那么这个挑战就很大。
经济和民主密切相关 民主是必然
吕庆龙表示,有人说,也有很多国际社会的人权组织也是谈到实际上经贸利益是跟中国人权的改善密切相关,作为一位外交官员的吕庆龙代表认为,人民生活有几大需要,先温饱、求生存,接下来就是谈品质的改善。从全世界很多国家来看,从台湾发展的过程中也看的出来,50、60年代,台湾的国民所得不到145块,1968年我们实行国民义务教育的时候才145美元。到了1982年,因为人力资源的投资,我们就达到了2600元了。台湾从1987年到现在,我们很清楚的看的出来,经济的发展跟人力资源,教育方面的投入是有直接关系的。
台湾民主化能够成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当然要归功于经济的改善,经济改善了大家有更好的环境,特别是台湾的国民教育水准都很高,也造就了台湾国民跟国际社会来互动。这个互动包括从外面的影响力,包括把台湾的形象带出去。这些对自由与人权的争取都有帮忙。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台湾是这么自由、民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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