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记者看中国记者界腐败现象

【大纪元11月9日讯】(BBC中文网站/尤翠茵报导) 11月8日，中国记者节。和护士节和教师节一样，记者节是中国三个仅有的行业性节日。

可中国记者真的那样受到尊重吗?

“打点记者现在变大事啦！”、“防火防盗防记者。”、“不要钱、不骂你的就是好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一口气数着。

看来现在的中国记者不是每一个都值得在记者节被歌颂。

陆晔说看到新闻系学生办活动最忙碌的是拉赞助，活动内容讲什么变得不重要，因为没有赞助，便没有钱，没钱便很难吸引人家来报导。

学生时代已经开始被污染了，更不要说不时出现一些冒充记者敲诈企业的新闻。

最近一起将记者以及假记者问题推向聚焦点的事件，就是《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兰成长因威胁揭露黑煤矿而被殴打致死一事。

关注新闻自由的组织如无国界记者等认为此事显示中国记者受到粗暴攻击，十分值得关注，但当地警方却说兰成长在死前预谋勒索有关煤矿。

谁是谁非？让人纳罕。新闻自由和腐败怎么好像变成了孪生儿?

作为一个以香港为基地的记者，感受很复杂。思想走回多年前。

“不要问不要脸的问题！”

2000年，我到北京采访人大政协会议的时候，其中一项工作是采访当时的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与国家领导人的会面。

那次会面在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举行，大家可以拍摄三分钟到五分钟的领导人握手时间。香港记者没什么机会可以向国家领导人提问，这五分钟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看谁的问题可以得到领导人“垂青”回答。

领导人还没有进场前。一个国务院男新闻官粗声粗气的向我们吼叫：“你们不要问一些不要脸的问题！”

在另一个场合，一个更高层的国务院新闻官冲着我说：“你公司过去的记录不好，不用想我们会接受你的采访！”

“不要脸”？“记录不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的“不要脸”是质疑领导人决定的问题，他们说“记录不好”的机构是香港最受市民信赖的传媒机构。

过去种种的经验让我发现，新闻在中国大陆是权力机关的一个工具，记者只可以在狭窄的空间中做一点的事情吧。中国记者总像被绑手绑脚，没有什么新闻自由可言。

他们的报导可以到某些层面，但是一越雷池半步，便会粉身碎骨。

但是这些年来，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似乎已经走出了我这套思想。越来越多的揭露行政失当的报导，越来越多的批评报导，但是也越来越多一些记者敲诈企业的新闻。

竞争会带来腐败？

陆教授一口气说了数个案例涉及记者敲诈的案例：《财经时报》记者、《中国食品质量报》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消费日报》浙江记者站以帮助“曝光”采访对象的方式骗取金钱、《中国工业报》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要挟当地建设局、《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站长以发表批评报导曝光相要挟……

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呢？陆教授说问题是竞争太大，而记者站往往是总部创收的重要渠道，于是记者站要寻租，而这当中就出现了发生问题的空间。

就像《中国贸易报》关于山西记者站兰成长被殴打致死事件，他是不是“真记者”好像变成一个重点。报导说兰成长在死前给分配了一年十八万元的创收任务，这事都是意有所指，但当中的真相是怎样呢?

陆教授说，在大陆“一个记者可以毁掉一个企业”，所以不论是否真有其事，于所有报导，企业都会给钱打发，就是有了这些空间，才会诱发贪婪的人性。

她说：“选择当记者的人，一般来说不会是想发达的人。可是记者生存状态不佳，社会地位、职业保障都很低，阶层分化导致心理失衡，这是其中让记者走上腐败的原因。”

伦理边界泛化，“车马费”或“红包”被媒介行业视作新闻生产过程中消息源付出的必要成本，成为默许的职业习惯。

但制约贪婪人性的制度呢?

陆教授说，批评报导本质上是行政系统自上而下授权媒介，对下级单位进行监督的报导手段，所以在缺少行业监管和职业道德约束时，很容易演变为利用行政系统获得社会资本向下级单位进行“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

“记者可毁掉一个企业”？

在一个香港记者的眼中，这样的事情不可想像的。要竞争，靠的是各做各的新闻，看谁更受到关注和欢迎，要找广告或是其他金钱上的东西，都是由传媒机构的商业营运部负责。别说收红包，只要收到礼物，都是要捐出来的。

而且在一个讲究公信力的媒体环境，所谓“一个记者可以毁掉一个企业”的情况根本便不发生，因为读者会分析真假，记者也会很介意自己说话的真假。

还有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你可以买通我给你盖着这个黑材料，但你可以买通另外所有的记者为你盖着同样的黑材料吗?

事实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报社记者站人员重新登记，希望作更多规管。结果管是管了，做新闻的限制更多，但敲诈勒索的情况还是偶有发生。

后来和陆教授再谈，她说：“当局也在整治，但是和所有领域的反腐败一样，制度性的原因，如果制度不根除，总归是治标不治本……”

想起一个比喻，在中国反腐败，就好像自己坐在椅子上要搬走椅子。同样适用于一个和行政当局充满扣连的新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