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泉：民主先声（18~22）

【大纪元11月28日讯】郭泉：民主先声18：中国的公共知识份子时代还没有到来

《论语·乡党》记载：“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子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孔子在游山观景的时候，看到山谷里的野鸡能自由飞翔，羡慕山梁雌雉“得其时”，而联想到自己东奔西走，无有回应。因此，他感叹生不逢时。

孔子的哀怨，说明知识份子和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那么，孔子的时代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从中分析出知识份子需要什么样的时代，或曰，在什么样的时代，知识份子才能最乐意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呢？

知识份子的第一个时代是孔子的时代，虽然与老子和老子的门徒相比，孔子要积极入世很多，但是，孔子也很清楚，尽管他和他的门徒们自己知道什么是社会必需的，但却没有可以实现的希望。最后，孔子也不得不绝望。如今孔子虽然被阅读，但是又有几人能真正体悟孔子对“礼崩乐坏”的极度焦躁之心呢？

知识份子的第二个时代是革命时代，当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达到人民的生命极限的时候，民众和知识份子的融合，才催生了革命者以及革命者的思想。在革命时代里，他们是革命的，他们认为需要号召激烈的变革，并希望这些变革（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忠告的结果）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他们中也有极少数人拿起了武器，成为战士。

知识份子的第三个时代是自由时代，只有当历史发展到社会公众开始意识到知识份子的意见是可取的，至少意识到是善良的时候，知识份子才是与时代环境和谐的。这种和谐表现为，例如知识份子在提出他们自己认为是必要的那些改革的时候，他们深信他们的提议是会被人欢迎的，至少是被众人认真思考的。而且即使他们的思想不被采纳，他们也不会因此就不喜欢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

综上，目前中国的知识份子（御用文人、朝廷鹰犬除外）还处于孔子时代。知识份子与社会的和谐时代还没有到来。于是，当代中国尚存良知的知识份子难免不发出与孔子一样的哀叹：“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郭泉：民主先声19：公共知识份子的天职是批评主流政治

我想，开始这篇文章之前，应该先确定下什么是公共知识份子。

不要看到公共两个字就立即想到那些时常在媒体出现的御用文人。不，他们不是公共知识份子，因为这些御用文人代表的不是公众，而是他们的主子。他们的主子是以公众为敌的，因此，御用文人恰恰是公众的敌人。

公共知识份子是指代表人民、代表历史发展正方向的“社会良心”。他们最突出的表现是，当集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众的时候，这些“社会良心”敢于批判主流政治。

举一个去世不久的著名的公共知识份子的典型：

2004年12月28日晨，“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份子”苏珊·桑塔格去世，享年71岁。苏珊·桑塔格一直是一个高度被关注的公众人物，由于其社会批判的力度而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苏珊·桑塔格始终对美国的主流政治持批判立场，尖锐抨击美国发动的轰炸前南联盟和伊拉克战争，并一直为美国政界所诟病的形象刻意淡化和省略，例如2001年5月9日，桑塔格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苏珊·桑塔格不是为她自己活着的，她是为了全人类的良知活着的。她的良知就是为了民众不被主流政治愚弄和欺凌而展开批判。

这就是公共知识份子的天职。

尽管中国还处于实际上的“秦政”的延续，但是从外部渗透的自由思想，还是使得中国产生了一批公共知识份子，他们的言论在当代公共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但严格说来，这个说法不是在真正、完整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大致、相对的意义上才能成立。

公共知识份子的存在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前提，在没有这些自由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言论要么是自我设限的，要么是必须冒受到惩罚的风险。

那些稍有实质意义的观点得以成为公共言论，全靠言者的言说技巧和读者的解读技巧。事实上，中国人在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达和领会方式，只有具有一定阅历的人才明白那些含混其辞的说法、那些缺乏主语的句子、那些故意张冠李戴的称呼是什么意思。

中国公共知识份子的尴尬就在于此，即我们必须始终要注意用高技术含量的话语来行使公共知识份子的天职，否则就准备好去见上帝。

而我，就早已准备好去见上帝了。

郭泉：民主先声20：极权、资本与媒体，联合绞杀了中国公共知识份子

90年代中国进入“极权时代”，这个极权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保持着一种张力，而且也开始觊觎在全方位内落实这种极权。极权很快发现，只要在经济上和思想上落实极权，那么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极权的荫翳下了。

极权介入知识体制后使得知识体制官僚化，使得知识份子的生存资源和发表资源都集中在了极权、在知识体制内的代言人手里。

极权还利用其手中控制的权贵资本，通过9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扩张，使得文化的生产象其他消费品的生产一样，被强制性地纳入了市场的轨道，过去知识份子或者为神圣的使命、或者为表达自我而写作，如今市场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欲望而生产，并且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

这是极权演变的权贵资本对思想进行裹挟之后所干的真正勾当。其勾当最后表现在权贵资本与媒体的合谋，垄断了舆论。以前是极权直接发布舆论，而当极权通过权贵资本控制媒体之后，他们联手过滤掉他们不喜欢的话语，封杀他们不喜欢的知识份子。相反，他们力捧他们喜欢的文人，利用这些御用文人发布极权的观点。一切做的非常隐蔽。极权躲在背后操纵着一切。

西方对公共知识份子的定义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虽然中国的极权、权贵资本不喜欢知识份子，但是他们知道人民喜欢公共知识份子，于是他们就必须找出一些他们喜欢的知识份子来充当“公共知识份子”。让人民觉得这些“公共知识份子”说的话是正确的，是在维护人民利益的，而实际上这些御用文人假冒公共知识份子的名义发布着实际是极权和权贵资本发布的舆论。

于是，中国的极权、权贵资本与媒体的合谋，产生了一些时常出现在媒体上的知识份子。他们经常被人民误认为是公共知识份子，而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他们貌似“为人民着想”的观点，其实完全是在帮主流政治给人民设定一个圈套。这个圈套就是为了让人民以为这不是主流政治的强迫，而是“公共知识份子”的建议。

而真正的公共知识份子的观点，人民是永远听不到的。真正的公共知识份子，在中国早已丧失了话语权。

郭泉：民主先声21：奠定公共知识份子地位的，不是学问的多少，而是良知和勇气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历史上留下英名的知识份子，只有两类，一是发明或传承文化文明的知识份子；另一是反抗所处时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识份子。

当国家处于一种正常态的稳定发展的时候，第一类的知识份子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而使得他们名垂青史。例如，司马迁、祖冲之、李时珍等文化、科技方面的历史名人。

当国家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状况，例如出现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殊条件的时候，第二类知识份子就开始不断出现。这个时候，中国知识份子也面临着特别的、困难的选择。一方面，转型期的社会现实非常需要敢于直言的公共知识份子；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和所谓“舆论导向”的要求处处钳制言论。说还是不说、说什么、怎么说，对每一个知识份子都是选择、都是问题。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这时的知识份子产生了分化。他们分化为三个大的类型：一是书斋型学者，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唯读圣贤书”；一是成为御用文人，谋求生存机会；第三类型是革命知识份子，他们是“反抗所处时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识份子”。例如，李大钊教授、闻一多教授、瞿秋白教授。

此三位教授在各自的专业教学、研究上的成就充其量说也就是一般的学术水准。与他们同时代的和他们相同学术水准的人在我们的记忆里、在历史教科书上都早已荡然无存了，而这三位教授却永垂不朽、流芳百世，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即，中国的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所谓复杂是指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情况层出不穷；所谓简单则是价值与是非泾渭分明。此三位教授，却始终坚持人间正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于是，我们知道，评价公共知识份子的尺度不是个人知识的多寡与深浅，而是良知与道德勇气。

郭泉：民主先声22：极权集团正在把人民的财富共产到他们的腰包里去

经过23年的政治和哲学研究，我得出了和马克思一样的终极结论：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不幸的是，考察当代中国后我不得不认为，至少在现阶段，共产这两个字，在中国是极权集团用来掩盖“剥夺”一词的代名词了。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人民革命在最初的时候，其实都是打着“共产”的旗号的，例如最有名的陈胜吴广起义，他们的口号是“均贫富，等贵贱”；40年代，我们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千百年来，革命的口号有这样那样的“与时俱进”，但是其“共产”的要求却如出一辙。

人民革命往往爆发在贫富分化最严重、阶级剥削最残酷的时代。人民革命的初期，革命者的要求的确是“共产主义”。但是，革命成功后，革命者及其家属，从被剥夺者一跃成为统治者。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在革命过程中的被共产掉的，以及事先答应的要共产的，在新的统治者执政后，陆续又回到了统治者手里。一切又都恢复成了老样子。

这一情况，在列宁领导的苏联革命成功后，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后，都有极其显著的表现。特别是1952年2月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因贪污等罪行被判处死刑，这使得毛泽东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夺取政权的革命者很有可能会快速蜕变成一个新的权贵阶级，从而使前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功、果实化为乌有。于是毛泽东策划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的各种运动。虽然，毛让国内最大的走资派—国家主席刘少奇身陷囹圄，最后卒死狱中，但是，走资派在毛去世后，立即消灭了毛派革命者“四人帮”及其团队，走资派在清算毛思想的斗争中，得到了巨大的胜利。

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被终结以后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

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在新时期，完全集结成一个极权集团，他们对外软弱，对内暴戾。他们继续使用共产的名义把人民的财富都共产到集团内部，而根本不考虑人民的幸福指数。

然而，对再次沦为被剥削者的人民来说，这次有了一个大麻烦，即新权贵的权力的获得是他们高举共产进行暴力革命的结果，而人民对这些新权贵的革命、反抗和其他什么牢骚怪话，就立即被这些极权轻则污蔑为一小撮坏人煽动不明真相群众的“群体事件”，重则用法律手段打成“反革命”或判定为“颠复”罪了。

所以，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后，决不能换一套新人马去做以前一样的事情。如果只是人员变动，而不更改旧的统治性质的话，那么革命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赶走了上一批剥夺者，而置换上了新的剥夺者而已。

人民革命，意味着，从开始到最后，都必须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目前，极权集团正在把人民的财富共产到他们的腰包里去，这是严重地背叛共产主义的行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无产阶级的二次革命，革命成功后用民主的方式对革命成果加以固定，惟此，才能最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否则，就产生新的极权压迫。(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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